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请律师都一样"及"刑辩难"现象评析

本文对"请不请律师都一样"及"刑辩难"现象进行了评析,在指出传统诉讼文化及观念的影响是根本(深层)原因,控强辩弱的控辩式诉讼模式是直接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变诉讼观念,修正法律并真正实现控辩平衡的建议.     

论公民诉讼私人原告的代表能力——以“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为例

作为美国环境公益诉讼“诉讼资格”问题上最经典的判例，“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引发了关于在公民诉讼中“诉讼资格”问题的讨论。鉴于“事实上的损害”及“美学和环境福利”上的损害，公民个人或其团体得以扮演“私人检察官”、“私方司法部长”的角色，对环境违法者提起“公诉”，成为环境资源法律的特殊执法主体。虽然这有助于扩大司法救济的范围，但同时也使我们面临着多种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和选择、私人原告代表能力有限、纠纷解决成本过高等诸多问题。在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建立在公益诉讼模式基础之上的公民诉讼难以成为保障环境法有效运行的基本的司法形式。     

我“告”赢了爸爸妈妈

“当！”“现在我宣布，就孙建晓关于状告父母强迫其上兴趣班的事，进行公开审理。请原告陈述你的诉讼理由。”法官爷爷戴着我给他做的纸帽子，右手拿着拖鞋往桌子上一拍，“法庭现在正式公审！”     

论环境领域生态损害赔偿与民事公益“两诉”的重塑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同时就同一生态环境损害进行救济。若以“两诉”作为两种独立的诉讼类型,设置其衔接规则,不仅难以实现二者的合力,且将抑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两诉”的高度一致性为二者统合于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正当性依据。有利于纠纷解决及公众参与原则应作为融通多元原告主体启动诉讼程序的规则指引,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理论则可作为“两诉”共同诉讼规则设置的理论指向。对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关涉的既有规则进行修正,可为其单行法的制定打下基础。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样态及其本质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主要方面是“厌讼”心理,“厌讼”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性诉讼观念。但是,在中国古代,“厌讼”观念不是绝对地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地方也曾出现“好讼”、“健讼”情形。究其原因,传统中国民众“厌讼”、“好讼”及“健讼”这些诉讼观念具体样态的出现均根源于其时其地民众的趋“利”心理。     

“请”式语法语义及“尚礼”认知心理

根据“请”的语法语义分布情形，将“请”分为“请1(请求、邀请、宴请等)”和“请2(敬辞)”。“请1”码化为“请1+N1+(V1P1)”，“请2”码化为“请2+(N2)+V2P2”。“请1”是动词。《现代汉语八百词》的“请2”属于动词有一定困难，我们认为将之归于“表敬副词”更适合汉语实际。“V2P2”也很难是《现代汉语八百词》所说的“动词宾语”。从汉民族认知心理上讲，“请1”“请2”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深层表征上都是以“礼貌”“希望”“恭敬”等为前提，表层表征上则采取互补分布，以全方位体现汉民族的“尚礼”情怀。     

论诉讼文化的地域特殊性

中国西部地区在诉讼文化的转型中出现了传统诉讼观念和现代诉讼制度的冲突。为实现诉讼观念和诉讼制度和谐发展，有效解决各种纠纷，在对诉讼文化进行对比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诉讼文化地域特殊性的原因及其表现。分析表明：由于历史、经济和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诉讼文化的地域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民事纠纷、诉讼观念、诉讼制度和民族法制等方面。     

诉讼权利观念及其强化

文章从传统诉讼观念对国人的影响为切入点，论述诉讼权利观念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强化诉讼权利观念的具体措施。     

诉讼法学理论研究:观念的变革与前瞻

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研究面临着观念的转变 ,人们应当对诉讼功能、诉讼价值、诉讼国际标准等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把握 ,应当摒弃“认识论”的理论基础地位 ,应当实现从“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义务本位”向“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的转变     

论诉讼合作模式下的案件真实——合意真实理念之提倡

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标志着诉讼合作模式在我国正式确立。有别于传统对抗式诉讼，合作式诉讼模式下，控辩双方由对抗转变为合作，检察机关主导认罪认罚程序，诉讼重心由审判阶段转移至审查起诉阶段。控辩双方合意削弱了法庭调查，法庭审判成为“确认式庭审”，案件真实更多体现为控辩“合意性”，即合意真实。合意真实的诉讼观念蕴含了被告人主体理念，体现了对司法效率、司法权威和协商正义的时代价值追求，具有正当性基础。因对抗与合作二元诉讼程序变革，诉讼真实观应从传统一元的实质真实观向实质真实与合意真实并存的二元真实观转变。     

透视与反思：刑事辩护的困惑－－以律师会见制度为基点

律师会见制度是一项关键的刑事辩护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是"刑事辩护之门".我国当前律师会见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制度缺损和观念抵牾;权利配置的"结构性"和"功能性"失衡,辩护权有限及辩护性淡化;程序安排的可实践性受损及可预见性缺失;司法实践中则呈现刑事辩护的权利叙事障碍和权利行为的"戏剧性"态势.以律师会见制度为基点,得以透视和反思我国当前刑事辩护的困惑.     

WTO与中国律师

中国入世后 ,更多的外国律师来华执业对我国律师业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既为我国律师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也使我国律师行业面临着严峻挑战和竞争。我们必须认清时势并应采取一定的对策 ,趋利避弊 ,以促进我国律师行业尽快发展 ,提高国际性法律服务的竞争力     

论律师在场权

了解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概念以及国外立法概况,并在此基础上论述律师在场权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取向,探讨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实现和保障机制,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是有益而必要的。     

律师独立的实现保障

律师独立实现的保障主要体现为职业特权的国家赋予、行业自治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同等三个方面。职业特权的国家赋予集中表现为社会法律服务资源垄断和律师执业豁免;而行业规范自主制定、职业资格自主授予与行业惩戒自主实施构成了行业自治的主要内容;当然律师的独立性实现也离不开包括法官、检察官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同。     

中西律师制度的历史沿革与法哲学思考

中西律师制度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西方律师制度已经逐渐完善,中国的律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误解与排斥。中西地理环境与生产发展水平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律师需求环境;迥然有别的宗教和伦理观念,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形成了不同的纠纷解决模式,也形成了人们对律师制度认知的不同心理。     

论我国律师从业资格取得制度

随着我国加入WTO,律师行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急待提高,这首先要求从源头上加以限制,即对取得律师从业资格的条件和方式予以规范。而我国受历史和实践的影响,现行的律师从业资格取得制度并不能起到源头的过滤挑选作用,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相关做法,完善我国的律师从业资格取得制度。     

中国近代律师制度由来探析

律师作为西方法律制度的产物 ,在中国法制近代化过程中被引进 ,对中国走向法制文明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从考察近代领事裁判权及会审制度入手 ,探讨在华外籍律师所充当的社会角色及其正反影响 ,并系统阐述了近代华人律师及近代中国律师制度诞生的艰难历程。     

刑事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律师执业权利在我国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执业权利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实现了与律师法的有效衔接,使得刑事律师的执业权利得到进一步明确。但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以及司法的限制,刑事律师执业活动中"三难"(阅卷难、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扭转。有必要制订刑事案件律师执业细则,进一步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     

中国律师制度发育的社会生态考察

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源于西方,在清朝末年的修律运动移植入中国,由于同中国传统化及政治运作模式的疏离,发展不顺利。具体而言,律师制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面临三重矛盾：与传统法律化异质,在现行政治架构中错位,管理模式偏离。解决这三重矛盾对中国律师制度既有紧迫性,又有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