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

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变革的进程之中。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主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以高科技、互联网等产业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更是不可小觑,具体表现为: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掌控的社交网络工具成为凌驾传统政党的政治运作平台,试图超越传统生产力以谋求全球化技术统治;大数据集权成为重构国家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金融剥削与数字剥削构成新的盈利方式;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关联合作,维护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跨国公司特别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权力参与下,呈现出一些转型特征: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权威将更为分散、行为主体将更为多元、发展差异将更为明显、竞争态势将更为激烈;与此同时,合作空间依然存在,且主权国家仍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跨国公司虽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能动的塑造作用,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仍然无法超越主权而单独存在,也只有在主权的引导与规范下,跨国公司才能更为有效与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塑过程,从而更好地为国际社会各参与者提供经济支持...     

探析东亚货币合作的机制属性及其效用性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使得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利益追求以及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也决定着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国际机制的约束。东亚长期以来在区域合作中具有"非正规化、非制度化"的特点,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机制属性并非完全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其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协议中,并且是以基础的机制层次如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等为发展点。但只要这些发展点具备了机制属性,人们便应该审视国际机制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效用性,以期待产生更多完善的机制来规范和引导东亚货币合作。     

国际教育合作机制的理论探析

国际教育合作机制是国家之间在特定教育领域以一定合作预期为核心,为促使合作行为规范化和确保合作结果而作出的一系列具有控制性的安排,包括合作的原则、规范和程序等。预期依存性,是合作机制发生的主要动因;互动互控性,是合作机制作用的主要对象;规程性,是合作机制建构的基本形态。国际教育合作机制具有提供对称信息、推动行为体共同作为、影响合作效益增长的互知、互为、互惠等功能性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视角下新型大国关系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社会重要的合作路径的建构,是国际体系层面国际行为体互动的丰富和发展,为国际体系中的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选择,建构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的战略互信,以经济互动带动政治乃至其他领域的互动,加速新型国际规范的形成,维护和谐稳定的国际社会。“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杰出成果,对于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大国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与挑战,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新型大国关系发展路径和对策选择。     

日本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环境合作机制评析:非国家行为体的功能

《巴黎协定》在国际环境条约层面明确了国际环境合作机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自下而上"模式,并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重要性。日本以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契机,通过制定施行《环境基本法》确立了国际环境合作基本理念,将该理念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方式纳入日本环境法律体系。日本中央环境审议会通过制定实施国际环境合作的政策,构建了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是以东亚为重心的三层级模式,参与主体涵盖政府及政府间组织、地方公共团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学术研究机构,呈现多元化特征。日本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在东亚地区所取得的成效,能够为推进东亚区域性气候治理合作共赢提供经验借鉴。     

后冷战时期恐怖主义的特点与国际反恐合作

冷战结束后 ,恐怖主义出现了新的特点 ,这些特点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国际反恐合作。而国际反恐合作的关键则是树立新安全观 ,反对双重标准 ;建立合作反恐机制 ,反对单边主义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铲除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     

东亚地区安全合作：层次、结构与机制

安全合作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安全领域的交流对话与协调行动。由于东亚地区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东亚国家间通过建立多种安全合作模式与对话机制，形成多层次、多维度和多方位合作局面以推动该地区在安全事务领域的合作。     

关于国际政治经济中不确定性的理论探讨

不确定性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情形 ,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比国内更加凸现。本文以西方学术界 ,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对不确定性的讨论作为进入这一研究场域的主要进路 ,揭示国际政治经济中不确定性的来源以及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的途径。本文认为 ,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分别从国际体系的结构与国际制度或国际合作机制的角度对不确定性进行的理论探讨 ,不仅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 ,对于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选择也不无启发意义     

中俄油气合作新发展的特征、动因及影响探析

2013年以来,中俄油气合作从单一原油贸易模式发展到多样化合作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我国经济"新常态"模式下的国际合作战略和利益诉求、俄罗斯油气出口战略调整以及地缘政治经济异动情势等因素推动着中俄油气合作发展。中俄加强油气合作对我国能源安全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对俄国内经济发展和欧美制裁以及欧亚地缘政治经济走势等产生重要影响,合作前景将继续受制于一些重要的国际因素。     

国际格局转型中的北约运行及美国对外战略变化--从科索沃战争到乌克兰危机

冷战后国际格局转型带来了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系列变化。它集中地反映在两极瓦解之后的欧洲局势,尤其反映在美国的欧洲盟国对北约的态度波动及美国如何维持北约运行上。而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国际战略演进,都是随着国际环境变化,通过应对重大国际问题运行来体现的。冷战后的欧洲重大安全问题集中地表现在关乎科索沃问题上不同国际行为体的意愿差异与竞争;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领导的北约没有停止东向发展的步伐,在国际政治经济发生激烈变化中与俄罗斯等相关国际行为体的交锋集中体现在乌克兰危机的酝酿、发展上。科索沃问题与乌克兰危机看似无关,实际上是由美国的跨大西洋同盟战略变化这个轴线来串接的,也反映了冷战后新旧国际格局转换的基本轨迹,表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处于两种趋势三支力量角逐的态势中,不能简单判定多极化趋势明显,也不能认定当代国际格局就是多极格局、就是单极格局。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政治风险研究逻辑与方法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了大量的政府合作、政策对接和人文合作的内容,需要政治学研究者对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认真的政治分析。基于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将有关研究划分为国家政权、政府决策和地缘政治3个层次,梳理了涉及政权安全、政府政策和政治危机等议题的研究逻辑,初步搭建起解决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提出利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有关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国情,在政府政策分析中采用制度分析法和功能结构主义方法,使用比较政治方法和国际政治的方法来分析国际和地区因素。通过初步搭建起一个政治研究的框架,为今后的“一带一路”战略政治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     

