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与“中国模式”

适度、有效的政府干预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治理中具有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地位,理应成为一国经济治理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政府失灵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因而是不可克服的,这使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把政府干预作为临时和应急的治理手段,＂大市场、小政府＂成为其不得已的选择。我国政府失灵的根源在于具体体制、机制改革的不到位,因而是可以防范和治理的,这使政府干预作为常态的治理手段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在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中仍将发挥积极作用,＂强市场、强政府＂将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征。     

试析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收入差距问题

经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目前我国社会成员收入和财富差距在短期内过分拉大的问题,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的焦点.如果这种差距拉大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必将导致贫富过分悬殊和两极分化,这将严重危害社会稳定.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有序的分配机制,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     

缓解贫富分化 促进分配公平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显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但不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绝对两极分化,而是相对两极分化。为什么会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理论界众说纷纭,有些是错误的。考察两极分化的产生,应分清根本性原因和非根本性原因、主要原因和非主要原因,分清制度内、体制内问题与制度外、体制外问题,参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统一思想认识,采取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战略和政策措施,缓解贫富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贫富两极分化的心理承受力分析

贫富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它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人们对贫富两极分化的心理承受力的减弱,加重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难度。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我国贫富两极分化及其心理承受力的现状,形成原因作了详尽的分析,特别提出了解决途径。     

市场失序的根源及其治理

市场失序的本质是对产权的侵害,根源是现有制度对产权保护不足,这与政府行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政府治理应内生于市场秩序的治理过程之中。治理市场失序应以产权保护为基础加强制度建设,同时以法治约束政府,对政府干预保持审慎。政府治理市场失序的方式包括法律和监管——法律为基础,监管为补充。法律与监管治理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各自面临外部冲击时的可实施性和稳定性,同时还必须比较不同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问题研究——以经济伦理学为视角

我国上市公司偏好于股权融资,这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治理机制以及社会经济事业产生负面影响.控股股东义利观的倒置会造成公司经营业绩的下滑及公司治理机制的恶化,管理机构义利观模糊状态下的监管失位则会导致资本市场的不健康发展及公众利益受损,原因在于股权分置.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价值理念的冲突是内生原因,而政府习惯性干预市场的思维方式则是外生原因.只有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股东及政府经济伦理意识并完善以职业经理人市场和监管制度为代表的制度安排,才能改变股权融资偏好状况,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健全再分配机制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势,对于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共产党来说触及了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当市场经济无法自动解决这一趋势时,政府的政策干预起着关键的作用。借鉴中外经验,建立再分配机制是实现社会稳定的保障,我国政府已经建立和正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善治视域下我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善治＂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概念之一。善治因其强调透明、责任、回应、法治、有效、合法性等构成要素而被看作是未来公共管理的一种全新模式,对于促进我国政治体制的转型具有重要作用。而我国公车制度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公车改革的迟滞不前恰恰是由我国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因此,根据善治型政府的要求来对当前的公车制度进行改革是比较可行的路径选择,也势必会促进我国公共治理机制的完善。     

从干预型政府到规制型政府——建构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政府不需要在经济领域扮演重要角色,而是政府角色的转型。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转而为经济活动提供有效规制。规制指的是政府为控制市场运作而使用的一套特定的技术,目的是矫正市场失灵。从干预型政府向规制型政府变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界定政府规制的内容、主体与工具,明确政府规制的范围和方式。从干预型政府到规制型政府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不仅会成为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变量,也会成为社会发育的重要根源。建构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规制型政府,必须夯实政府规制的法律基础,重塑政府规制的制度体系,提升政府规制的能力水平,创新政府规制的方式方法,抑制政府规制的寻租腐败。     

试论监管型政府的法治构造

基于矫正市场失灵等问题,监管制度应运而生,其价值优势是在与诉讼、国有化等方案的比较中得以体现的,这也是监管型国家(政府)崛起的重要原因。建立在法治、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市民社会等制度与社会因子前提下的监管型政府,越发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选择模式,法治则是监管制度的内在元素与基本要求。中国监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在方向上是逆向而为的,明显不同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法限权式的公法治理与经济法的积极授权式干预成为依靠法治构建监管型政府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农业会展生态系统的构建与治理模式研究——兼论湖北农业会展发展趋势

农业会展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日趋重要。依据生态系统理论,分析农业会展的系统构成,并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农业会展的治理模式,即市场主导型治理模式、政府市场结合型治理模式、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指出农业会展今后的发展路径：壮大会展产业链,重视政府的资源投入,促进农业会展产业与社会环境的高效互动。在此基础上,以湖北农业会展为例,分析其发展特征、可能的创新空间及未来的趋势,提出了促进湖北农业会展发展的对策建议：即提升抵御外来竞争的能力、构建完善的农业会展治理模式、深化会展与社会环境的融合。     

