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制度架构

气候变化立法的实质是国家利用法律手段对温室气体排放活动的一种干预和控制.依据国家干预的手段不同,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分为“命令——控制”型管制制度和基于市场的管制制度.两种制度各有特点.气候变化立法要综合运用“命令——控制”型管制制度和基于市场的管制制度,扬长避短、相互补充、交叉使用,从而发挥基本制度之间的协同效应.我国的气候变化立法应属于促进型立法,“命令——控制”型制度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和能效标准,基于市场的制度宜采取基线和信用型交易与碳税相结合的方式.     

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纵深推进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发展低碳经济是“两型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湖南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根本要求.其实现路径是“研绿—调源—开新—汰劣—集群”.在制度上,鼓励与规制低碳经济行为的综合性产权政策安排.     

论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

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低碳经济都需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本文从多维度探讨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问题。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多元化,主要有命令—控制、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及自愿协商机制;二是外部性内在化的多路径,主要有庇古税、科斯定理、自主治理及社会准则的教育;三是制约从高碳经济到低碳经济转变的多因素,主要有技术、利益、搭便车、存量与增量等因素;四是发展低碳经济转换成本的多层次,涉及到国际、国家、地区及企业几个层面。     

地球环境的现状与中国的环境教育

从全球范围看，环境在日趋恶化，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我国主张发展经济必须与保护环境相协调，环境保护与生产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制度。我国环境教育要确立科学的环境价值观念和环境意识，正确处理人——社会——自然的关系，使三者和谐而持续地发展，创造一个美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论发展我国民营经济的制度变迁需求

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发展民营经济与制度安排之间的内在联系 ,可知当前发展我国民营经济的主要“绊脚石”是制度性的原因。因此 ,制度性的缺失是发展我国民营经济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有长期影响力的主要障碍。为提高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 ,促进市场长期稳定和发展 ,降低民营企业的交易费用 ,必须进行制度变迁。     

关于当前我国的券商制度

我国建立券商制度文明已刻不容缓。券商制度的安排必须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投资银行业务拓展面临的“制度供给不足”状况，应在制度安排和政策供给上完善；合理的制度安排应将“市场”还给市场。政府监管机制的制度安排是对现有市场制度安排的保障     

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思考

我国当前的农地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相对于社会保障型的农地制度而言,农地市场化改革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一种理性的制度安排,应不失时机地在东部沿海地区实施市场化的农地制度,实行“土地股份制”以促进土地的规模经营。     

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边界与制度安排

公共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外部效应、自然垄断、信息不完全以及基于公平性目标的收入分配属性,这些领域都无法通过市场的有效实现,所以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成为必然选择.广义的公共服务就是政府的责任,但由于难以解决公共服务需求偏好的显示问题,政府同样存在失灵.因此,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各自优势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制度设计原则,命令与控制模式、工商管理模式、社会化运行、市场化模式.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演进及政策工具分析

探析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演进规律,对新时期进一步完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规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演进历程可归纳为探索起步阶段(2004—2011年)、初步形成阶段(2012—2016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17年至今)。按照“分散出台,体系化与细化并行”的演变特征,探索起步阶段实施环境保护领域各分项治理行动,初步形成阶段出台总体性农业污染防治规划及纲领,快速发展阶段体现为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单元的细化和针对性政策的出台。政策演变遵循从低阶向高阶的动态跃迁路径,最终将绿色作为发展的内生动力。命令控制型、信息公开型、自愿参与型和经济激励型等四种政策工具协同形成农业绿色发展多元激励与约束的政策体系,探索起步阶段和初步形成阶段以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等外部规制手段为主,快速发展阶段注重使用信息公开型和自愿参与型工具。未来应继续完善政策体系与政策内容,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结构。     

治理环境外部性的政策工具

治理环境外部性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命令一控制型的政策工具和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两大类.每一种政策工具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管制者的根本任务就是在各种管制手段间权衡利弊,趋利避害,正确地选择和组合各种政策工具,以最大化社会福利.     

市场化背景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的合法性研究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凸显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面临失灵与合法性危机的双重困境.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合作治理型、制度激励型和指引督促型四类.四类治理工具各有优劣.我国规制机构在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上面临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困境.鉴于此,为化解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有效性困境,应立足功能主义视角,以回应性规制治理理论为框架,基于食品安全治理场景转换有针对性地选择治理工具,以实现治理工具的合理配置.为化解合法性危机,应立足规范主义视角,对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加以合法性建构,一方面,对传统命令控制型治理工具进行适当革新和规制;另一方面,以合法性建构为核心,分别从程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两个维度,探索合作治理型和制度激励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合法性建构路径.     

