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学与基督宗教研究

澳门发展史与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史有着密切关联,澳门因此成为自明朝以来近代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始点和支撑其传教的据点。无论是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还是新教传教士马礼逊,都以澳门为其入华传教的第一站,并因此而取得了入华传教的成功。因此,基督宗教研究,尤其是对明末清初以来基督宗教传教士的研究,应该成为澳门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将从澳门教会的建立、天主教发展、中国明清天主教学者和基督新教发展等方面来对澳门学所涵括的基督宗教研究加以分析阐述。     

论广东在明末清初传教活动中的地位

明末清初天主教首先在广东的澳门建立了基地,进而深入肇庆、韶州和广州,然后在北京播种于宫廷、传扬于全国。近代广东得风气之先,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起了特殊作用,一因广东具有优越的博采异域文化的地理位置和古老传统;其次由于岭南文化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内引外联的开放性;再次,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广东的居留与考察,为其了解中国国情、确立文化传教和结交上层、从而获得合法传教身份的方针提供了人文环境。     

开埠之初的澳门与中西交流

澳门开埠后，经过中外商民数十年的经营，很快就进入到了黄金时期。在开埠初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繁荣与发展中，澳门既是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国际商埠，是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教中心，也是架接中西方文化的桥梁，它对促进中西经济、宗教、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清乾隆年间查禁澳门唐人庙事件

清乾隆年间，内地民人大批入澳门习天主教，并自建教堂唐人庙。禁教时，唐人庙的活动引起清地方官吏的关注上奏乾隆，进行查封。唐人庙的查封说明乾隆对天主教的控制已不只限于内地，其禁教比雍正更严厉。     

早期美国传教士在澳门的活动

早期美国传教士在澳门的活动（１８３０—１８４４年）林芸澳门自１５５７年被葡萄牙人占据，到１９世纪初，已逐渐成为中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枢纽及天主教在东方传教的中心。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贸易的进一步开展，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陆续来到了中国。最早来华...     

17～18世纪西洋传教士在安南的活动

明清时期安南属于天主教澳门教区,在16世纪,传教士一直未能在安南展开活动。日本发生教难后,澳门传教士利用安南的国内矛盾,顺利在安南开展传教活动。后因文化的差异,安南逐渐实施了严厉的禁教政策,使传教士的活动受到很大的挫折。即便如此,传教士仍以其坚韧的毅力与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其传教事业,并对安南的政治、文化、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澳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

澳门,旧称濠镜,是珠江西南口外的一个半岛,位于香港西边六十五公里处,由半岛和两个小岛组成。总面积15.5平方公里.约相当于香港岛面积的五分之一。它位居亚太地区及世界航道要冲,是进入中国内地的重要通道。在香港开辟为贸易港之前,澳门一枝独秀,它曾经是我国同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的场所。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63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混入澳门。因当地官吏接受贿赂,听凭葡萄牙殖民者用砖瓦木石建造房子,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起他们就在澳门定居下来.嗣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随着葡萄     

学界荐书

郑彭年著:《东亚开放史(日中现代化的源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16世纪中叶西学东渐,西方科学文化以基督教——旧教——为载体,经由传教士之手,一路从澳门东传入日本,形成"南蛮文化";一路从澳门北传入中国大陆,形成"天主教文化"。《东亚开放史(日中现代化的源泉)》讲述这两种文化对东方文化影响深远,成为现代化的源泉,促进了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在日、中两国现代化取得成功的今天,饮水思源、回顾历史,有一定的价值。〔英〕多佛等著:《古希腊文学常谈》,     

澳门产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本文从历史发展过程的角度讨论了澳门产业发展的方向 ,从区位分析的角度探讨了澳门产业发展的条件 ,从区域比较中考察了澳门的产业经济特点 ,从内部对比的角度分析了澳门各主导产业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 ,澳门的产业经济定位应该是 :以旅游博彩业为主导 ,有特色的区域性商贸中心。澳门应充分发挥联系中国内地、尤其是华南地区与国际市场的桥梁作用 ,形成以旅游博彩业为主导 ,带动出口加工业、商业服务业、金融和建筑地产业协调发展 ,争取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游乐和商贸服务中心。     

