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的输入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起步

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起源于 1 7世纪的欧洲 ,1 9世纪传播到美、亚诸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迫于外交形势的压力 ,清政府也开始接受国际法。 1 864年 ,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william Alexander Martin)翻译、美国人亨利·惠顿 (Henry Wheaton)所著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直译为《国际法基本原理》或《国际法要旨》一书的刊印出版 ,是国际法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国际法的传入 ,使近代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普遍通行的基本外交原则和外交惯例有了初步了解 ,并开始在外交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运用 ,这也引起了其外交观念…     

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和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

近代国际法产生于欧洲。作为国家之间的法律,西方国际法随着中国和欧美国家的交往而逐步传入中国。自林则徐1889年在广州主持翻译瑞士滑达尔《各国律例》后,时隔二十余年,1864年又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几名中国学者的协助下将美国惠顿的《国际法原理》译成中文,取名为《万国公法》。这是第一部以专书出版的比较完整的西方国际法著作中译本。它由清朝中央政府出资刊印,在近代中国政界、外交界和知识界广为流传,影响较大。本文不拟对《万国公法》成书得失和影响作全面探讨,只想着重介绍一下,丁氏初译《万国公法》之时,清政府如何采用该书包含的有关国际法原则,处置1864年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在大沽口中国内海扣留丹麦商船事件。这是目前有案可查的、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后由中国政府自觉采用国际法原则处理中外交涉事件的第一回。事件本身虽然并不复杂,但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却自有其研究的特殊意义。     

从三代之礼到万国公法：试析郭嵩焘接受国际法的心路历程

本文试图沟通晚清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传统学术著作和他出使前后的日记、奏稿及书信,以探讨其对外交涉的依据。郭氏诠释儒家经典时指出,"三代宾客之礼"包含对外交涉的真理。出使前后通过阅读《万国公法》等国际法译著,并与"万国公法讨论会"交往,他才意识到近代外交应以"万国公法"为依据。然而,郭氏接受"公法",并不意味着放弃"三代之礼",恰恰相反,他是将"公法"当成"三代之礼"精神在当代的体现而加以推崇。     

丁韪良主持翻译《公法会通》新探

《公法会通》是继《万国公法》、《星轺指掌》与《公法便览》之后,丁韪良主持翻译的第四部重要的国际法译作,虽然在承认领事裁判权与不平等条约等方面具有消极内容,但总的来讲,该书详尽地阐述了进步的国家平等、人人平等的国际公法思想和人权思想,对若干国际公法领域的叙述比较详细,观点比较公正,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该书使用的一些政治、外交与法律新名词,逐渐被中国知识界、法律界所接受,有的沿用至今;在文字表达和体例上,该书也是丁韪良主持翻译的最好的国际公法译作。总之,该书对晚清外交界及知识界进一步了解国际法,并运用国际法从事劣势条件下的外交,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启蒙和推动作用。     

论林则徐外交思想的形成与特点

本文认为，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中，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通过多种途径了解西方情况。尤其是《澳门新闻纸》和《国际法》，为其摆脱传统夷夏旧观念的束缚，形成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思想产生了巨大作用。林则徐自觉运用国际公认的法律和准则，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使“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具有了新的内容，并敏锐地觉察到贸易与外交的密切关系。这些特点，决定了他的外交思想是中国外交观念和政策在面向世界、从传统走向近代历程中的第一步，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洋务运动时期国人对万国公法的认知探析

洋务运动时期,随着<万国公法>的传入,清政府肯定其在办理外交上的价值.清政府出使西方的外交官以<万国公法>为指南展开与西方的外交活动.洋务思想家们对<万国公法>亦进行了深入研究,看到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对其进行批判.这些都反映了洋务时期国人对国际法认知水平.     

经世致用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外交观念和方略都开始出现一系列变化，清政府逐步地以西方近代外交原则来指导清政府的外交实践。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门从事外交事务，1864年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1873年清政府首次接见外国外交官，1875年首次向外国派驻外文使团，由此逐渐实现近代外文的转型。近些年来，对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变化，已有人开始关注①，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变化过程，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学界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这里，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对晚清外交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作些探讨，以求就教于方家。     

晚清报刊外交舆论的现代政治意蕴——以《外交报》为中心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份民间外交报刊,《外交报》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外交思想.该报吸收了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先进理论,在国内首倡“国民外交”,坚持新型国家权利观,积极关注领海、领水主权,基于国际法的视角评价中国外交,倡导文明排外.该报还将均势外交等作为晚清政府地缘外交的重要策略.《外交报》依靠大众传媒的优势,传播现代外交观念,形成民间外交舆论,对于启发民智,推动近代中国外交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国际法与晚清近代外交

国际法的传入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利用国际法进行对外交涉,是晚清近代外交发轫的重要标志之一①。同时国际法的传入又促使了晚清其他近代外交理念的萌生,推动了中国和近代国际社会的接轨。但同时,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并不是很成功。     

国际法与晚清近代外交

国际法的传入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利用国际法进行对外交涉,是晚清近代外交发轫的重要标志之一①.同时国际法的传入又促使了晚清其他近代外交理念的萌生,推动了中国和近代国际社会的接轨.但同时,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并不是很成功.     

