两类《涅槃经》典范人物之比较叙事研究

大乘《涅槃经》是在小乘《游行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经典。通过这两类《涅槃经》典范人物叙事方式的对比,如阿难、魔王、纯陀、阿阇世等四位人物的地位、形象、性格特征演变之比较,可以探究关键人物在声闻乘经典向菩萨乘经典转向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细究两类典范人物的演变之因,是出于佛典翻译、褒大贬小及适时解决佛教危机之需要。对两类《涅槃经》典范人物之比较叙事研究,对其他类型的大小乘佛典之对比研究,也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试论《涅槃经》的传译对王微画论观念的影响

随着《大般涅槃经》的译出与弘传,既证实了竺道生此前关于顿悟成佛与一阐提成佛义的论断,也带来了涅槃学的兴盛,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与玄学思想的进一步融合,从而引发了其时艺术理论的某些细微转向.本文尝试就《涅槃经》的传译对王微画论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展开论述.     

《药师经》翻译新考

《药师经》关乎药师信仰的研究。疑经的风气兴起以来,它受到了颇多怀疑,于今益盛。《药师经》的翻译,记载本来是清楚的,但由于现存对十二卷《大灌顶经》解释的分歧,一些学者以为《药师经》是中土伪造的。《大灌顶经》前九卷甚至整个十二卷具有很明显的道教特性,费长房将其著录为帛尸梨蜜多罗翻译,有怀疑空间;将作为依据的《杂录》称之为子虚乌有,甚至说是费长房的伪造,都是过度怀疑的结果,需要重新审视。20世纪初,斯坦因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地区发现的一批梵文佛经中就有药师经典。假定吉尔吉特地区发现的《药师经》真的是慧简所造本的回译,时间的衔接太过紧密,不合当时印度文化传入中土有相当长的时滞的现实,而且这个时候正是中土僧人西行取经的热情迸发期,回译说更令人难于置信。澄清《药师经》的翻译问题,对中国佛教史、文化研究殊为必要。     

论郭沫若《凤凰涅槃》的修订及其释义

《凤凰涅槃》作为收入诗集《女神》的一首白话新诗,它鲜明地表现了五四时代的不乏困惑的理想主义、革新精神和自我精神,同时也极好的融合中国古典的传统和西洋现代主义精神。郭沫若对该诗持续的修改表明了时代思潮的更替、诗人思想情感的变幻,以及诗歌形式的完善。“凤凰涅槃”是郭沫若创造的一个跨文化(诗意)新词。     

朝鲜民间故事与《百喻经》之关联探微

佛经是东方文学的一座宝库,它对东方文化乃至文学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朝鲜众多的民间故事以及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与佛经有关联。朝鲜的民间故事、小说受佛经影响有些是直接通过印度接受的,但更多的是通过中国间接接受的。特别是《百喻经》,作为汉译大藏经中的百媚,被誉为东方的“伊索寓言”,对朝鲜民间故事的产生给予了重要的影响。     

论唐代佛经翻译小说《猛光王传奇》

唐代佛经翻译小说《猛光王传奇》的主要思想是否定爱情、情欲和色欲,展现怨怨相报为祸之烈,抨击四种姓制度和理论.其主要情节为喜剧情节和惊险情节.其结构为发展了的故事累积型.     

《胜鬘经》与南朝佛教

《胜鬘经》作为弘扬如来藏思想的代表性经典,在晋宋之际中国佛教从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朝佛教界对《胜鬘经》的注疏和讲说极一时之盛,《胜鬘经》的思想成为南朝佛教思想展开的重要契机。如在南朝佛教的判教说中,"不定教"的提出就与《胜鬘经》相关;而对《胜鬘经》中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的阐释深化了南朝佛教思想家对"如来藏"和"佛性"的认识;《胜鬘经》的"一乘"说构成南朝佛教"一乘"思想的重要环节。可以说,《胜鬘经》为南朝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启示

