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通融: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刘跃进先生学术访谈录

本访谈约请刘跃进先生就秦汉魏晋六朝文学与文献研究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刘先生从自己的学术经历谈起,具体论述了"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方法"、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困境及其出路、<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与秦汉文学的再评价等问题.他在访谈中提出传统文献学的四层次说、文献学在当代的发展、东汉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开拓、新世纪古典文学研究"走向通融"的趋势及其深刻的变化:文学本位意识、文献基础意识、理论创新意识等诸多创见.访谈也体现出凝聚在刘跃进先生具体研究背后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方法.这些新意迭出的见解不仅对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青年学者而言,也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政治变迁、学术衍化与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演进之路

中国传统文献学的发展和演变受社会变迁和学术衍化影响至深。先秦的文献整理和研究脱胎于社会变革和百家争鸣,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两汉经学发达,文献学领域弥漫着崇经的思想;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玄学兴起,文献学呈现多途发展的趋向;隋唐王朝一统,文献学表现为反思和总结的特点;宋元学术文化繁荣,理学发达,文献整理和研究多有拓新,文献辨伪、考订、校勘等均打上了理学印痕;明代文献整理研究与阳明心学纠缠在一起,出现诸多矛盾现象;清代征实学风盛行,文献整理重视证据,其理论和方法开了近代以来文献整理的先河;近代西学东渐,传统文献学与西方学术接轨,逐步完成向近代的转变。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古代文献整理与研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继承和创新并重,整理文献与经世致用并举。     

论民国时期湖南学术的发展及特点

民国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民国湖南学术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文史、哲学、法学、教育诸领域的大家。晚清以来史学独树一帜的学术传统得到延续,史学成为民国湖南学术的奇葩,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的影响巨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得以运用,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和文学研究成就;传统学术方法继续在学术研究中传承,在文字学、文献学研究中收获硕果;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和流派也在伦理学、法学、逻辑学研究中打上烙印;由此呈现了民国湖南学术的发展轨迹,并凸显其湖湘学术独特的传统。     

民国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演进

学科体系的确立和规范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从学术谱系来看,民国时期,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体系建构和演进轨迹清晰可循。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提出“文献学”“中国文献学”概念并以西方学科理念框定中国传统学术,开启了民国文献学体系建构的先河。在梁氏文献学思想的影响下,郑鹤声兄弟完成了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中国文献学概要》,其构建的“大文献学”体系奠定了中国文献学的学科基础。随后的三四十年代,以“校雠学”命名的章节体著作大量出现,这些学术专著在文献学理论、方法和历史方面为构建学科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一些校雠学著作还保留了传统史书的编纂方式和体例,此时的文献学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调适中。民国时期文献学体系建构经历了从“以西范中”到“援西入中”的转变。考察这一时期文献学体系的嬗变,可以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历史鉴戒。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宋元明礼学研究

宋元明时期,历史发展出现转向,学术也出现了深刻变化。礼学走出了"疏不破注"的阶段,礼图学兴起并蔚为大观;从宋"荆公新学"到明《五经大全》的经院礼学完全是统治者施行时政、统一思想的工具;士大夫们注疏的三《礼》更多是为了表达自我观点,寄托改造社会的理想。改革开放40年来,宋元明礼学开始受到学者瞩目,学术空白开始被逐渐填补。但是,原先只重视宋元明心性之学的研究,忽视经学研究的传统并未改变;宋元明礼学的文献学工作远未告一段落,明代礼学研究尤然。宋元明礼学渗透政治生活的具体方式研究更是阙如。将来这些领域存在广阔的学术增长空间。     

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

文章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文献学发展较快 ,盛况空前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影响了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改变这种状况的当务之急是做好文献学的分级分类和定位工作。由于文献学是一门具有边缘性、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 ,主张把文献学既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 ,又作为一级学科对待。下属中国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又包括若干个三级学科。文章指出 ,由于文献学的交叉性特征 ,在根据文献学上所规定的研究范围、方法、理论等分别研究各门学科的文献时 ,就出现了专科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曾经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献学。随着专科文献学著作的不断出现 ,历史文献学的专科文献学性质和地位逐渐形成定局。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献学的任务已由中国古典文献学接替了。     

严绍璗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

严绍璗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出身,最后却走上了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打通学科界限,在古典文献学、国际中国学/汉学、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遵循原典实证的方法论,把比较文学领域中传统的＂影响研究＂,提升为以＂变异体＂理论为核心的＂文学发生学研究＂,建构起体系性的比较文学学术理论。     

撰写多卷本文献学史适逢其时

本文认为目前撰修多卷本文献学史适逢其时。首先,这是蓬勃发展的文献学学科建设的需要;其次,文献学理论建设以及断代、专科、分支文献学等领域不断深入的研究成果为文献学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次,初具规模的文献学通史和专题文献学史也为多卷本文献学史的撰修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发掘文献学史演进过程中的隐性要素——《中国古典文献学史·清代及近代卷》的书写方法及内容举隅

"文献学"之名出现于近现代,但"文献学"的谱系建构实则是一个逐步推移、演进的漫长过程。在清代学术发展过程中,有许多隐性的要素,推动了文献学史的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文献学学科的构成形态。在书写《中国古典文献学史·清代及近代卷》时,我们要描述文献学发展过程中的显性要素,也要发掘其中的隐性成分。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十年发展述评（2009—2018年）——基于人文社科综合指数的分析

