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格与汉冶萍公司述论

李维格是中国钢铁工业之先驱。他历任汉阳铁厂翻译通事、会办、总办和汉冶萍公司协理、经理,对公司发展贡献巨大。1896年和1900年初,他两次进入汉阳铁厂,根据实践观察和了解,先后数次提出改良铁厂的计划。1904年,盛宣怀畀以重任,委派李维格出洋考察,并委以总办汉阳铁厂改良扩建事宜,汉阳铁厂及附属厂矿因之发展迅猛。辛亥革命爆发后,李维格力任时艰,在不利的社会环境下支撑公司生产事宜,并为尽快恢复生产、筹建大冶钢铁厂而奔波劳碌。1916年,李维格因身体原因离开公司。     

清末民初汉冶萍公司制度初探

本文探讨了汉冶萍公司在晚清时期的组织结构、内部管理模式以及民国初年汉冶萍公司制度的转变,分析了各历史时期汉冶萍公司制度的长处和不足,认为它代表了一种新兴的极富生命力的企业管理制度,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盛宣怀与汉冶萍日本借款问题新论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功绩卓著的实业家,也是清末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当时称雄亚洲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公司便是由他一手操办建立的。1903年始,公司因发展需要而举借外债,其中以向日本借款最为甚。日本方面觊觎之心昭显,借借款之际向盛宣怀提出诸多借款条件和要求。盛宣怀也因此备受瞩目和争议,以至于被扣上了"资本主义大买办"的帽子。而以其记述的史料来看,实际在向日本借款交涉的过程中,盛宣怀曾对日本的要求和借款条件进行抵抗,也曾竭力维护汉冶萍公司的利益以及保护民族产业,并没有全盘接受。因此,研究和探讨这一课题,对重新认识盛宣怀颇有裨益。     

汉冶萍公司与国民党政权之关系——以1927—1929年整理汉冶萍公司案为中心

1927—1929年,国民党政权展开了"整理"汉冶萍公司的活动。其目的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增强自身统治的基础。汉冶萍公司无力对抗,遂向拥有公司巨大债权的日本求援,整理汉冶萍便转化为国民党政权与日本之间的博弈。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不仅国内政局动荡,而且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在日本的干预和阻挠下,国民党政权无论是武汉政府还是南京政府均无法真正对汉冶萍公司进行接管整理。国民党政权丧失了将汉冶萍公司收归国有的一次良机,而汉冶萍公司则在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依靠日本,最终沦为日本的附庸。     

1922—1927年汉冶萍公司对日举债考略

1922—1927年汉冶萍公司先后两次对日本举债累计达日金1050万元。这仅仅是该公司对日屡次借款中的两宗,但因其时间延续上的紧密和影响的重大,应该成为汉冶萍公司史志上不应忽视的一段痛苦经历。同时,考察对日借款经过也是探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点的一种路径。本文对两次借款的原因、过程、影响及各方对借款的反应做了较详尽的考察。     

汉冶萍公司工业遗产及其保护与利用现状

汉冶萍公司是中国近代唯一大型煤铁厂矿联合企业,其现存器物、建筑、景观和文献等跨越了武汉、大冶、萍乡和重庆等地,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近代冶金工业遗产。当前汉冶萍公司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在相关企业的推动下已先于国家层面而得以展开,但尚未与技术史和工业史的研究紧密结合。对于中国近代冶金技术史研究而言,如何充分地利用和挖掘现存冶金工业遗产的价值,形成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与技术史研究相互促进的局面值得给予重视。     

清末民初汉冶萍公司衰败原因新探

创办计划不周，厂址选择、设备购买、燃料解决的决策失误，封建衙门式的日常管理，融资的饮鸩止渴，导致了汉冶萍公司走向衰败，并被日本全面控制。     

历史大视野下的汉冶萍成败论

对于汉冶萍的历史,从民国至当代,"失败论"一直占据主流。即使对它的贡献有肯定,也是以"失败"为前提,其讨论则基本囿于近代钢铁工业范畴。如果转换历史视域,突破"短时段"的视域与"非成功即失败"的传统思维,把汉冶萍公司的工业实践放到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脉络中省视,就可以对它的历史价值有新的发现。首先,汉冶萍筚路蓝缕,开创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新纪元,其命脉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它培养的技术人才、购置的钢铁冶炼设备、摸索积累的采矿冶炼经验和教训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军工建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钢铁工业的孵化器;其次,它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唯一完整经历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三种体制的公司,每一种体制变革,都是中国钢铁工业先驱在历史空间中作出的艰苦努力,它的最后挫败,让后来者对钢铁工业建设的特殊性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钢铁工业走国有道路渐成共识;再次,它作为"东亚第一伟业",以崭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态打开中国人的传统眼界,成为其时工业启蒙的一面旗帜,并在抵御列强、"挽利权以塞漏卮"的工战中狙击洋铁与洋煤,被西人视为"黄祸"与"中国工战第一炮弹"。历史过程错综复杂,不能以所谓"历史局限性"与最后"必然"失败的庸俗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对汉冶萍的历史命运断然作出"失败"的评判。     

