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以大学生网民为例

随着互联网力量的不断介入,公民参与的内涵和形式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本文以大学生网民为例,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定量分析了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有助于扩展大学生的公民参与。在网络空间,大学生的公民参与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参与程度最高的是网络信息获取行为,其次是网络信息表达与讨论行为,而网络行动的参与程度最低。研究还发现,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中网络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是正向的,但现实人际信任对网络公民行动的影响则为负向。     

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

开展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社会参与机理的探讨,关键是认识两个问题：一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为何需要社会参与;二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能够实现。就第一方面来讲,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治理结构和功能发挥无疑都离不开社会参与。就第二方面来讲,社会中的企业、社会组织和网民个人是网络风险最广泛的承受者,但他们独自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聚群应对,同时,他们具有的慈善情结、自愿意识也能激发出社会贡献心理,从而产生参与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行为。据此,要实现网络风险协同治理,关键要明确协同治理需求,形成社会参与共识;建立协同治理体制,确立社会参与职能;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社会参与动员;创新协同治理组织,拓展社会参与方式。     

互联网嵌入、社会信任与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

工业化与乡村振兴的交织驱动,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消解,加速了农村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趋完善,互联网嵌入农村正不断拓展农村居民的信息流通渠道并重构其社交方式,为化解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中的多重困境提供新路径。文章基于福建省晋江市498份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IV-Probit以及PSM等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嵌入对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在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嵌入能够显著提高外来人口参与乡村治理的概率,但当外来人口使用互联网时长超过25.87小时/周的峰值后反而抑制其参与意愿。使用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克服内生性后,研究结果依然显著。将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嵌入”替换为“是否使用手机上网”以及被解释变量“参与状况”替换为“村庄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显著。第二,异质性影响层面,发现互联网促进受教育程度较低、居住时间较长和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外来人口参与行为作用更大。第三,解释机制显示,社会信任是互联网嵌入促进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的重要渠道,即互联网...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出路——以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公民作为治理主体中的一员,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基层社会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公民权利的一种表达和实现。但在参与的过程中存在公民自身参与水平不足以及来自政府行政环境的阻碍因素,为了提高公民参与的有效性,特以县级市中的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分析体系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困境,最后提出相应的出路。     

风险社会与生态移民社区治理

立足于风险社会的理论研究,将现代社会风险划分为技术风险、制度风险与文化风险。生态移民作为一项涉及移民规划、移民社区服务和移民社会适应的系统工程,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与风险社会诸维度的耦合。从现代社会风险规避的角度看,生态移民社区治理需要在移民规划方面实现技术升级和科学设计;在移民社区服务方面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多元协同;在移民社会适应方面要培养民众合作意识,进行赋权和增能。最终达成生态移民社会治理和风险应对的技术规避、制度保障和文化维系。     

角色利益与场域规则——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研究分析框架的建立

进行社会风险防范与治理研究,必须找到一个具有分析力的研究框架。从研究回顾、概念的廓清与界定、方法论基础三个方面入手,在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指引下对相关概念进行剖析和整合,可以认为:在具体的场域中,角色利益的冲突得不到相应规则的响应,或响应乏力,是各种社会风险的产生、持续存在和不断放大的主要肇因。因此,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是"角色利益—场域规则"。     

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以澳门为例

本文以2010年对澳门居民的一项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对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澳门,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但这种关系可能需要一定的条件为基础,而政府绩效可能是解释政治信任更为有力的因素。据此,更为有效促进公民政治信任的方法显然是改进政府绩效,因为社会资本这种长期力量很难产生立即的政治结果。但是,社会资本存量确实是能否短期内重建政治资本的重要因素。     

论风险社会治理形态的范式选择

风险作为一种物质特性而存在,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建构,在近代之后随着风险逐步结构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社会"。风险不应该仅止于政府的体察和认知,而被民间社会所忽视,合作式治理通过社会不同成员的沟通与互动,使风险被公众意识到,成为"公共领域"的议题,政府扮演另一种角色,成为民间的"合作伙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府信任的衰微,实现了政府信任的巩固和提高。     

风险行业的公众沟通与信任建设:以中广核为例

对风险管理机构持久而广泛的不信任,已经成为当下风险沟通的最显性难题.本文以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为例,探讨核电企业如何在信任缺失的社会语境下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在风险沟通实践中,中广核建立短期信任的努力,体现在借助“公众开放体验日”等活动营造开放的公众体验,主动展开沟通,以及运用新媒体丰富沟通平台等方式中.而长期信任的建设,则更多借助于核电科普、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风险沟通日常化和长效风险沟通机制的建立.当然,社会信任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被纳入更复杂的社会语境中进行考虑.     