碳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

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正式宣布中国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规制政策,被看作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手段。根据“波特假说”,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促使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从而规避环保处罚带来的成本并提高企业竞争力。为验证这一假说,文章选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使用了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发现碳交易政策能够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和增长趋势,这说明对碳交易政策而言“波特假说”是成立的。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推动环境规制工具由命令控制型向市场激励型转变,促进企业积极研发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双赢。     

高科技创业: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我国高科技创业的发展经历了制度合法性建立、政府支持、市场激励的制度演变过程.研究发现,在最初的制度缺失的状态下,政府为高科技创业的出现建立了合法性基础,之后一系列的制度完善和优化措施也极大地促进了高科技创业的涌现,但政府的不当或过度介入相对于完全市场竞争机制而言是无效或低效的,政府支持的制度安排最终要让位于市场激励的制度安排.但是,必须意识到,从政府到市场制度安排的转变过程中.一次性的、彻底的转变是不现实的,而从政府支持逐渐向市场激励机制的转型,是在真正意义上促进高科技创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不同的制度安排方式是造成我国高科技创业发展及其地区差异扩大的重要变量.     

我国资本市场制度缺陷的经济分析

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属于筹资市场,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实行的却是投资市场的制度安排.本文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制度缺陷的成因,论述了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资本市场由筹资市场向投资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微观基础的制度缺陷.结论是:我国资本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在于我国资本市场变迁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缺陷造成资本市场运行的扭曲,使资本市场内在机制不能有效地运作.     

负面清单制度与治理的公平正义

负面清单制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也开启了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的新模式。负面清单制度包含着公平治理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推动市场和社会治理的公平正义,能够促使政府从“命令型”的传统管理转向“公平型”的现代治理。负面清单制度能够带动一系列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从而为保障治理的公平正义开辟新的制度建设路径。     

环境管制与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效应比较与政策配置

通过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环境管制能够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不同的环境管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不同,本文通过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重点比较环境质量标准与污染排放标准、排污许可与排污权交易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进而分析命令—控制型环境管制政策与经济激励型政策的实施条件和创新效应.结合发达国家的环境管制实践与我国的现实背景,指出我国环境管制政策设计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合理选择与优化配置提供政策建议.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历史、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我国“计划型”社会保障制度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巩固新兴社会制度 ,显示和巩固国有经济地位等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缺点是 :存在不公正性 ,不能调节经济结构 ,缺乏必要的论证 ,带有阶层歧视色彩。 80年代以后 ,我国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扩大了社会保险覆盖面 ;2 .保险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 ;3 .确立了失业保险制度 ,建立了社会保险基金 ;4.“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逐步确立。在确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目标方面 ,应坚持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指导思想 ;在如何实行“保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细节上 ,应建立“附合保险型”模式 ,即以社会保险为主 ,以社会福利为辅 ,以社会救助为补充 ;在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问题上 ,应开征社会保险税 ,改行政性收费为强制性收费     

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与选择——基于对税费规制与可交易许可证规制的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政府的环境规制方式也逐渐从命令-控制型规制转向基于市场的激励性规制.基于市场的激励性环境规制工具主要包括税费规制和可交易许可证规制,二者特征各异.实践中,政府对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可以是单一的政策工具,也可以是不同政策工具的组合,还可以进行政策工具的创新.     

应对转基因粮食种植:中国土壤环境保护之促进型立法探究

转基因粮食是人类生物科技发展的映照,但是大规模的商业化种植却严重破坏土壤环境,引发土壤危机、粮食危机,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灾难。促进型立法是人类立法史上的崭新形式,解决了约束型立法、保障型立法的诸多弊端,应当运用于土壤环境保护,有效应对转基因粮食种植问题。促进型财政立法旨在建立土壤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完善粮食补贴机制。促进型税收立法重在加强税收优惠,推进土壤税费改革。促进型金融立法要重视农民信贷权益保护,建立土壤保险的制度安排。促进型科技立法要健全土壤环境保护的技术推广体系,完善应对转基因粮食种植的科普教育制度。在解决土壤危机中,法律不仅是治理工具,更是照亮人类前程的明灯。中国法学界应当肩负土壤环境保护的促进型立法使命,携手应对转基因粮食种植的安全危机。     

数智时代平台型企业服务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演化机理研究——以字节跳动为例

数智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资源要素重组、经济结构重塑的关键力量,也是平台型企业裂变与演化为服务生态系统、实现生态价值共创的重要驱动力。对字节跳动的跨层次动态演化机理的研究发现：平台型企业服务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受制度、市场、数字技术和价值主张的共同作用,且价值主张历经“市场驱动型→成长驱动型→社会驱动型”三阶段演化;“主体识别—互动关系—资源整合”是平台型企业服务生态系统价值共创过程的核心机制,且关注层次呈嵌套式动态演化;价值共创的结果表现为“联结→联动→联体”的共创模式与“个体价值→个体价值+组织价值→个体价值+组织价值+系统价值”的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