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是古代翻译活动的主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争执和演变。这些相似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翻译的种种困难与矛盾,揭示了与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而又超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差别的翻译的本质问题和基本规律。     

从介词角度看《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的翻译时代

关于《旧杂譬喻经》的译者及时代一直存在着模糊和分歧,每一种译经在语言上都有其特点,其中虚词的使用能够显示出作者与时代的特色,从介词结构的语序和被动表达式来看,《旧杂譬喻经》应该属于汉代以后晋代以前中古时期的佛典译经。     

论梁武帝的《断酒肉文》与佛教中国化

素食是汉传佛教的一个特色.但汉传佛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绝对要求素食,直到梁武帝颁布<断酒肉文>,素食才成为汉传佛教教徒必须遵守的戒律.<断酒肉文>决不只是出于帝王个人的爱好,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的颁布反映了中国本土文化对佛教的影响.通过对<断酒肉文>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具体地看出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梁武舍道事佛与唐代三教论衡

梁武帝舍道事佛是中古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疑案,但此一说法真正被关注是在唐代。与其斤斤计较此说的真伪,不如从唐代宗教文化环境中考察其发生与功能。从现存文献来看,唐代帝王史臣在反思南北朝政教关系的潮流中,将梁武帝崇奉佛教与萧梁亡国联系起来,道教徒也乘势将此提升为佛教亡国论,但梁武帝舍道事佛并未被儒、道二教关注。唐初佛徒对儒家、道教的批判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梁武帝舍道事佛主要承担起了抨击道教的使命,但受儒、道联合批评佛教惯例的影响,此事同时具有了扬佛、抑儒、贬道的宗教功能。唐代佛徒对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叙事突出了宗教对抗关系,这是对傅奕等道教信徒攻击佛教的响应。     

司马迁《史记》之秦皇与汉武

西方学界对<史记>的篇章结构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强调了一种分析十二本纪划分的方法.并详尽的论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儒家的胜利、朝色的选择、封禅之举、政权的膨胀以及封地的废止等方面上的相同处,由此提出"司马迁笔下秦始皇的事迹受到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并作为汉武帝的警示"这样的结论.     

梁武帝其人其诗

关于梁武帝萧衍的评价 ,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从其发迹、对宗室的态度、与儒道释思想的关系、诗歌创作等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勾勒出一个真实的“萧衍”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

卫太子冤狱的昭雪过程与西汉武、昭、宣三朝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为翦除卫太子刘据势力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此后,围绕着卫太子昭雪事件,武、昭、宣三代君王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武帝虽然给卫太子昭雪,但不甚彻底；昭帝嗣位后,对卫太子案漠不关心；宣帝上台以后终于使卫太子冤狱得以昭雪,与此同时,宣帝也借昭雪事件培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这股势力在牵制和铲除霍氏势力、维持宣帝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无形中助长了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预示着外戚专权时代的到来。     

梁武帝与梁朝的藏书事业述论

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梁朝,社会稳定、物阜民丰、文化繁荣。在此形势下,梁朝的官私藏书事业极其兴旺发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梁武帝的治国理念、躬行垂范与奖励学术研究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     

试析北周武帝释放奴婢的原因

北周武帝释放奴婢，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两晋至南北朝时期奴婢的大量出现，有战争、民族矛盾、自然灾害、少数民族落后等诸原因。随着内迁各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完成，民族融合的深化，门阀势力的削弱，解放奴婢的阻力大为减少；加之北周武帝个人儒学修养好，又出于灭亡北齐追求天下一统的目标，通过释放奴婢以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成为一种必然。     

北魏道武帝早年踪迹考

《魏书》对什翼犍的死期、死地与北魏道武帝建国前踪迹的记载上,其可信性不能不受到怀疑。细究南北朝史籍的相关记载,看似存在矛盾,但能发现巧合之处,而且南朝史籍能够补充北朝史籍缺少的部分内容。据此可推知：拓跋代国灭亡之后到道武帝九年（386年）回独孤部为止,道武帝并没有生活在代国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