约定俗成 思维定势——浅析汉冶萍公司的概念

汉冶萍公司这一名称正式出现的时间是1908年.而学界对其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在研究1890~1908年之间的历史时往往模糊和交叉使用汉冶萍公司和汉阳铁厂的概念,使初涉汉冶萍公司历史的人产生困惑.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是学界的主流观点将汉阳铁厂的历史纳入到了汉冶萍公司历史的框架内,这就不可避免造成这样的情况:既坚持汉冶萍公司起于1890年左右汉阳铁厂创办之时,又承认1908年三处合并正式定名为汉冶萍公司;在研究1890~1908年间的历史时,同时使用汉冶萍公司和汉阳铁厂的概念.严格说来这是不科学的.目前,模糊和交叉使用已经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约定俗成的思维定势.     

公司重整计划制度述论

公司重整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在于防止大企业的破产。公司重整计划是公司重整制度的主要内容,它的制定、内容、通过与认可、执行直接影响着公司重整制度的有效实施及功能发挥,在整个重整程序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本文在参照、比较国外成熟立法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司重整计划进行探讨     

股债融合视域下的公司治理:现实检讨与法制回应

随着期权、混合型投资工具的出现以及轰轰烈烈的公司法竞争,股债融合兴起,导致股东投票制度失灵、管理层信义义务失效、一股一权规则悖谬以及相关主体认定的困难,诱发了一场公司治理危机。我国当下的公司法改革,需要评估金融创新带给公司法律制度的具体影响,着力提升公司法制度对资本的吸引力和在全球化时代下的竞争力,同时要丰富类别股的设置、规范股东投票权的行使、限制股份出借和股权互换,推进公司治理法制的回应性变革。     

美日公司治理机制的特点、文化要素及对中国的启示

公司治理机制是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制度保证。以外部治理为主的美国和以内部治理为主的日本在发达国家中都具有典型代表性,由此我们也发现不同国家其公司治理机制必须是建立在符合本国文化制度的前提下展开的。分析美国和日本公司治理机制中的股权结构、资本结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特征的同时,揭示出与其相关的文化要素的作用,这将是处于经济赶超和上升时期的中国在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方面必须重视的内容。     

西方公司治理模式浅析

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就是主要处理这一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以来 ,主要被概括为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 ,二者在权利制衡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以及市场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但目前又呈现出趋同趋势。     

近代中国第一部公司法:1904年《公司律》研究述论

1904年清政府制订的《公司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规,也是我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法律。对它的研究,无论是从经济史,还是从法律史的角度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公司律》作了简要介绍,对《公司律》已有的相关论著归类作了介绍和评述,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清末时期中西公司立法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比较

透过清末时期,对中西方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民主化程度、思想观念、产权结构等方面进行比较,说明中西公司法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的不同,从中令人悟到公司法律制度的建立必须立足于全方位的社会条件,否则将成为供人欣赏的摆设。     

企业竞争力与公司治理——以美、日企业为例

公司治理作为企业竞争力的内生变量,与系统内外的资源、能力和环境等其他变量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从而形成和发展了企业的竞争力。比较分析美、日企业的公司治理及其与竞争力的关系,对于改善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英美、日德公司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

公司治理模式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随后席卷世界各国,最近几年则成为国际性研究热点之一。文章对英美与日德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改进我国治理模式的相应对策。     

两种典型公司治理模式发展的趋同现象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公司治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有效公司治理的途径,英美和德日两种典型公司治理模式各具特色,在本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都存在一定弊端,需要不断改进。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正在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呈现出趋同化的倾向。我们要很好地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努力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市场经济要求的,能与国际接轨的公司治理模式。     

企业竞争力与公司治理——以美、日企业为例

公司治理作为企业竞争力的内生变量,与系统内外的资源、能力和环境等其他变量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从而形成和发展了企业的竞争力.比较分析美、日企业的公司治理及其与竞争力的关系,对于改善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