社区协同结构中居民信任的构建、转化与有效治理——以社区公共卫生风险治理为背景

在公共卫生风险背景下,社区的协同治理机制如何带动居民的有效参与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是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代表着社区领导力量、外部资源以及内部资源的各防疫主体在防控中表现出明显的协同性特征,且社区内部资源的居民能够作为抗疫主体协同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在高风险情况下,居民与社区的合作离不开信任的长期维系,信任则基于信任演化机制通过复合性信任关系得以构建和转化,从而推进居民逐步参与到社区协同治理结构之中。为构建长期的社区信任关系以应对高风险社会的挑战,社区风险治理措施应立足常态化,明确开放透明、多元参与的方向;以公共服务建设为载体,以惯习沉淀社区互信,激发居民日常社区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最新要求。群众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值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日益关注和重视。总结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全面分析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特征表现,将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划分为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以及基层社会多元融合4种模式,并分述每种模式的内涵、意义和作用。针对当前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完善、路径渠道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视角,提出通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实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信任制度的缺失与民营企业的家族化治理

社会信用制度的缺乏与民营企业的家族化治理是相生相伴的。在目前阶段,我们没有理由强求民营企业突破家族化治理模式。这样做的前提是社会信用制度必须有一个质的改善。     

生态风险治理：从碎片化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转向

实现生态治理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大工程,生态风险产生的原因,究其根源主要有张扬的人类中心主义、泛滥的技术理性以及贪婪的资本理性。目前,我国生态治理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生态治理的社会力量、组织结构以及治理方式的碎片化,导致生态治理现代化还难以实现。为了提升生态治理共同体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必须要以完善的生态治理共同体制度作为保障,以先进的生态治理共同体理念为先导,以系统的整体性思维方法为指导,全面推进我国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政治信任、政治效能与政治参与——以澳门为例

文章以2010年对澳门居民的一项问卷调查为基础,探讨了政治信任、政治效能这两类政治态度对不同类别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对政治参与的四个类别有一定影响,但总体来看,政治效能的解释力度比政治信任稍强一些。     

新时代社会风险的转变与治理模式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也意味着社会风险的改变。新时代社会风险的易发性和多元化、叠加性和虚拟化、耦合性和全球化等特征给现有的风险治理模式带来很大的挑战。现有风险治理模式面临自利化、粗放化、梗阻化的困境。基于党政领导、"互联网+枫桥经验"、大数据信息交流的风险治理思路,构建了由政府、企业、社区及其他非营利组织构成的"党政主导、网格落实、云层包裹"的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智慧型"社会风险治理模式。     

特殊与普遍的嬗变——试论风险社会中信任模式的重构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社会,不确定性、不可控制性是现代风险社会的最大特征。信任资源匮乏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治稳定与社会进步。因此,必须从制度上重构信任模式,改变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特殊主义的传统人际信任模式,代之以制度信任为主的、普遍主义的现代信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与对策探究--以辽宁省为例

在社会多元化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逐渐被承认,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造成了冲击和挑战。社会管理体制和技术的创新,允许辽宁省非政府组织通过提供综合志愿服务、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参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和加快基层民主进程,补充政府能力和资源的不足,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果。为了确保辽宁省非政府组织继续健康发展,并积极地服务社会、参与治理,需从社会治理的制度支持和非政府组织的主体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加强建设。     

社会风险的整合治理机制与模型建构

在社会风险理论的知识谱系中,主要形成了"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制度主义—风险社会"、"建构主义—风险文化"的理论演进"连续统"。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三大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三种模式:基于现实主义的以专家为中心的"工程—技术"模式,基于制度主义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组织—制度"模式,基于建构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社团—运动"模式。论文在梳理这一知识谱系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厘定了社会风险治理的流程框架,并结合风险流程三个阶段的治理重点与三种风险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复合的、循环的社会风险整合治理机制模型,以期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挑战。     

水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水环境治理作为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江苏省水环境治理中的政府组织、环保NGO组织和个体自发公众参与方式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需要分析阻滞公众参与的相关因素,进而提出促进水环境＂善治＂的路径选择,为水资源保护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