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奉天省地方政策探微——以洮南府公文为例

清末民初的洮南府于清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1904年7月4日),由盛京将军奏准设置,是奉天省北部重镇,也是奉天省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以洮南府地方政策公文为例可以揭示清末民初蒙边地区基层社会管理和民众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律。     

清末奉天省的八旗农业讲习所和满蒙文讲习所

清朝末年,东北改行省制,推行“移民实边”的“新政”,一时兴垦设学,成为时髦风尚。奉天省八旗农业讲习所和满蒙文讲习所,就是在这个时期为适应发展农垦的需要而创设的。八旗农业讲习所,受奉天省旗务司管辖。所址设于奉天省城。讲习所的培训对象,“专取内外城各旗员”。每期学生名额为一百名,学习期限为一年,毕业后     

沈阳原奉天省咨议局建筑保护及修复研究

在实地调研和测绘的基础上,考证了原奉天省咨议局的历史沿革,阐述了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建筑史价值.在此基础上对奉天省咨议局提出了保护策略,在修复的技术层面展开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研究.     

“九一八”事变前奉天省警察薪俸探析

清末新政之际,西方警察制度开始移建,警察薪俸依据“品位和等级”确定。奉天省地方政府据中央政府规定,思虑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参酌京师警察待遇自行确定薪俸数目,以白银给付,待遇较高。民国初年,奉天省地方政府对警察待遇进行适度调整,仍与京师持平。两次直奉战争后,奉票严重贬值,警察群体薪俸的实际支付力下降,下层警察待遇几乎与社会雇工相等。张学良主政后,尝试提升警察待遇,因时局危急和“九一八”事变发生而效果甚微。清末至“九一八”事变前,奉天省警察薪俸呈下降趋势,内部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浅析民初奉天省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出现的问题

民国初年,国会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标志,被推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它是对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本文考察、分析并论述了奉天省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透过这些史实,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的重大变化,并感受到这一变化给当时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弥补过失的阳光之路——少年犯被执行社区服务令

辽宁省普兰店市农村17岁少年刘某在手机店抢一部手机未遂,当地法院判他到社区完成一定期限的无偿社会服务劳动。向失足青少年发出社区服务令,这是普兰店法院对青少年犯罪案件审理所做的新探索。     

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效力相关问题探讨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对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效力问题虽然没有直接作出规定,却间接涉及了这一问题。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有效要件包括行为人具有相应的缔约能力,不违反相关国家的公共秩序,等等。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效力的准据法依被选择法院国家的法律确定。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效力应独立于它所服务的国际民商事合同的效力。     

试论王永江的理财思想

王永江,字岷源,号铁龛。1872年2月17日(清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九)出生于奉天省金州(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祖籍山东登州府蓬莱县。自幼拜宿儒李某为师,后考取优贡。于1903年为了谋生,在旅顺口开设“采真游”中药店。日俄战争后不久,该店因受日商西药店的排挤而倒闭,王遂返回金州。自1907年始踏入仕途。历任奉天省警察厅长、财政厅长、代省长等职,是张作霖的得力助手。1916年4月间,张作霖被任命为奉省盛武将军兼巡按使时,奉省财政困难已达顶点,“除负外债一千万元之外,每年尚亏累二三百万元。”①当时,岁入不过千万,全恃借内外债,“以济军政各费之不足,故债累日深。”自1917年任命王永江为财政厅长后,进行一系列整顿,到1920年3月,奉天省的财政状况已     

老年消费者安全保障义务之“合理限度”认定浅窥

在不同消费领域所产生的老年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经营者是否已尽“合理限度”安全保障义务时,一般均以“软硬件”为标准。但在严格遵循这一标准前提下,法院通常对此类案件中的受害人——老年消费者的身份因素给予特殊考量,并以此课以经营者较高的安全保障义务。基于老年消费者身体特征与经济法实质正义价值,法院此种做法无可厚非。但司法实务案例表明,在法院认定经营者是否已尽“合理限度”义务过程中,存在泛化“老年人”身份因素的司法倾向。此种倾向不仅限制经营者行动自由,甚至威胁到为老年人提供福祉的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法律必须对此种倾向予以克制,以实现主体间的利益平衡与社会有序发展。     

不方便法院原则在跨国公司环境损害案中的适用——全球最大环境诉讼案厄瓜多尔原告诉雪佛龙公司案探析

文章结合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环境诉讼案——厄瓜多尔原告诉雪佛龙公司一案对不方便法院原则在跨国公司环境损害案中的适用进行探讨。认为受害方可以从替代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可能性、替代法院审理案件受害方所面临的困难以及跨国公司的特殊性等角度出发进行论辩,争取案件在跨国公司母国审理,这对受害方获得及时充分的赔偿至关重要。同时,东道国必须完善本国的环境法律制度,缩小与跨国公司母国这类发达国家的差距,防范跨国公司利用不方便法院制度挑选法院。     

