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川建昌地区的行政和军事建置及变化

明代建昌地区建置变化很大,有其特殊性。洪武二十五年前主要是行政建置,以当地民族为府州县卫所土官。洪武二十五年后,月鲁帖木儿等土官反明被平定,明王朝废除了行政建置,代以军事建置,增设四川行都司和卫所,驻军达五万多人。四川行都司辖六卫三十二千户所和五个长官司。行都司官员以流官为主,卫所官员有流有土,长官司为土官。明后期万历三年省建昌前卫后,才出现五卫八所。明前期,行都司及卫所、长官司有效地统治着建昌地区。明中期后,由于军民与夷人交往中的不良行为引起边衅,建昌卫土指挥使和邛部长官司土官衰落,原受土官抑制的彝族奴隶制扩张,掠夺劫杀卫所城镇军民,导致卫所萧条,控制范围大大缩小,军士减至五千多,靠从外地调入大批军队才能平定动乱。继之增置营戍,增派数千军士,分五大信地防守,但仍不能有效控制交通沿线,这种情况直到明朝灭亡。     

“田亩饱和度”与明代闽赣粤三省毗邻区的人口迁移

"田亩饱和度"是一种工具性概念,指的是同一区域历史时期纳税田亩与1949年纳税田亩的数量之比,可以用来测量重大事件对于区域人口、土地资源的影响,并藉此评估当地政府的赋役政策。这一工具性概念还可以用来测量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解释区域之间人口流动的成因与效果。分析表明,明代存在黄册户口与田赋实征册户口两套数据。在洪武以后南方大多数地区,黄册户口转变为派役单位,而田赋实征册户口则是纳税户口;户名之下,依亩计税。明代闽赣粤三省山区中的所谓"化外之民",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不列入黄册却见于田赋实征册的不承担徭役的纯粹的纳税者,且一直处于政府的管辖之下。因此,主要针对异籍者的税役均等与税役一体化,才是明代一条鞭法改革的目的所在。     

“田亩饱和度”与明代闽赣粤三省毗邻区的人口迁移

"田亩饱和度"是一种工具性概念,指的是同一区域历史时期纳税田亩与1949年纳税田亩的数量之比,可以用来测量重大事件对于区域人口、土地资源的影响,并藉此评估当地政府的赋役政策。这一工具性概念还可以用来测量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解释区域之间人口流动的成因与效果。分析表明,明代存在黄册户口与田赋实征册户口两套数据。在洪武以后南方大多数地区,黄册户口转变为派役单位,而田赋实征册户口则是纳税户口;户名之下,依亩计税。明代闽赣粤三省山区中的所谓"化外之民",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不列入黄册却见于田赋实征册的不承担徭役的纯粹的纳税者,且一直处于政府的管辖之下。因此,主要针对异籍者的税役均等与税役一体化,才是明代一条鞭法改革的目的所在。     

“碾伯守御千户所”辨析

以《明史·地理志》为代表的一些史籍认为 ,明代的陕西行都司领有十二卫、四守御千户所总共十六卫所 ,碾伯守御千户所是其中之一。这种说法有误。事实上 ,陕西行都司领有十二卫、三守御千户所共十五卫所 ,碾伯所不是守御千户所 ,而是西宁卫的右千户所。《明史·地理志》的错误主要是由对明代守御千户所的属性不清所致。辨别清楚明代守御千户所以及千户所的属性 ,对明代卫所制度和明代地理区划等问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明代南京官房考

洪武时期,南京官员、坊厢居民、卫所军士以及工匠、太学生等所住房屋多由政府统一营建。这些廊房、营房、廨舍都具有官房的性质,且有相应的分配与管理制度。官员廨舍由工部负责登记、分配与维修,民住廊房由五城兵马司征收房钞并上交户部,军伍营房由兵部掌管。至嘉靖时期,明初的官廨制度几乎崩溃,民占官舍、官僦民居,工部已无力监管,大批官房由官产变为私产。兵部则对营房征收租银,军士不再享有免费住房。而对民住廊房征收房钞的制度则一直延续至明末。明代南京的官房制度及其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政治因素,尤其是洪武时期的都城规划、徙实京师政策以及永乐北迁对城市社会的深远影响。     

明代清水江流域的民户人口研究——以今黔东南苗侗自治州为例

明代贵州的民户构成较为复杂,一般包括明初的民屯、商屯,"熟苗"及后来从他省迁来的商人和流民。清水江流域的民户人口,在明代的中前期,史料记载较少;记载较集中于嘉靖和万历时期。但记载的人口数据变化很大,不合常理,需结合当时的政策、统计方法、社会现实、地理环境等进行具体分析。万历末期,随着贵州各地的"苗乱",清水江流域的民户人口锐减。     

明代人口之谜探析

"明代户口之雾"一直困扰着后世学者,使人们难以看清明代人口的真实数字,由于当时史书均没有注明所统计户口是否包括男口和女口,所以,给后世学者带来诸多疑问.由于明代人口数一直没有定论,故现代人在著作中都将正史中所记载人口数作为全部人口数引用.通过对户口统计及记载资料的分析可证,明代户口统计是只计男口,不计女口,按自然生殖法则推算,明代人口数要比正史记载的多一倍左右.     

