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按与明代灾荒救济

抚按是明中后期灾荒救济的核心力量,他们奏报灾伤,请蠲请赈;踏勘灾伤,核实灾情;受命赈灾,主持赈务;监督赈济,澄清吏治。二者职任有交叉也有分工,巡按侧重勘灾和救灾监察,巡抚侧重报灾和领导赈灾,共同推动了灾荒救济的进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因执行救灾程序的机械化及抚按自身的贪腐和不为,也严重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北洋政府时期安徽地区的灾荒救济

安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历史上一直灾害频仍,素有"多灾省"之称.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自然灾害仍是连年不断、种类繁多.本文就这一时期政府对灾情及赈灾的基本态度,赈灾机构的建立与职能的划分,以及赈灾的措施、途径与方法等作一论述.希望能对我们今天做好防灾、救灾工作有所启示和帮助.     

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

在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中,武汉三镇是受灾最重的城市。水灾发生后,政府认识到了这次水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较为积极有效的救灾行动,同时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通过考察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是这次水灾救济的主导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政府在社会救济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及职能缺失。社会力量则弥补了政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充当了国家救济替补者的角色,形成与政府广泛的合作与互补。而灾荒反过来又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成长,促进了国家防灾救灾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灾荒与人性——以民国时期西北为例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遭受了严重的灾荒,不仅严重影响人口的数量、质量,而且西北人民在心理、人文、伦理上都受到极大的冲击:灾民为了生存,逐渐抛弃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抛儿弃女、贩卖人口、掘坟挖尸,甚至发生骨肉相食的惨剧。正是愈来愈严重的灾荒一步步摧残、瓦解着人性,对后来西北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恶烈影响。     

1910年奉天新民府水灾与救济——以《盛京时报》为中心的考察

1910年奉天新民府发生严重水灾,灾民遍地,损失惨重.水灾发生后,官府及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劝募及赈济活动.官方稳妥地进行灾后救济并处理好善后事宜,安靖地方救济工作较为成功.但由于水灾过后未能根治柳河,为以后水患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清末北洋集团的赈灾救济政策——以直隶赈抚局为考察中心

直隶赈抚局是清末直隶地区专门办理赈灾救济机关。袁世凯、杨士骧任直隶总督期间,出台各种优惠政策,通过直隶赈抚局动员各方募集大批赈捐款,并将赈灾救济所需置于优先考虑位置。他们还通过赈抚局,积极办理工赈、水利、平粜、发放赈灾款项与物资等事宜,扶助福利事业,举办垦荒,对缓解清末直隶的各种灾害起到巨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灾荒中的民众与地方政府互动——以1953年河南省内乡县春荒为例

在接连遭遇了水灾、旱灾以及虫灾等诸多灾害后,1953年4月,河南省内乡县境内再次遭受霜灾和旱灾,庄稼严重受损,粮荒问题严峻。时值新旧社会交替之际,面对一系列不同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民众和地方政府对灾荒的解释和应对也势必受到影响。     

建国初期乡村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土改运动中农民协会为考察对象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宏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生产关系,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重新整合,农民协会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五代宋初西北政治格局之再思考——以北汉与党项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北汉与党项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西北政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献中虽然对于二者的相关记载较多,但多通过中原王朝或辽朝将二者联系起来;因受到西北复杂的政治格局影响,党项与北汉的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夏州党项自五代时期就有独立发展之意图,在后唐时期即已成为影响力较大的割据势力之一;在西北政治格局中,党项经常与中原王朝联盟,以对抗北汉与辽朝的联盟;党项通过与各方势力的周旋,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各种利益,从而发展壮大了自己,为其后西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期待人文视野下的灾荒史研究——中国灾荒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既往灾荒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灾害、灾害与社会,以及灾荒之应对三个层面,方法上虽有从“灾害历史学”向“灾害社会学”的转变趋势,但对灾荒的“人文”信息仍重视不够。因此,利用科际整合,给灾荒史以“人文科学的关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面向。     

