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的整体性

文章认为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思想是一个"一总三分"的整体系统,即通过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目标的完成而实现整体的目标——"振兴中华"。同时,"三民主义"作为各自独立的系统也同样表现出整体性。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的整体性不仅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今天全面推进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仍然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试论孙中山“富国”“养民”经济思想

孙中山在数十年的革命奋斗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富国养民的经济思想,其主要内容是“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富国养民亦是三民主义的归宿。孙中山的富国养民经济思想对今天改革开放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孙中山的“均平”与“协调”观——兼论孙中山与中国文化

“均平”与“协调”观承认“均平”与“协调”是事物自身属性和发展趋势,它集中表面于孙中山思想的六个方面,是孔子的“正名”、“均无贫”与董仲舒的“三纲”、“均贫富”思想的承传与弘扬。     

孙中山公开使用“三民主义”一词时间考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核心思想,也是国民党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是,这一名称最初是有其实而无其名。在1905年10月《民报》发刊词中它称为＂三大主义＂,1905年12月《中国日报》首先开始使用＂三民主义＂的称谓,但到1909年仍不被当时的国民党人所认可。辛亥革命后＂,三民主义＂这一称谓逐渐为孙中山所接受,并成为对孙中山思想的一个概括。     

孙中山公开使用“三民主义”一词时间考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核心思想,也是国民党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是,这一名称最初是有其实而无其名。在1905年10月《民报》发刊词中它称为三大主义,1905年12月《中国日报》首先开始使用三民主义的称谓,但到1909年仍不被当时的国民党人所认可。辛亥革命后,三民主义这一称谓逐渐为孙中山所接受,并成为对孙中山思想的一个概括。     

近代国际法视野下的“孙中山伦敦蒙难案”和“林维喜案”

孙中山伦敦蒙难案和林维喜案是发生在近代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两个著名案件,它们都涉及近代国际法上的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之争。英国政府在处理这两个同类案件过程中实行的是双重标准,遵循的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通过对两案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英国在执行国际法以及外交政策时的霸权主义实质。     

论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与转型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开始觉醒。他们紧跟时代步伐,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而开始了自身的文化和政治分化与转型。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与转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封建知识分子向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从近代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型,从向往资产阶级民主的知识分子向信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说学的知识分子转型。     

论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孙中山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20世纪中国历史变革的开创者,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先驱和践行者.他关于政治文明的思想及其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和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的传承和开拓者

此篇访谈主要是林家有教授忆述自己的学术经历及治学体会。林教授认为,学术拓展是学术研究的使命,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与正确掌握评判、衡量和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成败的基础。问题意识、资料的积累以及研究问题的立场、思维和方法是学术研究成败的关键。学术成果是时代和特殊条件下的思想产物,学术研究应该不断地探索和力求做到真实,给人以正确的导引。广大青年学子要树立永不停步的奋斗精神和增强勇于担当的使命感。     

“华夷之辨”及其近代转型

华夷之辨主旨是就华夏族和周边的夷族进行区别,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每当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遭遇危机之时,华夷之辨就被重新提出和强调。近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遇到了全面危机,夏夷之辨被重新提出和强调。"中华民族"观念是对"华夷之辨"的转型和超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走中道。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文化观念的更新

孙中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冲破封建主义文化观念和“中体西用”论的束缚，鲜明地提出了以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化观念体系，倡导博取兼收、融贯中西，走出一条文化综合创新之路。他的文化观念不仅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至今仍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陈嘉庚与孙中山交往考

20世纪初,陈嘉庚接受并追随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政治生涯与社会公益活动从此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陈嘉庚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并不因孙中山的逝世而消散,反而不断得到升华。从林文庆就任厦大校长与集美学村名称由来两个事件上可知,陈嘉庚与孙中山虽然未有深厚私交,但是他们的友谊建立在对民族大义的关怀上,显得尤为珍贵。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建设

在孙中山的金融思想中,国家中央银行具有重要地位,其言论著作中有许多关于构建中央银行的论述。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先后进行过三次筹建中央银行的实践活动,推动了近代中国的中央银行建设。孙中山关于中央银行的构想和实践,具有很多不同于当时欧美国家主流中央银行理论的独特之处,这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制度选择与设计产生了直接影响。     

陈独秀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陈独秀对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言说是陈独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给予孙中山及三民主义以很高的评价;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为了否定南京国民党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就对国民党奉为其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予以全盘否定;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又赞扬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孙中山与南社人物

从孙中山与南社人物的交往,浅述南社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和南社人物与孙中山的亲密关系,说明孙中山善于利用先进的革命文化及文人为革命事业做贡献的伟大气慨。     

论三民主义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三民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起到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三民主义担当了构筑其政治基础的历史作用.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三民主义始终是反对投降主义的有力武器,也是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生命的重要纽带.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吸收及重新评价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即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大约酝酿、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至1911年;西方社会主义学说是其民生主义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民生主义实际上是孙中山设计的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定性为“主观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尚有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