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革命法制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注重革命法制建设,他在立法方面的建树以及严格遵守革命法制的理论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学说.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未能把其严格遵守革命法制的理论贯彻始终.回顾毛泽东关于革命法制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其经验教训,认识"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的道理,对于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开启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临时约法,主张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实现了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性飞跃。中华民族在这场革命中获得了巨大进步,逐渐走上了民主、自由、平等和解放的道路。不论是从这场革命对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与传播,还是民主行为的养成,新的政治关系的建立等各个方面来看,辛亥革命应该是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伟大开端。     

法制因素与近代开滦煤矿矿难的发生

近代开滦煤矿在其生产经营繁荣的背后,却是矿难频发、难以遏止,矿难造成的惨重伤亡更是让人触目惊心。矿业法律和制度是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但中国近代的法律体系很不健全,法制环境也很不规范,所以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矿业法规系统。这表现为:一方面,缺少关于矿业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即使制定了一些矿业法规,也不能全面严格地去执行。因此,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是近代煤矿存在重大隐患的首因,也成为导致近代开滦煤矿矿难发生的法制因素。     

近代法制转型的考察与思考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法制的转型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它深刻表明：与法律外在形式的变化相比较,其价值取向和内在精神方面真正实现现代化则显得尤为关键。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为法制精神的变革提供了契机。但也应充分认识到,传统性与现代性作为一对难解的纽结,将贯穿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之中。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需认真分析传统法制精神的制约因素,协调好法制转型中传统性因素与现代性因素的关系,大力培育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法律观念,进而有效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立法与法制变革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私立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中,发挥了作为新法律文明强有力杠杆的作用.私立法律教育由于附丽于种种现实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其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积极效果与负面效应是兼而有之的.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传统法律教育在向现代法律教育的转变过程中,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某些方面起着一定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它虽然与宗教及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法文化的衔接,顺应了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也与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大学法律教育构筑起了一个新式法律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法律教育系统和法制变革中的创造力.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近代法制宣传及中国法制近代化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立宪的法文化思想,在兴中会时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同盟会成立至辛亥革命爆发,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法文化论争,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介绍了西方近代先进的法文化,宣扬了学习西方法文化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的建立,资产阶级法律学说也由此付诸实践,揭开了近代中国法制近代化的新篇章.     

戊戌前后知识分子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在戊戌前后法制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东渐实质上是一个近代中西政治法律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思想启蒙的过程。在“西法东渐”过程中,戊戌前后处于转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起着独特的作用,对推动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社会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以1840至1928年中国法制现代化为研究中心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法制现代化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转型对法制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法制现代化对社会转型也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这一互动进程中,晚清至民初法制现代化经历了启蒙期、发生期和徘徊期三个阶段,具有明显的历史特征.     

十字路口的传媒镜像——欧战语境下《晨报》与近代中国重建的探索

欧战属于近代意义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大战,被舆论精英梁启超等描绘成西方文明的破产。面对巴黎和会的战利品瓜分时,中方参战,属战胜方,但收获的仍是任人宰割。欧战尾声中俄、德的社会主义运动呈现新的发展路径,受国人诸多期许。面对欧战之后西方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及中国社会重构的自我定位,其时研究系掌控下的《晨报》,在他者参照与自我建构这一世界语境中展开报道与评论,并将相当篇幅聚焦于欧战后的政治思潮及其对中国的启迪。《晨报》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去欧洲及东洋考察社会重建中的新思潮,为西方政治新思潮的中国化特别是社会主义认同作了诸多努力,意为中国政治重构乃至社会重建打下基础。     

革命运动与法制——兼论董必武的法制建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建国初期,我国相继发动了一系列的革命性群众运动,这些大规模的破除旧体制的革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与新法制建设同步推进,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成就。然而,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革命运动与法制存在剧烈的内在张力。客观、全面地回顾建国初期群众运动的历史事实并从中窥探与审视运动与法制的关系,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借鉴价值。     

《新小说》与中国近代传媒的启蒙话语权

近代小说的兴起与发展,昭示着一种新的话语权的形成。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是他启蒙民众、变革图强的政治需要。《新小说》用浅易的文言甚至白话刊行的小说、戏曲、歌谣等,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对小说传统观念的改变具有首倡之功,促成小说从＂小道＂变为＂大道＂,对晚清小说走向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同时,《新小说》占领舆论制高点,在中国近代传媒阵地有效开展救亡和启蒙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浅析当前我国法制新闻报道中的问题

媒体对司法机关及其活动的监督存在"双刃剑"的作用,即它既可以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也可能会妨碍司法独立.本文透过大众传媒在报道法制新闻,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时与司法活动冲突的现象,从理论、实践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了两者之间冲突的原因,并从制度约束层面探索使二者达到平衡的途径.     

东亚法制研究的新作——评《近代东亚的社会转型与法制变迁》

东亚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也极具典型性。近代以后,虽然东亚各国在不同的背景下经历了不同的法制历程,但最后都走向了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探讨东亚各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与法制变迁经验,对今天的法制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长期以来,国内关于该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最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北师范大学赵立新和毕连芳撰写的《近代东亚的社会转型与法制变迁》一书,可以说填补了这一领域的一项空白。该书的特点在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中、日、韩三国的社会和法制变化进行了论述。该书材料翔实,结构合理…     

论民族主义与《湘报》新闻思想的近代转型

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主权”观念基础上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情感归属,旨在维护本民族权益、实现本民族和民族国家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其在实践中往往演化为建立和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运动。在民族主义话语中,作为“人民”的民众从历史“后台”向历史“舞台”前置,媒介作为国民的“养成所”,被置于民族救亡与国家建设的中心地位。在人民主权的民族主义话语中,《湘报》报人提出了“报为民史”的传媒属性观、“开启民智”的媒介功能观与“志士精神”的新闻伦理观,推动了湖南新闻思想的近代转型。《湘报》所建构的新闻思想,既接受了“民权”等现代价值观念,又具有儒教的道德激情,其对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     

法学第三立场：蔡枢衡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认知

在民国法学家蔡枢衡先生的论述中,“殖民地性”成为描述中国近代法制的关键词,也是中国近代法制性质的一个面相。在蔡枢衡看来,法制的“殖民地性”决定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属性。在去殖民化的社会思潮中,法制的“殖民地性”变得更加明显,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目标也更加明确。在这一过程中,“唯新是从”的法制变革模式引起“中国法学的贫困”,法律认知上的形式主义使得法律形式与法律内容严格区分开来,由此,作为社会事实的法制发展出现了“断裂”。循着蔡枢衡对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解释脉络,厘清蔡枢衡意义上“沈派”与“反沈派”的历史社会处境,明确蔡枢衡“法学第三立场”的世界观、法律观和方法论,为当下的法学本土化路径之探索提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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