澳门财政支出特点分析和建议

澳门回归8年来,博彩旅游业蓬勃兴旺,带动澳门整体经济快速发展,位居亚洲城市之首。但是,澳门属于微型经济,而且特殊的产业结构注定存在许多隐性的社会矛盾。当经济获得发展以后,政府应投放更多的精力和资源解决民生问题,减少博彩业带来的社会成本。所以,如何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弥补市场缺陷,增加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令澳门市民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是特区政府未来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远东经济发展中的亚洲移民--以中国人和朝鲜人为例

1860年后,俄国远东地区出现大量亚洲移民,其中包括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日本人数量较少,主要进行捕鱼作业。中国人和朝鲜人则遍布俄国远东各个经济领域。虽然俄国政府对外来移民的政策几经调整,但在远东劳动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中国人和朝鲜人在俄国各经济领域仍然得到广泛使用,中国人和朝鲜人不仅为俄国远东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也为远东地区经济发展,边区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汤姆司中文铅活字”考论

"汤姆司中文铅活字"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聘请英国印刷技师汤姆司(Peter PerringThoms)负责监制的一批中文铅活字。其研制的缘起是为了《华英字典》的出版,它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一套中文铅活字。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关闭后,这批铅活字后被赠与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广州印刷所,1856年毁于广州大火。"汤姆司中文铅活字"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过重要影响。     

契诃夫眼中的俄罗斯远东

1890年,为摆脱思想和创作危机,真正认识人民的生活,契诃夫亲历俄罗斯远东,特别是萨哈林岛、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考察流放苦役犯的生活和命运,所见均是贫穷、破败、酗酒、淫乱,犯人无任何自由,是监狱和地方长官呵斥役使的奴仆,且动辄被饿死、打死,俄罗斯远东在契诃夫眼中真正成为一座令人发指的人间"地狱"。作为这一人间地狱的缩影,《萨哈林岛》真实地揭开了沙皇残暴统治的秘密。     

文艺复兴中的天主教因素

文艺复兴运动从批判天主教的神性、神学入手,大力提倡人性、理性等世俗化的内容,以示与天主教的抗争。但看似世俗的文艺复兴其中若干思想均来自于传统的天主教的因素,对人的关注、欲望的放纵、理性的渴求,以及资料搜集与学术资助的行为,均在天主教内部予以肯定,这些都帮助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勃兴。     

20世纪初英日同盟与列强在中国问题上的博弈

英日同盟是20世纪初英日两国为了与其它列强在远东进行竞争而结成的帝国主义政治军事同盟,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和促进各自的在华侵略利益。英日同盟条约先后经过了两次修订,反映了英日两国与俄、美、德等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复杂关系。可以说,英日同盟存在的二十年是列强按照实力逻辑进行一系列博弈的“丛林时期”。     

苏俄军队进占库伦与外蒙古人民党政权的建立

1921年2月1日,俄恩琴白匪攻占库伦,中国中央政府军退守恰克图,在苏俄和远东共和国以及外蒙古人民武装的攻击下,中国中央政府被迫撤离外蒙古,在苏俄政府的军事政治干预下,外蒙古宣布独立。     

福建事变前后陈铭枢等人与共产党的交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积极支援19路军抗战。但是处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之下的临时中央以及共产国际对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持批判、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与陈铭枢有秘密来往。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为使十九路军摆脱困境,派人到上海与中共联络。9月李济深、陈铭枢起草了19路军司令部给中共的建议,并为自己的谈判代表开出了全权证书。中共上海中央局收到建议书后马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了报告。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对待19路军和福建事变的问题上总体上说是错误的。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没有给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结果自己也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历史机遇,被迫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东北亚自然资源状况及开发前景

东北亚地区特别是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 ,对于本地区资源相对贫乏而经济发展对资源需要量日益增大的中国、日本、韩国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目前来看 ,与蒙古和俄罗斯搞好合作开发的前景是十分乐观的     

近代早期西欧天主教改革成因浅析——"反宗教改革"再审视

本文对近代早期天主教在权力组织结构、教会神职人员的道德风尚、普通信徒的宗教需求与教会教义之间存在不协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在面对近代早期西欧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的种种变动的新形势下,天主教对自身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历史必然性。     

一篇文章与一个学院: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的建立

本文通过分析收藏于巴黎耶稣会档案馆有关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的资料,阐述了震旦医学院成立的历史背景,论证了法国政府在一战后试图通过支持和扶植海外的耶稣会学校,以达到与德国的海外事业竞争,进而扩大法国在远东的文化和教育影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