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情立文执中为礼:吕坤礼学思想述论

吕坤是晚明重要的思想家和礼学家.他的礼学以"真情"、"自然"为核心,折中古今,调和繁简,所撰礼仪贴近普通民众,具有"庶民化"的特征.吕坤还特别强调礼与"中"道之间的必然联系.吕坤所谓的自然、真情之礼就是符合中道之礼,中道也是规范人处世行事的标尺.吕坤的礼学思想与他的特立独行的治学精神、治世重民的实学思想密切相关.吕坤礼学思想成为他整个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篇章.     

北宋时期儒家礼学的体系化建构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理论发展。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在继承汉唐儒家经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礼与情、礼与性、礼与天理关系的论述,把礼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还试图以超越之礼为根本,整合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外在的人伦规范,建立礼一本论体系,丰富与深化了儒家礼学的理论内涵。     

论老子的礼学思想

人们通常因《老子》第三十八章的内容,将老子视作反礼的代表人物。但是,礼有形式与内容(即礼之文与礼之质)两个层次。从《老子》文本看,老子所反对的是礼的形式,而不是礼的内容。他重视“质真若渝”的礼之质,拒斥生活中的种种装饰、种种疯狂。他对“因名而知止”的交往理性的强调,对“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礼学精神的阐发,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与礼学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礼学文献的重现与两汉礼学的演变

汉初礼学研习分化为礼义和容礼两派。徐生的容礼派与朝廷太常机构形成朝野互动,仕途目标为太常礼官大夫。高堂生完成了《礼经》十七篇的恢复和整理,初步形成了礼经家法传统。后仓撰成《曲台记》,推士礼而致天子,完成了礼经师法的创立。戴圣编《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从《礼古经》、《礼古文记》、《明堂阴阳》等文献中获取思想材料,创小戴礼家法。戴德编八十五篇《大戴礼记》,取材范围远超戴圣,显示了对天道、人性、历史和政治技术的浓厚兴趣,创大戴礼家法。庆普后学在东汉致力于国家礼典建设,将庆氏礼学发扬光大。郑玄对今、古文《礼经》文本进行校勘,择善而从,扬弃了各家法的缺陷,又利用《周官》解《礼经》,取得了空前的礼学成就,终结了两汉礼经学以师法和家法为标志的传统。     

曾国藩礼学思想论

有清之兴,至康乾盛世,最称繁盛.乾嘉继之,亦有可观.然盛世的背后,却已显露衰象.封建机体,经历千余年的沧桑,此时已无再生活力,衰竭待毙,已是势所必然.就在此一时刻,西方列强已开始蓄意东侵,蠢蠢欲动;农民在封建专制弊政的压榨下,几不能活,揭竿而起,亦处一燃即发之势.随着鸦片战火的骤起,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清政权陷入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之窘境.此一历史巨变,重又引发有志之土挽救世运的使命感.另一方面,随着乾嘉汉学的由盛而衰,学术界亦面临新的抉择.正是在此历史转折的紧急关头,曾国藩应时而起,以挽救世运,振兴学术为帜志,致力于富国强兵,收拾人心,兴起学术等事业,俨然一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而就其一生实际努力来看,却也卓有建树,堪称晚清儒臣中最有成就者.     

周敦颐礼学思想探析

周敦颐既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又是推陈出新的礼学大家。周敦颐一方面强调礼乐的社会面相,另一方面着力挖掘礼乐的哲学内涵,为新儒学的创新与拓展指明了方向。周敦颐认为,"诚"是太极和本体,也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更是圣贤的修养工夫,其以"诚"论礼的思想为宋代礼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敦颐看来,"中"意旨天下大治,是"至善"之性的呈现,体现于礼乐制度中,其以"中"代礼的思想为宋代礼学与理学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相较二程和朱熹,周敦颐礼学思想理学化程度还不够深入,致使人们容易忽略其礼学思想在宋代礼学中的地位。     

李觏和王安石的礼学思想比较

李觏和王安石都很重视礼,他们都对《周礼》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二人的礼学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反对繁琐冗杂的章句之学,注重阐发经典的精神实质,倡导革新,与时俱进,开创宋代义理之学的先河。他们的礼学都能联系实践,通经致用,注重理财,对南宋的事功学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觏理财重在富民,而王安石理财重在富国,这是二人的礼学思想的不同之处。     

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理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深远影响。     

试论张载的礼学思想

张载的哲学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以礼为教”和“精思力践”是他把传统“礼”学思想向实学方向转化的主要方式,从而完成了他把礼仪思想融入现实的需要之中,努力地实现着他济世宽民的政治理想。     