试述张作霖主政东北及与东北地方建设

自1911年张作霖进入奉天后，为图自保，巩固其统治，他采取了稳定经济、政治，兴办教育，发展实业，修建铁路等措施，同时他通过不断搜刮东北人民的血汗，进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富有的军阀。客观而论，在其主政东北期间，东北地方建设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为东北的进一步发展创设了良好条件。     

思想政治工作对法院司法行政改革的响应

我国法院系统的司法行政改革是时代的新课题。本文探讨了法院思想政治工作对司法行政改革所作出的积极响应 ,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应发挥先导作用以推进司法行政改革 ,并且在改革中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促进其创新     

乡村司法悖离官方表达的功利行为及其诱因——以S县锦镇人民法庭为例

对S县锦镇人民法庭2011—2012年间的调查表明:虽然在司法机关的官方表达中,对案件的处理必须要符合司法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实现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但在司法实践中,乡村法官所作出的处理决定既非为了平息纠纷、为民排忧解难,亦非为了实现法治,而是出于自利的目的,在实践中形成了择案而立、调解本位甚至强制调解以及"以结代收"等司法策略,其处理问题、避免麻烦的心态贯穿人民法庭日常运作的始终,偏离了法治和治理(亦即合规范性与工具主义)的双重制度定位。乡村司法之所以出现和官方表达相悖的功利化行为,与其司法制度定位的治理化和法院内部考核管理方式的强行政化密不可分,所受理案件的乡土性也决定其功利化的运作方式,未来亟需综合考虑乡村司法所处的系统性变量对其予以调整完善。     

基层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农村干群关系

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干群关系是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村干群关系存在村民对村干部信任缺失、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及村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村干部素质不高、舆论错位与司法保护缺失、农村治理模式落后等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应在加强村干部教育、改善村干部待遇、增加村干部自主决策权、完善司法保护以及践行精英治村等方面做出改进。     

清末民初中国东北地区黄天教活动考

清末民初,在中国东北吉林省境内曾出现了一个以长春郊区双阳灵岩阁为总据点的黄天教派,该教派活动一度曾波及吉林省和奉天省(今辽宁省)的许多地方,影响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区.本文旨在对这一时期黄天教派在东北的流行和传播情况进行考察,力求勾稽出黄天教在中国东北流行的社会背景因素,进而弥补学术界对黄天教研究的缺失,并以此丰富中国东北地方史的研究.     

试论晋绥分治的原因

有清一代,绥远地区经过逐渐发展到清朝末年正式成为山西的一个下属道"归绥道"可是民国初年1914年,袁世凯却一道命令成立绥远特别行政区将绥远与山西分治,这其中有加强边防,防范入侵的因素,但是晋绥分治更多的是因为民国第一任绥远将军张绍曾为了摆脱山西省与蒙古族在财政、军事、司法上的羁绊,实现成为绥远军政一把手而策划的并且并被袁世凯利用的结果。     

司法契合民众需求的理论思辨与实践进路——基于当前司法制度改革的检视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改革总体上存在着两种明显倾向:一是以西方现代司法制度为范本绘制我国的司法蓝图,二是立足于社会和谐的宏观视野提升司法的社会效果。这两种倾向体现了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不同的建构立场和话语权,但因忽略了民众的司法需求而难以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我国司法制度改革应当立足于民众理性的司法需求和社会现实条件,倡导沟通合作型司法模式,建立以民众对司法的利用率和满意度为基本维度的司法效果评价体系,以及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司法智慧,从而使司法制度改革的成果惠及民众,并赢得民众的认可,在司法与民众的沟通中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汉代"丝绸之路"上的边疆安全——以军事保障制度为视角

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中央集权国家开始正式开辟、经营丝绸之路，并将其逐步纳入大一统的国家统治体系。丝绸之路战略地位特殊，是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势力长期对峙，激烈争夺的对象，为确保边疆安全、政权稳定，实现中央与边疆的良性互动，经营丝绸之路，就成为关乎国家和边疆安全稳定的战略国策。文章以丝绸之路开辟、巩固时期的汉代为研究对象，从边疆安全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汉在丝路地区的布局、丝路安全防御、后勤保障等军事措施，以期为边疆安全治理模式的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新疆的安全提供有益借鉴。      

清末地方司法改革中的审级权限制度

审级权限制度的改革是晚清以奉天为代表的地方审判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新式的审级权限制度的确立为地方审判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前提 ,奠定了基础。“四级三审制”以及区域审判权限的划分和确立 ,对推动以奉天省为代表的地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及国人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变革 ,起了积极的作用     

社会政治情绪排解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政治情绪排解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如果政治情绪得不到适当渠道的有效排解,将会逐渐腐蚀政治合法性,引发社会冲突和危机。为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政府必须突破传统的治理路径依赖困境,通过构建新型政府分层治理结构、创新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突破传统政府治理体制,逐步稀释、疏导和化解社会政治情绪,实现转型期的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