新的视角 新的成果——读《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

戚其章的《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用新视角探索甲午战争历史的著作 ,是一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著作 ,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丰硕的成果。中国和日本接触到国际法 ,是从１９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早在鸦片战争中 ,林则徐在组织翻译一批西书时 ,就摘录了瑞士国际法学家滑达尔《万国法》中的一些内容 ,随后美国惠顿的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也译成中文。日本接触国际法在中国之后 ,是从中国介绍过去的。但两者对国际法的理解和重视程度很不一样。中国认为国际法不过是“其地儒者所撰” ,而“…     

对跨国公司行使外交保护的条件——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视角

对跨国公司的外交保护是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的一个现实而敏感的话题。本文通过对习惯国际法、国际法实践的分析,结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制定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相关规定,对跨国公司获得外交保护条件的国际法基础和近年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对跨国公司行使外交保护的条件——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视角

对跨国公司的外交保护是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的一个现实而敏感的话题.本文通过对习惯国际法、国际法实践的分析,结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制定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相关规定,对跨国公司获得外交保护条件的国际法基础和近年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近代国际法与中法马江战役

晚清中法马江战役期间,法国和中国对近代国际法持有大相径庭的态度。深谙公法的法国屡屡干犯国际法,公然蔑视公法的道义与权威。与此同时,清朝却诚实而谨慎地应用国际法处理国际关系,努力恪守国际法外交、战时条例。近代国际法在马江战役期间中法双方的不同应用和对待,彰显了国际法背后的强权殖民行为和它对弱国极其有限的维权作用。     

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国际法的影响

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近代国际关系和欧洲的经典外交特别是国际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三个半世纪以来,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法律秩序作用的增强,和约对国际法的影响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本文通过分析和约条款及其与国家主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及国际组织法、国际人权法、外交关系法等的发展,论证和约不仅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产生,而且是现代国际法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     

从四种近代史料看现代汉语前期词汇新现象

在西学东渐和社会大变革的双重背景影响下,19世纪的汉语中产生了大量新词语、新词义,同时一实多名、古词义短暂存留等等词语过渡现象异常复杂多样,这在《中外旧约章汇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万国公法》及《海国图志》四种近代史料中有突出的反映。随着对近代史料的进一步挖掘,我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现代汉语词汇史甚至现代汉语史的上限都可定在19世纪。     

晚清政府外交立法与最高决策权的演变

晚清十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进行的与外交相关的立法,推进了近代中国的外交最高权力划分的法制化进程:谕旨设立的"新政"统汇之区"督办政务处,开始全面参与最高的外交决策,并进而形成了皇权之下的军机处、督办政务处二元外交决策机制;《钦定宪法大纲》则第一次明确的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皇帝的外交权力范围;《资政院院章》规定了资政院对外交事件的"议决"权,《内阁官制》下的外交行政权表现为皇帝主持下的内阁总理大臣与外务大臣的权力平衡,《弼德院官制》则赋予弼德院对外交事件的顾问权;《十九信条》则最终把外交决策权交给了国会。     

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国际观的确立

近代以后,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加,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开始受到挑战和冲击,新型的国际观念在中国开始确立.在这一过程中,留学生群体用《春秋》比附公法,为人们接受新型的国际观念架起桥梁;他们积极地向国人介绍近代西方的国际知识和外交观念,使传统的华夷观念彻底崩溃;他们还深刻反思义和团运动中有背国际公法和盲目排外的危害之处,致力于国际法的译介和传播,加速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为近代中国新型国际观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蒋廷黻的文化史观与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1895——1965),湖南宝庆人。早年留学美国。回国以后,先是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后又到国民党政府任高级外交官。所著《中国近代史》、《最近三百年东北外交史》,所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等著作,以及在《清华学报》、《中国社会政治学报》、《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的几十篇学术性、政论性文章,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史学观点,在旧中国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双重秩序下演进。清政府开始在中朝宗藩关系中策略性地引入国际法:既以条约不可违犯的国际法规范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又利用某些自然天成的自然法学说来强化宗藩秩序的天然理性。尽管宗藩观念与国际公法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清政府却对国际法有意误读与取舍,实现宗藩关系的自适性调整,主要体现于:运用国际法的均势理论建构朝鲜半岛国际均势;通过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塑造朝鲜二元国际身份;按属国体制建立朝鲜近代驻外使臣制度。总体而言,宗藩体制引入国际法,以维护中国宗主国身份和朝鲜附属国地位为依归;宗藩关系对国际法的利用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屡屡在国际法的支援下实现因应调适。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的繁杂关系,展现了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国际关系冲击的本土立场和向近代外交转型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