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基于集市变迁的分析

传统国家的统治机构与乡土社会是彼此隔离的,乡村社会处于自治状态,远离政治权力的支配.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的触角开始全面向乡村社会渗透,包括对乡村场市的控制.1949年后,国家为掌控资源,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全面介入农村集市,把历史上的自治场市变成国家统合乡村社会的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后农村集市的发展使得市场力量蓬勃生长并逐渐约束政府的行为,国家对集市的绝对控制让位于规则制定和秩序引导,从而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国家的单向强制整合逐步走向国家整合与市场社会自我整合的互构.于是,集市的变迁透射出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历程.     

城镇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

乡村城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城镇化道路,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民知识化相结合,可以大大促进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乡村社会生活,奠定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农村家族势力与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研究

农村家族势力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有多重影响。农村家族势力是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对乡村治理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进一步规范运作村民自治,实现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为农村基层政治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庙会与乡村经济发展——以晋北大白水村为例

庙会是以寺庙为依托,在特定时间举行的以酬神、娱神、求神、娱乐、游冶、集市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活动。它以宗教信仰为灵魂吸引着寺庙周边的村民前来集会,村民们在参与传统祭祀活动之余,可以投身娱神娱民的休闲活动,还可以在庙会上完成剩余产品与生活必需品之间的交换。庙会的祭祀活动和商品贸易活动促进和推动了乡村经济发展,而休闲娱乐活动又拉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采用文献法和田野调查法,通过分析庙会与乡村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探讨出庙会活动对乡村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城镇化与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

中国特色的乡村城镇化道路,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民知识化相结合,大大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促进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民族地区工业乡村发展模式的社会学研究:民族乡土与城市生活的耦合

民族地区工业乡村发展模式是一种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民族同胞通过开发、传承具有悠久历史和本村特色的民族手工业,而走上"一村一业"的传统农村产业结构重大转型的新型乡村社区发展方式。这种模式不仅仅带动乡村社区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带动乡村既保留浓郁乡土特色、本真民族文化,又走上与现代城市生活等值的新型乡村生活。这种模式对类似同质性的农村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具有一定参考作用。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施坚雅市场空间理论在西北民族地区的适应性分析——以宁夏西吉县集市体系为例

宁夏西吉县农村集市体系的分布及辐射范围表明,施坚雅以四川平原为蓝本的市场空间理论在西北民族地区虽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并非完全适用与重合;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构建具有民族及地区特色和现代功能的市场体系;西吉县特色中间市场的培育有利于城镇化建设及区域经济现代化。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     

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演变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发展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一方面,期日市和常设市日益成为集市活动的重要形式,表明市场水平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主题市场的大量出现,夜市的活跃,贸易活动的开放性,反映出集市内在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以集市网络为载体的农村初级市场快速成长,进而引发农村经济的一系列变化.但南宋农村集市贸易的兴盛,本质上属于小农经济的一种自我调节,而不是根本性的变化.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转型期乡村社会资本生态:动态发展中的共存与互动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转型"带来了"转型乡村社会"的情态。在此催酶诱化之下,乡村社会资本也就由"单质同一性"转向了"异质多元性"局面:既有传统社会资本,也有现代社会资本,更有处在亦新亦旧、新旧杂陈"中间状态"的社会资本。它们共同汇聚于乡村基层,使得社会资本生态呈现出"多元一体"关系中的动态发展。乡村社会资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表明,两者并非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同时也昭示出乡村社会应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建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狭窄选择。这就要求人们在对乡村问题(包括社会资本)考量时需要打破既成的"发展主义的思维范式"和"二元论"的思维取向,真正在破除"非此即彼"模式中去蠡测"转型乡村社会"的实在,惟有如此才能在理论和实践结合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道路展现出来并阐释清楚。     

庙会研究文献述评

庙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着继承和发扬民俗文化的社会功能。庙会研究一直是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从古至今很多学人对庙会做了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本文就国内外庙会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乡村传统手工艺的文化价值及现代传承

乡村传统手工艺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并传承的手工技艺,融实用与审美于一体,是民族生存智慧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活态体现。探究其价值内涵,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与人文情怀有更加深入的领悟,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乡村是传统手工艺保存传承的重要聚集地,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乡村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保护及产业化发展对乡村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乡村传统手工艺的现代传承需要把握其核心价值,提升乡村手工艺人才素养和组织化程度,提高应对现代市场的能力。运用新技术、新材料,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实现乡村手工艺的现代转换,从而推动乡村传统手工艺向大产业的蝶变。     

乡村文化与现代性

乡村文化是一种内卷化文化。所谓内卷化是指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就此而言,乡村文化与现代化是异质的。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既不能消灭农村、彻底城市化,也不可能在乡村文化建设上放弃现代性取向,把乡村建设成独立于现代社会的"飞地"。从反思现代性角度来看,现代性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化,它与乡村文化之间并非决然对立,在文化现代性框架中,乡村文化可以实现其性质与功能的转换。乡村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关键问题与基本路径就是重塑乡村文化主体。     

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带动乡村"——以新城市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

由于是一个农业、农村和农民大国,在整个20世纪,中国发展的基点在农村,并以农村为动力源.但"三农"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有赖于工业和城市发展.20世纪,农村和农民为现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进入21世纪,统筹城乡发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由此将实现从"农村包围城市"向"城市带动乡村"的转变.其带动机制主要有财政、就业、资本、信息和制度带动.而要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必须以新城市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着力于强化城市的自我创新能力.     

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若干重要关系问题

扎实有效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若干重要关系问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建设的关系,促使二者同向发力,相互促进,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推进乡村振兴;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和政府推动与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持续发挥政府推动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作用;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农业现代化与多种产业融合发展的关系,在大力发展高科技农业、高质量农业、生态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乡村的多种产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耕地保护与农村土地开发利用的关系,在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的前提下,放开搞活农村土地市场,促进农村土地高效开发利用;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村社区建设和乡村特有功能保持的关系,可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开展农村社区建设,但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防止大拆大建,同时在推进社区建设和村庄现代化建设中,要高度重视传统村落保护,有效保持和发挥乡村特有的生态、文化、社会功能。     

东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社会风险及应对策略研究

东北地区在“后扶贫时代”下,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尤为迫切。目前,东北地区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诸多社会风险,包括乡村产业发展风险、环境治理风险、文化滞后风险、基层治理风险、乡村返贫风险等方面。应从加强农村经营体系创新、完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加强文化创新提升农民素质、夯实农村基层治理基础、持续关注返贫问题五个方面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以乡村振兴带动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     

微媒体时代背景下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社会全面进入更加快速便捷的微媒体时代。在微媒体时代背景下,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各种微媒体改变了乡村旅游传统的营销模式、消费模式和经营方式,带动了乡村旅游产业链条延伸拓展,为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发展提供了新平台和新支撑。同时,乡村旅游存在智慧化水平不高,在线化营销、社群化运营、资源整合开发不够等问题。因此,应通过创新政策支持方式,加快智慧乡村建设,搭建开放合作平台,提升旅游官网水平,加强专业人才支撑等途径有效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从而提高乡村居民的经济收入,真正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