略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以《大公报》1917年大水灾报道为中心

在近代活跃异常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积极投身社会慈善救济事业,无论日常的医疗、助学救济,还是灾年的急赈、工赈,都展示了强烈的服务社会意愿。其慈善救济活动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更新传统救济理念,将教养兼施、以工代赈等慈善理念传入中国;二是注重对灾民进行教育、卫生、安全、管理等善后工作;三是以"爱人"、"救世"思想指引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动员社会精英与社会分享财富、造福社会。     

仲裁庭组成前的临时救济措施——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为视角

仲裁庭组成前的临时救济措施规则因其对仲裁效率性及仲裁机构吸引力的提升而受到越来越多仲裁机构的青睐,包括SIAC.尽管存在诸多优势,这一制度在具体设计中仍存在如临时救济措施命令或裁决的可执行性、仲裁员的选定、临时救济措施程序的时间规定等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对这一制度的剖析将有益于我国仲裁临时救济措施制度的构建.     

民国都市住房救济与地方社会——以1928—1937年汕头市平民新村的建设与管理为中心

受近代西方市政理念影响,民国各大都市相继建设了一批平民住宅。但中央政府除一纸训令外无分文资金投入,在政治中心城市,政府投入平民住宅的资金具有偶发性,使住房救济缺乏持续性。汕头的案例说明在沿海商业城市,平民住宅建设是一项整合了政府、商人阶层和贫民群体三方共同利益的社会工程,虽然官商合作建设平民住宅取得一定成效,但政府与商人阶层利益的分化使这种模式也不能长久持续,因此政府必须真正承担住房救济的历史责任,那些所谓调动社会各阶层建设平民住宅积极性的计划和方案,并不能真正建立起实施住房救济的长效机制。     

灾荒视野下的人与自然——以中国古代荒政书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立足灾害与社会的独特灾荒视野,以中国古代荒政书为中心,探析中国古代人民有关人与自然的若干思考,认为他们在探索自然、认识自然方面作出有益探索的同时,也锢于自身知识、观察手段、认识习惯等局限,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存在某些偏差;这些认识的复杂面相更多源于人们实践本身的复杂;从中我们可以总结中国古代人民关于人与自然认识的诸多独特思考,以此警示人们不应简单化古人的认识,而应吸取其宝贵经验,服务现实.     

中国佛教界对民国政治的参与——以1927-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佛教界内部对于政治参与存在分歧,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运作的政治事件、由派系之争引发的政治风潮及达赖班禅关系的协调,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佛教界的政治参与,既有利于协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有助于促进佛教界自身的整顿和佛教的复兴.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适用性分析——以对受害人的救济与事故预防为视角

在风险频发的社会背景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确可以通过保险赔付在相当程度上确保对受害人的有效救济,从而实现分配正义的目标;但立法者的考量往往应不限于此,还需考虑采用特定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相较于其它替代性救济制度,是否能够以更小的社会总成本来实现上述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所针对的风险的预防和治理。本文采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先分析使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在法学与经济学上的原因,进一步比较分析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同其它替代性制度的优缺点,认为应通过制度优化来解决采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以更小的社会总成本来实现风险的预防和治理。     

抗战时期大后方老人之社会救济初探——以重庆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针对老弱残民设立多种救济机构,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稳定后方社会秩序,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暴露出其局限性。     

论汉代的贫困救济——以假田和赐田为例

假民公田与赐民公田是汉代济贫的重要措施。假税的税率不会高于三十税一。假民公田或赐民公田作为安置贫民的一项措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解决了一些破产农民无地可耕的问题,使一些因丧失土地而流亡的农民得到安置。     

环境侵权救济诉讼的内在机理与绩效考察

环境侵权救济机制是环境侵权救济的一系列方式、程序和规则的总称。我国当下没有专门的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环境侵权救济是通过对传统民事侵权救济机制的拓展适用来实现的,其中诉讼机制是现行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民认知视角考察现行环境侵权救济诉讼机制的绩效,是机制有效运行的内在诉求。从实证角度分析,当公民自身环境权益遭受侵害时,普遍认为现行环境侵权救济诉讼机制在实体制度、程序制度以及责任制度上均存在不少法律难题,因而不会首选诉讼机制。这为更新环境侵权救济机制提出了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