程颐的礼学思想探微

程颐作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以“理”为最高范畴,其他内容被统摄于此之下。其中,礼的地位次于理而处于从属地位,但是礼在程颐的思想中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理、性和程颐的政治思想的要件。本文将就此展开论述,分析程颐的礼学观。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     

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在两宋士大夫中,司马光的民族观最具积极意义,他汲取了自先秦儒家到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加以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为:提出了民族平等观,将“四夷一家”的思想发展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人性、人格上的平等;倡扬了民族和睦观,延伸先秦儒家的“德化”思想,将中原与边疆一体的思想发展成为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和睦共处的观点;丰富了民族诚信观,认为在处理好民族关系时,一定要讲究诚信。     

从历史的视角看礼教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屡遭诟病,儒家的"礼教"也备受批评。长期以来,人们未能从历史的观点看礼教,造成了对礼教的误解和反感,影响至今。对于礼教,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回到源头加以考察,剖析其深刻内涵,衡定其历史地位,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讲清楚其内涵与地位、意义和价值以及后来的异化。应当在深刻反思其发展演变历史的基础上,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仁为本,仁礼并建,构建具有自由、平等精神,充满人文关怀的新时代的新礼教。     

“圣婚仪式”中“爱”的弥赛亚性

圣婚仪式贯穿在人类文明史的各个阶段,从古代宗教对女神的崇拜到天主教对圣母的崇拜,这种仪式的象征性构成了宗教本身.圣婚中"处女生子"和"童贞受孕"的现象蕴涵着重重深意:从"处女"和"贞洁"的概念界定到"圣子"的出生,从象征赖以产生的肉体经验到象征被高度抽象后的心里体验,"圣婚仪式"体现了一种灵肉结合的爱,它不但完成了从肉体到精神的提升而且不曾失却生命的温度.     

西丽的新生命仪式 ——《紫颜色》西丽与莎格情感关系之透视

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紫颜色》中主人公西丽与莎格的情感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性恋,而是在男权至上的黑人社会里黑人妇女共同向命运抗争过程中结成的姊妹情谊在特殊环境条件下的特殊体现。唤醒妇女自我解放意识,团结互助走向自立自强之路,正是艾丽斯*沃克创作《紫颜色》的初衷。     

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司马迁曾遍览中祕所藏,且具有敏锐的史家眼光,其《史记》特重采摘《尚书》,其采摘去取要远胜于当时的《尚书》学大师,方式十分灵活。其诠解《尚书》及《书序》资料,不限今、古文说义。特别是《太史公自序》篇,从多个层面对《书序》有所模仿。《史记》所述孔子"序《书传》"、"序《尚书》"、"论次"《书》,等等,并不等于言孔子作《书序》,其义均谓孔子曾"编次"过《尚书》。     

多元思维论

多年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语言是人类唯一的思维材料;概念思维(抽象思维)是人类唯一的思维方式。本文用实例对此提出辩议,认为人类的思维材料与思维方式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由此建立起一种多元思维论的新构想,认为人类的最佳思维是多种思维兼用并举,互相反馈,各施其能,以全息思维来把握外部世界的全息内容;主张要突破单一思维论的狭隘局限,大力发展多元思维,以造就一大批具有高度抽象力、高度想象力和无穷创造精神的、思维能力全面发展的开拓型人才,推动我们的事业更快地向前发展。     

论共生思维

共生思维,是陷于困境的西方传统本体思维转向伦理思维的合理进路,亦是现代社会存在的真切“守望”。它要求人们站在一种全新的理念上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文化价值体系之间更加合理的生活和安身立命,由此需摆脱非此即彼的对立型思维,养成互补双赢的共生型思维。     

试论先秦冠礼和笄礼的象征意义

从原始社会发展而来的男女成年礼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步入成年的青年男女分别获得成人资格的象征,而是成为西周宗法社会剥夺女性社会权力,实现男性统治的有效工具。男子通过冠礼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不但获得了社会性成人的资格,而且正式成为家族血缘的继承人,拥有了领导家庭和参与社会的双重权利。女子则通过笄礼的实施被剥夺了社会性成人资格,她们不再拥有任何权力,只能由一个家庭走向另一个家庭,通过结婚的方式获得人生的成年。     

李光在海南岛贬谪文化中的贡献和地位

李光居琼时间最长,作品丰富,在海南岛贬谪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苏东坡,他给海南岛贬谪文化两个最重要的纪念载体五公祠和东坡书院注入了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