制度型开放: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路径

制度型开放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改革的制度路径。制度型开放是不断深化和升级的过程,在早期制度型开放过程中,我国通过制度学习,主动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我国在具体领域供给一定的国际制度,促进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我国国际制度供给与原有制度形成国际制度竞争的局面,引发霸权国的制度挤压;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我国通过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利用国内市场资源优势,深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由此可见,在未来中美长期制度竞争过程中,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将呈现复杂化趋势,我国需要实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在强调制度改革和兼容性的同时,在各项具体制度和机制中进行广泛竞争与合作;同时,在构成性原则层面坚持底线,并保持制度互鉴的开放性,提供更加包容普惠、有效治理、公平正义的制度,做好区域制度的持续性供给,提升我国的制度性话语权。     

转型期政府公共性的衰减与再生产

公共性是现代政府的元属性,在公共行政中凝聚着服务、公正、责任、民主、开放的价值内涵.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公共性出现了衰减现象,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政府自利、职能不清、效率偏好、公权异化和责任缺失是导致公共性衰减的根源,成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障.政府公共性扩大再生产的主要路径是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弘扬公共行政精神,强化公共服务责任,完善公共治理制度,拓展社会公众参与,努力构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走出中国特色的行政文明之路.     

对我国金融制度变迁模式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我国金融制度改革实践采取的是一种至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强制型制度变迁模式,而没有选择至下而上的自发的诱致型制度变迁模式。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一制度变迁模式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是合理和正当的。     

论腐败的制度根源

近年来,随着中央巡视工作的展开以及纪委查处力度的加大,全国各地的腐败“大案、窝案”不断暴露,多地出现“塌方式”腐败,治理腐败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腐败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其危害既深且广,故深入挖掘我国现阶段腐败滋生的制度根源极为必要。腐败的制度根源主要包括：过度型政府干预诱发腐败寻租、配置型反腐制度缺乏适应性效率、缺陷型监管制度纵容腐败。当前应该采取规制政府行为、推进反腐制度由“配置性”向“适应性”转变、协调公私利益矛盾、完善腐败预警机制、提高腐败成本等措施,铲除腐败的制度根源。     

怎样看待两极分化

研究两极分化问题,必须到生产领域中去寻找其根源及解决办法.不能撇开生产关系(首先是所有制关系)来研究两极分化.应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的原理,来理解和对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极分化问题.应该采取措施缓和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彻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现象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     

西方政府购买基本医疗服务的风险管理及其启示

政府购买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公共服务契约化供给模式已成为国内外医疗服务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但这一实践存在着高昂的交易费用、机会主义、缺乏竞争等风险,这对政府合同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借鉴西方国家应对这一风险的思路,我国政府在购买基本医疗服务应做精明买主,强化政府监管,建立审慎的第三方购买机制,培育有竞争力的医疗服务市场。     

透过“林”“张”之争看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

在体制转轨的特定阶段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 ,监督国有企业经营的成本太高。林毅夫教授认为这是由于市场制度欠缺所致 ,改革的当务之急不是移植一种特定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条件与环境 ,并以此硬化其预算约束 ;张维迎教授则认为导因于企业制度残缺 ,而这种残缺在国有制下是无法克服的 ,唯一出路是“国有”变为“非国有”。事实上 ,企业拥有一个好的市场制度与拥有一个好的内部制度一样不可或缺。“政府支配型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才是国有企业弊端丛生的总根源 ,改革应从制度重建和技术改进两方面入手     

利益博弈视角下小产权房治理的反思

小产权房治理中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并由此导致了政策压力持续增加与小产权房快速扩张的悖论。考虑到动态治理成本,地方政府的实际偏好序列既不满足＂理性经济人＂假设,又难以符合政策预期,反而更倾向于通过合作的方式参与小产权房的利益分配。而对于利益相关者来说,遵守不会成为理性策略,他们只会在合作与冲突之间进行选择。小产权房治理中政策执行亏空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制度创新与制度仿效促进小产权房的合法化。     

多主体参与项目治理:行政干预还是市场调节?——以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为例

多主体参与项目治理是项目制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普遍治理形态和经验模式,是长期以来"有为政府"干预和"有效市场"调节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回顾历史,我国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经历了从政府单一主体管理到向以农业企业为代表的多主体共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对项目参与主体地位、资金配置、协商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这一结构转变的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制度和市场条件逐渐成熟,即"政府适时适当的宏观调控"和"逐步完善的市场机制";二是政府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需求日渐凸显,即"政府的有为需要市场力量"与"市场主体发挥了有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