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地方政府财政制度研究

俄罗斯转轨之后,地方财政制度构成了分权财政体制的重要特征。由于历史、自治程度、民族等方面的差别使俄罗斯具有混合和不对称性联邦制特征,导致了体制的不稳定。地方自主权的缺乏,地方财政制度的安排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宏观经济管理。因此,以提升地方财政自主性,加强地方财政责任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财政分权:理论与国外实践

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主要模式。随着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财政分权实践也在不断深入,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文对财政分权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评述,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美国、俄罗斯、日本的财政分权的实践,分析比较了这三个国家的财政分权模式,并对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提出了建议。     

集权与分权: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迁

文章首先以集权与分权这一矛盾为主线,缕析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博弈过程: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从中央高度集权一步步迈向地方独立分权;北洋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表现为中央财政严重削弱,地方财权恶性膨胀;国民政府时期,通过变化频繁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地方财权。随后,从保持一定的中央权威、界定政府财权与事权、赋予地方独立税源以及完善财规、建立激励约束监督机制等方面揭示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迁对当今正确处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启示。     

审慎推进财政分权体制

中国法律规定由中央政府集中控制国家税基和税率结构,而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上推动了财政分权的发展,尤其是支出责任的下放,同时也分散了中央对政府收入的控制。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并未被真正赋予税收权力和支出自主权。在此背景下,考虑中国的经济条件是否适于全面推行财政分权体制,或推行该体制还需一定时间,是十分必要的。     

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流失的财政分权治理研究

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所体现的"公地悲剧"特点较其他形式国有资产更加严重,存在着较大的管理漏洞和流失规模,主要表现为制度偏漏、软预算约束、利益人侵占以及监管的瘙痒效应等.在现有的"二元"财政框架下,对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需要确立合理的财政治理模式,以体制创新强化和规范财政管理方式和管理策略.其中,特别要强调分权框架下多极政府之间在加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减少和抑制流失的激励条件和效率结果.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传统与创新

财政联邦主义是当前公共财政领域研究的前沿课题.自从50年之前,蒂布特模型将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置于财政联邦制基础之上,这种制度就作为矫正市场和政府失灵、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成为分权国家的制度选择.特别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在经济转轨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掀起的以分权为主的改革,促进了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以新古典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财政学为视角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论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财政补贴问题

中国的政府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在运用自主权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的经济,实施各种各样的财政政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的财政补贴政策,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这种财政政策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怎样运用财政的贴补。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防治——基于反公地悲剧视角

本文基于反公地悲剧理论视角，利用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理论及动态博弈模型分析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防治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7—2021年数据实证检验其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等级的提升会加剧雾霾污染，支出型财政分权对雾霾污染防治产生正向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阈值”效应；在控制环境规制变量后，属地治理主体单元数增加会导致属地与毗邻省份雾霾污染的恶化；整体上看，财政分权削弱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防治效应，加剧了毗邻地区之间的“逐底竞争”,产生了反公地悲剧。结合国家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设计，研究提出完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激励相容机制，深化地方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推进雾霾防治的综合防治、系统防治、源头防治，加强联防联控体系建设，提升不同省份雾霾污染防治的协同性三个方面的建议。     

挤出还是促进——地方财政分权、市场化与低保救助水平差异

利用2013年全国市级有关数据,采用回归方法构建两个递进实证计量模型,考察地方财政分权、市场化对城乡低保救助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地方财政自给度和市场化水平均对低保救助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村低保救助相对城市对地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的敏感度更高,科教文卫支出对低保救助支出存在非常显著的良性互动关系.建议进一步完善事权与财政支出责任相匹配的机制,提高地方财政自给度,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权责边界,提升地方市场化水平.     

广东省土地财政问题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全面审视中国渐进性制度变迁过程,分析了导致土地财政产生的制度变迁激励和政府行为选择,并以广东省的实际数据佐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格局、预算内财政压力的制度环境的综合作用,是促使地方政府迈向土地财政的背后推力.因此,土地财政的最大风险是危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文章最后提...     

财政分权下西部高等教育地方政府供给机制激励困境与制度创新

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多样性,在我国M-型经济组织结构激励下,地方政府官员为政治前途势必顺应偏重于GDP的政绩考核机制,重物质基础设施,轻人力资本投资,挤占公共教育支出.同时,由于初始经济禀赋、区域经济总量以及经济结构等的差异形成财力上的巨大差距,在当前财政分权体制下,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政策协调能力、税收返还谈判能力等方面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这使西部在财政竞争中总是处于劣势,财政分权的“趋好”竞争效应无法取得像东部的业绩,反而强化了财政分权的“趋坏”效应,更加忽视地方性公共服务需求,进而导致西部高等教育供给的激励困境.因此,当务之急要对西部高等教育政府供给机制进行制度创新.     

