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四次革命运动

全面分析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戊戌雏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玄革命等四大政治运动的态度.撂讨西方传教士除了对义和团运动采取敌视态度之外,对其它三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表示支持的原因.揭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互动发辰,进而从异质文化的碰撞、选择、融合的角度来评判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四次革命运动

全面分析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四大政治运动的态度。探讨西方传教士除了对义和团运动采取敌视态度之外，对其它三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表示支持的原因。揭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互动发展，进而从异质文化的碰撞、选择、融合的角度来评判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及其影响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作为西方殖民者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辅助手段,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具有两重性。客观上,对介绍西方近代文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从这一方面来说,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又是传播西方科学文化,酝酿和促进近代中国新闻、出版、教育等项事业以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和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不自觉的工具的历史作用。     

美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太平天国这场带有西方基督教色彩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大地上爆发,曾引起在华各界西方人士的注意。美国传教士对此尤其关注,利用各种机会发表对这场运动的观感和看法,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驻华使节乃至美国国內政界的权贵显要提供有关太平天国的各类情报。本文试就美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及其态度之转变,与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传教政策的转变

随着近代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逐渐进入近代中国。但因与各地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格格不入，各地教案频发，最终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之后，基督教转变了以往的发展策略，注重科教文卫等社会福利事业，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促进了其在中国的发展。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要扎根中国必须进行转型，转型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基督教的转型成功消除了民众的误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早期美国对华传教活动探源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之前,历史上曾先后发生过3次基督教入华现象．但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对中国社会亦未造成重大影响。19世纪初叶,随着西方各国工业革命的开展和海外殖民活动的加强,出现了新教传教士赴华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为前3次所不及。这次运动肇端于英国,美国传教士则后来居上,在这次传教士运动中扮演了主角。因此,本文拟就美国对华传教活动的缘起作初步探讨,以求对这次运动有个更深刻的理解。美国对华传教运动的发生,首先根源于美国传教士的政治热忱与传播“福音”的强烈使命感。美国传教士的政治热忱和使命…     

冲击与调适：义和团运动前后的英国浸礼会在山东传教事业

浸礼会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保护,但教产与教徒均遭受重创。义和团运动后,浸礼会在相对稳定的传教环境下,转变传教策略,逐渐扩大传教区域;开办的新式教育日趋得到民众认同,开始走向正规化与高等化,开始将医疗工作作为传教重要手段,专门派遣医学传教士,建设正规化的医院,开展医学教育以培养中国医生与护士,实现从救灵到疗身的转变,医院世俗化趋势加强。浸礼会传教士在华推行普世之爱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虽然带有传播宗教的功利动机,但却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     

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与基督教

<正> 戊戌变法前后十余年间,是康有为、梁启超致力于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时期,而同时又是基督教和传教士在华活动十分活跃,教案冲突愈演愈烈并导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一个时期。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梁启超,对于基督教这种外来宗教究竟是怎样认识的?他们对基督教的在华渗透和教会势力的扩张取何种态度及对策?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活动对康、梁又有无影响?这些问题是研究康、梁思想与活动乃至整个资产阶级维新派所需要弄清楚的问题,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外政治、文化、宗教关系的一个侧面,因此本文拟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民元前后基督教传教士对改革和革命的认识与反应——基于三种基督教出版物的考察

考察基督教传教士如何面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改革和革命,可以从一个具体的角度研究这一群体与中国社会之关系.从传教士们发表的言论来看,这一群体对于晚清时期的改革是非常认同和衷心赞赏的.清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正是这个群体长久期待的结果.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传教士群体的态度复杂,各有差异,大体上经历了从震惊、观望到有保留地肯定的过程.而中国的牧师、教会职员则对革命表现出非常热烈的拥护态度.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都将清末的改革和共和国的建立,看作是发展基督教势力的契机,对新政权寄予较高的期望,希望在民国建立后扩大其影响,并利用这一机会促进教会自身的变革.     

驻外公使与义和团运动--伍廷芳对义和团运动辩护之评析

义和团运动期间,针对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仇华狂潮,时任清朝驻美公使的伍廷芳利用其合法的身份,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辩护,指出在华西报别有用心的报道是为了给列强瓜分中国制造舆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的原因,是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在华西人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消除东西对抗,避免冲突升级的良策在于,抛弃"西方标准万能论",停止反华舆论宣传,尊重中国人民的传统习俗.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型

随着近代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量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精神＂的同时,还将西方近代的民主平等思想,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等近代思想文化带到了中国。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影响着中国,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结构,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型。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成因分析

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规模扩大,办学层次提高,教会大学应运而生,并得以蓬勃发展。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成因有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志愿传教运动为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外不平等条约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教育活动提供了可能;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为传教士从事高等教育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     

五口通商时期中国民间对西方文明的反应

五口通商时期，中国民间所见闻的西方文明主要是，租界内所展示的西方文明、洋货、宗教及传教士所从事的文化、社会活动。鄙夷不屑与怀疑惊惧交融在一起，决定了开埠初期中国社会对西人的敌视态度。中国民间对西方文明的摄取意识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出于对西方文明的钦慕，另一个层次是有意识地向西方学习。     

崇祯皇帝与西方科技

崇祯皇帝1627年即位时,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已由来华的耶稣会教士传入中国,一部份敏感有识的中国士大夫很快地接受了,另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官僚则极力排斥。崇祯帝却采取前朝皇帝所没有的求实图进态度,重视西方科技的作用,礼遇有才技的传教士,尽力发挥他们的才能。     

中国近代演说与传教

演说在中国由来已久,它也被清代官府用做《圣谕广训》的宣讲。西方传教士用中文传教所作的演讲,显示出与清代官府演讲不同的态度、内在思想和理路文体。这一变化实际上带有从古代到近代的变化。从演说体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所起的过渡作用。     

太平天国与义和团政治意识之比较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虽然同为近代中国的农民革命运动,但他们的政治意识即对洋人、洋教、政权和清政府等问题的认识,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汉语研究的科学化——明清之际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明末清初之时,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文化、科技,甚至科学方法传向中国。在研究西学东渐时,人们较多关注的是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而对传教士对汉语的研究关注不多。利玛窦、金尼阁等人用西文字母拼读中国汉字的方法,直接影响到了后来汉语的拼音思潮和运动。同时,传教士们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对汉语的研究,对后来的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教士对汉语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也启发我们对跨文化传播作深入的思考。     

浅析中国近代绅教的冲突与磨合

由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和中西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分歧,近代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绅士在价值取向、经济利益、政治特权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生了尖锐冲突。但当时任何一方的力量都未强大到战胜对方的程度,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了共同的生存和利益,双方又不断磨合调适。这种矛盾冲突与磨合调适的过程从正反两方面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     

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溺婴现象的认识与批判

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溺婴现象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大量的报道。传教士们普遍认为溺婴在中国各地广泛发生，他们还较为深入地调查了溺婴发生的原因、世人对溺婴的态度及溺婴导致的影响；怀有文化优越感的传教士们还站在西方文明本位的立场对溺婴现象进行强烈的批判，并极力鼓吹基督教信仰根治论，体现了其潜在的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色彩。     

爱国主义传统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体现

义和团运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首先，义和团运动从农民斗争向反帝运动演化，表明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体现了爱国主义传统。其次，义和团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程，弘扬和光大了爱国主义传统。再次，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的政策及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的局限性，反映出当时人民高涨的盲目的爱国热情，体现出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