2009—2018年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进入繁荣上升期，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现当代文学扩张明显，比较文学发展平稳。“两古”学科领域，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的回归、文本理论的兴起与稀见文献的发掘代表了此一时期的主流。现当代文学研究迈入了多元探索的新阶段，已被文学史经典化了的作家得到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而尚未经典化的当代文学批评则与文学创作现场保持紧密联系。文艺学聚焦后现代媒介冲击之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以及西方理论与中国学术之间的关系。语言学重视传统研究领域和新方法、新技术的交叉，在和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新兴研究领域。文字学方面新出土文献的整理、训诂以及古文字辨析考释方面都出现了大量成果。相较而言，比较文学专业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学术力作，但未能对学科整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项楚师的敦煌学研究

项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了文学、语言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其中以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享誉国际学坛.项先生在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主要表现在恢复文献真貌、诠释文献真意两个方面.他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文学研究与语言研究相结合的治学特点既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给我们这些后来者相当多的启迪.     

《仪礼》 文献学研究方法论浅议

在华夏最古老的重要典籍中, <仪礼>是比较难读的一部书,这主要是由于它语言古奥,文辞简略:名物茫昧,无从考订;仪节烦琐,无从通贯.今天我们整理和研究历代<仪礼>文献,考察分析整个<仪礼>文献学史,除了要研究具体的个案学术问题,还要从理论层面把握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其中既要考察传统<仪礼>文献学研究中的诠释方法论情况,也要讨论当代<仪礼>文献学学科研究方法论的有关情况.只有兼顾古今各自所需遵循的原则性的研究方法论问题,才能促进当代<仪礼>文献学研究的全面开展与深入探索.     

欧阳修的学术理想与著述实践

欧阳修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学术史均要触及的一位重要人物。通过对欧阳修学术理想＂不惟想做司马迁,而且要做孔子＂的分析,考究其在史学、经学、文献学等领域的著述实践,可以揭示出中国古代文人以著明志,将社会需求、个人理想与著述实践相结合的普遍规律。     

略论文献学的体系

文献学是一门传统学问。文献学有其缘起、形成和发展的悠久历史,构建一个适用的文献学学科体系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文献学有不同的体系和范畴,其体系的构建涉及诸多方面,近乎每门学科都可以有自己的专科文献学,如历史文献学、文学文献学、经济文献学、医学文献学、化学文献学等。     

中国书法文献学及其学科建设刍议

目前的书法学,除了其自身发展的内部要求外,它从学术发展的整体态势中接受了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和整合化要求。从研究的角度看,书法学拥有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有利的条件,书法学应建立自己的文献传统,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书法日益＂美术化＂的时代,必须重提中国学术的文献学传统。根据历代学者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书法文献工作的需要,我们可以继承中国文献学强调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这些学科分支在实际中的结合,重视目录学的史学功能及其在学术上的指导性,使后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时重视史源,即在进行文献整理时,注意追寻史料的来源,以求得客观的记述。结合书法自身的特征,书法文献学的分类可包括书法古籍整理、书法史料汇集、中国书法学工具书以及中国书法史料学的建设。     

“第三条路”:民国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

民国时期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传统的考据学,又不以西学为依傍,而是以传统的文献学、目录学为基础,以诸子文本、历代史"志"、目录序录为资料,以传统学术"案语"的形式,提点引申,以探寻诸子学的源流衍变。孙氏的诸子学研究在民国诸子研究中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这种子学研究,既源自中国古老的学术传统,更是对清代章学诚一脉学术路径的继承与发挥。孙氏提倡诸子学的义理研究,且具有理论和体系建构上的自觉,但今天由于我们的"失语"而造成了传统学术的隔膜,这种路径很难被人们再次拾起。今天,我们依然在探索诸子学研究的"恰当学术",而其它古典学术的研究也大抵如此。     

陈伯海先生学术评传

陈伯海先生在迄今20余年的对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领域里，不断保持自己的学术活力，不断延伸拓展研究领域，形成了擅长宏观概括、理论思辨又宏微现结合的学术风格。他探讨的学术领域，大致有唐诗研究、文学史宏观及其理论构架研究、传统文化特质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等。且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由博返约的多种训练与史论结合的科学态度，妥善处理好新思潮与老传统的辨证关系，认真迂执的性格与坚韧不拔的学术追求，这些都是他学术风格的特色。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呈现出多源多流、交错嬗变的景象,一方面是传统学术自身酝酿着变化,另一方面是因应外来文化的冲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推陈出新"和"引西入中"。时代呼唤着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学养又能利用西方现代文明成果而有独创性建树的人文大师出现。一批人文大师走在时代前列,开风气之先,在一些学科领域做了奠基性工作,创立了新的研究方法,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发展,对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有很大的影响。     

试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

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目前共有三类文献学专业，即中文学科所属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学科所属历史文献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所属文献学，都是二级学科，但互不相涉，各自发展，致使学科体系比较落后、杂乱，存在不少问题，不利于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亟需加以改革。文献学是一门具有边缘性、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应该将现行的分属于三个不同学科门类的三类文献学学科归拢在一起，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对待，下属综合文献学与单一文献学两个一级学科；前者包括中国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后者包括专科文献学、专题文献学、专书文献学三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又包括若干个三级学科。     

民国学人的学术史研究

民国时期,我国学术史研究的范式和领域较之清代大有扩展,既出现了梁启超、钱穆等学术史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民国时期是我国学术史研究的承前启后、贯通中西的重要阶段.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学术史研究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总结民国时期学术史研究的得失,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弘扬学术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促进新时代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