试析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日韩金融合作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日韩三国加强经济金融合作,以应对由负面风险因素给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所带来的新挑战。研究结论表明：中日韩三国应该加强金融合作,构建中日韩间清算支付体系,谋求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建立＂最后贷款人＂机制的区域金融合作机制,创造有利于中日韩经济金融合作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思考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并同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和西方文化的扩张部分地相重叠,但全球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在内涵上,全球化又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并以经济金球化为主导.全球化对国际体系中的传统原则及规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国家主权的部分让与和本质上的不容侵犯是其中的一个悖论,因此,规则的相应调整及主权的让与和捍卫两种趋势的整合直接关系到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状态.经济全球化使参与主体间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问题更加突出,数字技术不仅没有填平贫富鸿沟,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国际政治经经济体系核心区与外围地带间的差距,全球化与边缘化的矛盾是国际社会不容回避的现实.     

区域协作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研究——以京津冀区域为例

区域协作是大都市区治理体系中的核心要件，也是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区域空间层次的重要体现。为了明确区域协作机制中存在的困境和改进机会，以探索更高效顺畅的区域协作路径，文章从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视角，探讨了京津冀区域协作中制度性参与者及其诉求，分析了京、津、冀政府各自的关注议题、行动成本，以及不同层级主体参与区域协作的方式，构建了区域协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中行动者、协作网络、权力介入、合作风险与交易成本等变量间的互动机理，并分析了当前区域协作中集体行动的主要困境与解决机制。研究指出：区域问题的演化是推动区域治理变革的主要根源，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和核心城区过度聚集问题逐渐加剧，致使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政策必要性凸显。区域协作的基本变量来源于区域现实情境，根植于区域长期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网络，包括：现有制度系统，区域结构与所要解决的区域问题，参与区域合作的行动者诉求及其紧迫性程度，地方组织之间的自发协作互动网络等。中介变量是由基本变量衍生出的协作行动中的过程变量，包括：合作的领域、范围，参与主体构成状况，行动者动机，强制性权力的介入程度等。基本变量与中介变量共同作用于区域协作机制，并对交易成本和...     

我国现行宪法的共和思想研究

研究我国宪法的共和思想不仅对发展我国的宪法科学理论,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共和的词义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是指历史年号,而在西方国家历史上主要是指国家政体.共和政体相对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是最稳定、最好、最值得实行的政体.共和中有民主,但共和中的民主是受节制的民主.目前我国基本上实现了不同阶级、不同政党、不同民族、不同经济制度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和.不同阶级的共和表现在代议制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上;不同政党的共和表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不同民族的共和表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不同所有制的共和表现在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和表现在“一国两制”方面.     

江泽民"新安全观"的创新成就和历史贡献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在制定和实施新的国际战略思想方针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新的国际政治文明观念。新安全现与旧安全观不同,它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成就。新安全观在推动国际反恐斗争和全面开拓国际安全合作方面,具有重大的战略指导意义,并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周边与国际和平环境、推进“三大历史任务”的实现,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同时,也必将对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产生更加积极和深刻的影响。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有限介入阿富汗问题的思考

1998-2013年间,上海合作组织参加解决阿富汗问题的立场和政策分四个阶段基本成型。阿富汗国内形势的变化对欧亚地区产生影响,其政治和解前景的不确定性也是国际社会难以把握的进程,毒品失控严重妨碍社会经济恢复和国际援助效率。上海合作组织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努力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更广泛的国际安全合作构筑周边反恐反毒安全带,积极参与和推动阿富汗社会经济重建,为实现民族和解与国家政治统一提供国际平台。     

大改组： 德国开放的政治学

过去二十年内,德国福利与就业制度的开放性政治经济举措,以及对基本政治联合产生的不良影响,值得关注。德国福利与就业体系面临着自由化进程,但没有向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对由雇主和工会主导的经济领域及由公共预算的财政约束主导的公共财政领域这两个独特领域内关键主体偏好的转移追根溯源后发现,在这两个领域中,关键主体的偏好转移互相关联,但对应着两组不同的问题。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持需要考虑到更多环境因素,这一点至关重要。     

汉武帝时期的经学与政治

通过经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新的官 僚选拔体系，社会秩序中的领袖力量被纳入皇朝的政治权力结构之中，由经学这样 一种明显具有文化传统色彩的政治通道而建构起的皇朝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政治合作关系中， 其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那些有着文化传统和经济势力的地方社会的领袖阶层，即地方豪族 。武帝时期经学由私家教授向官学的发展，对选官制度与汉武以后政权结构的建构是一件十 分有意义的事情。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外交利益实现的互动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同时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战略,中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外交利益得到了较好的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外交利益实现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经济增长对外交利益实现的作用表现在: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政治自主;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有利于国际地位的提高.外交利益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在: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经济建设;良好的国际关系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维护经济安全.同时,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