中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制度模型化,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地方官员不仅面临地方财政收入增加的财政激励还面临地区经济增长的晋升政治激励。(2)晋升激励对地方官员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土地引资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更具有解释力。(3)晋升激励对土地出让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并呈现"东低西高"格局。基于此,规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需要借助土地市场之外的联动改革,即加大土地违规的处罚力度,改变不合理的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关系,实行差异化土地出让机制。     

当代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述要

世界各国关于财政分权的实践由来已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提高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否有助于限制政府规模,如何影响政府间的职能分配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产生了一系列理论成果.     

Empirical research on fiscal expenditur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1978-2005

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Tobit模型,本文核算了分权财政改革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并对影响该效率变化模式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解释。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

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中,公共财政活动是其实现的根本前提,政府公共财政的有效运转也为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以公共财政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相关性为起点,来反思我国地方政府的服务型政府构建,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为此,必须结合我国构建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具体状况展开研究,通过对公共财政等概念内涵的界定,深入分析服务型政府构建中的几大财政"瓶颈",从而通过建构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来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在构建体制过程中,如何实现事权财权相统一,如何有效发挥公众参与机制,从而建立起科学的公共预算体系,最终保障法律框架下新型服务型的有效运作,这些都是服务型政府制度研究的重点和关键问题。     

政府间财政改革、金融深化与中国的地区差距:脱落的环节(英文)

本文研究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演变过程中中国的地区政府行为与金融深化对于各地区经济效率变化的影响。通过经验考察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地区财政支出、银行信贷流向对地区经济效率变化的影响方式,我们发现:虽然财政分权的改革总体上约束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行为,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是分税制的引入则更有利于发达地区的金融深化而使落后地区的政府趋于加大对银行信贷的干预,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支持我们的结论。     

财政模式选择的根本：确立财政公共性的理念与价值追求

政府理财的观念即政府财政理念 ,其理财的模式即财政模式 ,财政模式只不过是财政理念指导下的具体的财政运行机制与财政制度的选择 ,理性的政府应该选择最能够体现其财政公共性特征的那种财政运行模式。本文认为 ,建立公共财政框架是重要的 ,但比这更重要的 ,是确立财政公共性的价值理念 ,并使其成为政府理财过程中的根本追求。这是因为 ,财政公共性特征的客观存在并不等于一国政府现实中的财政运作就必然能体现出公共性的特征。财政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要真正能够在财政运行中得以充分体现 ,主要还取决于该政府是否将其作为一种公共行政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充分体现在政府预算等制度性安排上。本文从财政公共性缘起于公共需要开始 ,指出公共财政的本质特征就是公共性 ,进而指出要真正体现财政公共性 ,必须引入法制化的财政管理模式。以往混乱的财政分配体系 ,非法制化的政府预算方法 ,缺乏全方位以法制权监督之下的强有力的财政管理模式 ,所有这些问题改变的根本症结在于政府确立财政公共性的根本价值理念与公共精神的追求 ,并真正地体现在公共财政框架的运行中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效应研究——基于东、中、西部省际面板数据(1988-2005)的分析

财政分权衡量指标体系的设计;同一计量模型对不同国家、地区的解释力;样本数据时间段的选择是解释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财政分权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同时存在着较显著的地区间差异,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与各个地区经济的原发达程度大小成正比关系,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政分权的积极效应更加明显.     

Land Finance and the Tax-sharing System： An Empirical Interpretation

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待发掘。地方政府行为受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尤其受分税制以来财税体制改革的影响。分税制集中财权使地方政府逐渐走向以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为主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了土地财政;利用省级的年度数据验证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无论如何评价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发展模式,与财政包干制相比,分税制都是一个理性化的制度变革,其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稳定互动框架,而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扩张模式是这次改革的意外后果。     

代理人困境与国家治理:兼评“风险论”

向下分权是治理幅员辽阔之国家的必然选择。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采取向下分权的时候也会面临治理风险,即如果地方政府取得足够的资源和权力,它们可能对最高统治者构成威胁。曹正汉在考察中国古代统治体制演变时,提出郡县制是帝王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制度安排,因为郡县制具有避免让单一地方政府强大到可以挑战帝王权威的作用。本文探讨向下分权对于集权体制政治稳定的影响。分权在为最高统治者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为统治者创造了规避责难的空间。但向下分权在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给统治者造成了多重代理人问题。具体而言,代理人如果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他们不但会削弱国家能力,还可能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引发社会风险。如何约束代理人始终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