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07年数据

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化进程滞后于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十分独特的关系.金融市场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从金融机构市场化、金融市场市场化和对外金融开放三个方面综合考察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对我国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测度.实证检验表明: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是不断提高的;市场化推进在不同领域的进程是不同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是在国家金融控制的前提下展开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基本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     

我国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

以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献为基础,通过采集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对平均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还较低.对照理论分析结论表明尚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化机制.推动金融中介体系不断地更新经营理念和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的 区域性异同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被认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不少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发展对TFP提升有促进作用,但也有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TFP增长的影响在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区域存在差异性。通过收集我国31个省区市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4个区域对该问题进行对比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TFP增长的影响作用存在区域性差异,同时也存在趋同性：非国有企业贷款与GDP比值仅在东部与TFP指数呈正向影响,在4个区域对技术效率呈负向影响,对技术进步呈正向影响;股票筹资额与GDP比值、债券筹资额与GDP比值在4个区域与TFP指数都呈正向影响;除东北外,保险赔付都与TFP增长呈正向影响。     

我国利率市场化下的“三方机制”探略——基于商业银行、农信社、民间金融三元结构的思索

我国的金融抑制决定了利率市场化的制度变迁路径;我国正规金融制度的信用渗透力不足,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诱导”了民间金融的兴起。作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主要载体,我国的商业银行、农信社、民间金融三元并立。要使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顺利进行,商业银行、农信社、民间金融三方必须协调发展。同时,利率市场化反过来又是商业银行、农信社、民间金融“三方机制”改革发展的宏观条件。我国必须适应利率市场化的要求完善“三方机制”,促进三方之间“竞合”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基于VAR模型下的安徽省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的关系分析

以1980-2012年安徽省金融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VAR模型对安徽省金融发展和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且金融发展规模的贡献率要大于金融发展效率.通过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完善市政债券市场和加大对中小规模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来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从而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资金保障.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金融中介机构的增多和金融流量的急剧扩大,金融在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搞清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对于正确评价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果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有必要从实证角度来进行深入地分析.本文试通过对金融发展中的具体金融变量进行选择与分析,来确定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     

福建省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福建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福建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金融相关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由于证券市场不完善、实际利率水平较低,福建省证券市场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无因果关系;金融自由化对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甚微。为此,提出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市场开放水平等政策建议。     

我国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关联和影响因素研究

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与先导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正在日益成为流通产业增长的重要源泉.运用超效率SBM-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测度了2004—2015年我国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我国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全域和局域上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本省份流通产业TFP具有促进作用,但二者均会对邻域省份的流通业TFP增长产生抑制效应;研发强度的加大和连锁化程度的提升对流通产业TFP增长的提升作用非常显著,且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而产业政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很小,未能显著促进流通产业TFP增长.因而,加大产业科技创新投入、发挥规模经营优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高城镇化质量是促进流通产业TFP增长的关键.     

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效应研究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重要的宏观议题.随着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偏上水平,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探索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收入门槛效应对于转型时期精准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87—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收入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前后,金融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当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金融发展才开始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机制方面,市场化建设为"双重门槛"效应提供了解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而以人才错配为代表的要素市场资源错配并未显著影响上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地区,政府应给予更多的金融扶持政策,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而在高收入地区,要敢于将金融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交给市场.上述举措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金融发展、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

以我国2006—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采用SYS-GMM方法从实证角度分析我国金融发展、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发展、 能源消费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和能源消费交叉项与我国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三类地区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具体而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自东向西呈现递减的促进作用,能源消费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后.     

数字经济时代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科技金融支持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全球要素资源重组、全球竞争格局改变,科技金融与高技术创新产业之间的互动越来越明显。金融资本作为引导、支持创新的关键要素,在摆脱我国高技术产业链“低端锁定”的困境和高技术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金融资本更有针对性的对接高技术发展的产业阶段,有利于提升高技术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水平。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建立科技金融和高技术创新发展指数,运用关联分析方法分析科技金融与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有序关系;构建Stata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高技术产业在初创期、成长期、快速发展期的科技金融的支持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科技金融与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呈现同向增长,但上、中、下游的高技术产业对科技金融需求差异显著;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对科技金融的需求呈现多样性,市场科技金融创新还未能满足长江经济带下游产业快速发展需求,技术资本化的渠道还需进一步拓宽,长江经济带上、中游高技术产业发展主要依赖公共科技金融的支持,市场科技金融支持不显著,需进一步发挥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加大科技金融工具创新,精准配置与施策,促进高技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金融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

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PVAR模型分析金融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就全国而言,金融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都能给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正向的冲击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并不能持久;在发达地区金融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有正有负,而在欠发达地区这种冲击一直处于正向的稳定状态。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高于金融产业集聚水平,技术创新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非常微弱。应从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金融发展的深度融合以及加大研发投入等方面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体制市场化与区域投资效应——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就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对投资的影响效果进行了研究。测算了1990-2007年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相对指数,通过建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市场化进程对投资的影响,其结果证实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存在空间效应;此外,通过对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比较研究发现,东部投资的集聚效应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金融体制市场化与区域投资效应——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就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对投资的影响效果进行了研究。测算了1990-2007年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相对指数,通过建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市场化进程对投资的影响,其结果证实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存在空间效应;此外,通过对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比较研究发现,东部投资的集聚效应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金融改革与居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利用1981-2005年5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金融改革与居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改革对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金融改革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的渠道及其效应,发现不同金融改革政策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放松利率管制对居民收入增长有负向影响,放开资本账户管制,加强银行业审慎监管对居民收入增长有正向影响。     

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结合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实际情况,采取1981~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检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某种关系,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保持一种长期稳定关系,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村金融的介入激发了农村经济增长的潜力,收入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人均收入并不是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农村投资产出比长期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这种低水平状态表明了农村金融发展的薄弱,投资产出比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投资量在产出量得比重太小,没有对经济产生影响;农村中的贷存比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农村储蓄的资金更多流向了农村贷款。因此,在发展农村金融时,应该更加注重农村制度的改革,鼓励和支持民间金融的发展,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和形式多样化,多渠道促进农村贷款量的增加,有效地促进农村金融体系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     

改善金融生态，维护金融稳定——我国金融生态的本源与现状试析

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外部基础环境，与地区性的资金流动、金融发展形成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促进并具有动态平衡关系的有机体。目前我国尚处于经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济还不完善，金融生态环境构建中存在法律环境、社会信用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发展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应该建立良好的法律和执行体系，加快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高会计、审计和信息披露标准．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并明确人民银行的作用与定位。     

山东省市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协调关系的特征研究

基于山东省17城市2001—2012年面板数据,应用耦合模型,对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以及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程度做出解析,借此对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做出全面判断。基于半参数可加模型,进一步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揭示两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对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结果显示,无论是二系统耦合还是三系统耦合,各市均呈现稳定上升态势,但当前的系统耦合水平并不高;从空间差异看,半岛蓝色经济区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的耦合水平差异不大;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明显受到了其他两类二元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且影响方式具有明显的线性特征。     

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本文对我国31个省市和地区2000-201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同时考察经济开放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和地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均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金融结构和金融相关比率分别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相关关系;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对我国金融积极作用的发挥反而带来抑制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存在显著差异性;同样区域特征凸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区域内金融规模系数显著大于全国水平,彰显了区域发展战略中金融规模的重要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分析改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全要素增长率的关系,可以看出技术进步率即全要素增长率(TFP)与经济增长率有大致相同的趋势.依据我国TFP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特点,本文认为要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须依靠科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