论明代公文风格的嬗变

明代公文的风格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嬗变 ,即多样期 (洪武至永乐 )、分化期 (洪熙至天顺 )、集中期 (成化至嘉靖 )和异化期 (隆庆至崇祯 )。公文的制义化、缺乏巧妙的进言策略以及屡禁不止的繁冗现象等 ,则代表了明代公文区别于其他时期公文的主要风格特征。     

汉唐宋元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分布在先秦已经比较广泛,楚汉时期黔中、武陵郡及其属县的广泛设置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汉代的著籍人口已达二三十万。三国至隋唐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继续增长,其分布由下游向上游递减。宋朝进一步加大了沅水流域的开发力度,不仅鼎州,而且辰、沅、靖三州人口数量增幅也很大,崇宁年间达到大约五十万人,宋代人口增幅变为由下游向上游逐渐加大。元代,该流域的人口数量增至最高峰。元代以前长时期的户口增长为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的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明代汝宁府进士总数考辨及影响因素

关于明代汝宁府进士群体的具体人数,历来文献记载错讹、遗漏较多。据现存文献资料以及前人学术研究成果考证,明代汝宁府进士包括双籍和卫所籍在内,共有345名。其中,中第进士数量较多的时期主要集中于嘉靖、万历两朝,光山、光州两地区进士的数量居多,占明代汝宁府进士总数的28%。仅仅通过经济、教育因素论证其对该地区进士数量时空分布变化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汝宁府所属各州县进士数量分布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并不成正比,移民因素、士子专经化问题是影响该地区进士群体时空分布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明代湖北八府的巡检司设置与分布

巡检司作为最基层国家行政机构,担负着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和保障乡村社会相对和谐的职责。明代湖北所辖武昌、汉阳、黄州、承天、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八府的巡检司在设置与分布上有一定的特点与规律,如设置时间主要集中在洪武和成化,分布上呈明显的区域集中,并且与卫所分布相互补充。这都是由于明政府没能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对巡检司的分布加以调整,造成明后期巡检司部分职能的弱化,进而使该地区基层管理出现了部分失控。     

明代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在明代发生了巨大变迁。明初,在卫所驻军、移民垦荒等因素作用下,大量外来人口迁入,虽有部分人口外迁,但总人口规模逐渐恢复。明中叶后,河谷平原的土地开发与商品流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外地人口的迁入,促进了流域人口的继续增长。受地理环境的不同制约,流域内部各地的人口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而影响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     

明代朱学述论

心学在明代中后叶虽蔚为主潮,但朱学也贯穿明代始终.本文按学术演进的历史过程及特点,分别论述了洪武朱学、永乐朱学、宣德成化朱学、正德嘉靖年间与阳明心学相对立的朱学及晚明东林朱学.     

论明代贵州卫所建置的特点及其职能

卫所建置是明代兵部所辖的基层单位。明代贵州由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导致明代在贵州建置卫所出现了一系列有别于其他各省卫所建制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突出表现在卫所空间分布上的极不均衡性和职能上的多重性。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下)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地理单位”。相反的,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的“地理单位”。相反地,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再论十六国北朝时期人口的有关问题──与王育民同志商榷

有关十六国北朝人口问题，王育民同志先后发表了《十六国北朝人口考索》、《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对自己的四个观点作了较为充分的阐述。即一，十六国时期的人口数量是前降后升；二，北朝我国北方户口已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水平；三，东西魏户口发展趋于停滞；四，北周的户口数字是前人误植，不是实际数字。袁祖亮同志在《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中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一，十六国时期人口发展是马鞍形，两头低中间高；二，北朝时期我国北方人口数量并未恢复到东汉的水平；三，东、西魏的户口数量仍有增长；四，北周的户口悬案是在于户平均人口不高。袁的这篇文章，是前一篇文章的姊妹篇，对王的观点再度提出质疑，并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的阐述。     

汉番之间:明代川西北边地的卫所关堡

川西北边地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南来北往、交流沟通的廊道地带。明代川西北卫所关堡的通道性质非常显著,维持松潘南路和东路的畅通是明代在川西北边地统治的关键。卫所关堡与川西北边地族群的互动频繁而深刻,边地族群对通道沿线关堡的袭扰,在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生计性的劫掠或索取,这本质上是由川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边地族群的生存境况以及当地汉、"番"力量的消长决定的。川西北边地卫所具有土汉混编、军政兼辖的特点,经过明朝的长期经略,卫所关堡体系在民族关系调控、道路拓修、区域市场建构、人口迁徙、"教化"施行等方面促进了川西北边地社会的发展变迁。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

妈祖作为民间神,在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朝廷赐额封号方面,明永乐初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庙额曰“弘仁普济天妃之宫”;在祀典等级方面,洪武初已规范国家祀典,妈祖极有可能在当时已纳入朝廷祀典的“名山大川”之类,由地方官祭祀,永乐初妈祖正式纳入明代朝廷京都祀典,并至少保持至万历间;在祭祀规格方面,在都城建有国家等级庙宇,由朝廷每年定期遣太常寺官致祭,祭祀时配有乐舞。明代对天妃的官方祭祀活动除朝廷祀典与地方祀典之祭外,还包括了卫所官兵、外遣使臣的祭祀活动。     

明初洪武时期绍兴府在籍人口消长情况试探

绍兴府是明代浙江布政使司所辖的十一府之一。辖山阴(府治)。会稽(府冶)。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县。其地以平原沃野为主,带山傍海,温暖湿润,自然条件优越。它是浙江十一府中开发最早的地区。本文拟对明初朱元璋洪武时期(1368-1398年)绍兴府在籍人口的消长情况作一粗浅的探讨,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