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乃囊寺“祖拉康”的建筑格局及特点

传统的藏传佛教寺院多以平川式建筑为主,而噶玛噶举派的乃囊寺则是一座具有典型山地式建筑特征的藏传佛教寺院,该寺在历史上不仅作为红帽系活佛和巴卧活佛的驻锡禅林而名扬藏区,还有其独特的寺院建筑模式也在藏区较为少见.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乃囊寺的研究并不多,本文试从该寺的建筑格局入手,主要对乃囊寺的主体建筑——“祖拉康”进行简要介绍、分析和对比.     

色科寺属寺考释

本文根据文献与口述资料,对地处青海省大通县的色科寺所属寺院(以"九寺"为主)作了较详尽的考释。     

为权力书写:南宋文人与佛教寺院——以南宋浙江寺记为中心

寺记作为一种重要的"涉佛文体",在宋代数量较为庞大,值得我们关注。在南宋,佛教的世俗化加深,而寺院与帝国政治关联颇多,这就使佛寺这一原应神圣的场域被世俗政治进一步介入。同时,佛寺的这种政治属性也为多以儒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宋代文人士大夫之寺院书写提供了合法性,因此可以说,很多南宋寺记的产生,都源于政治的考量。随着宋室南渡、定都临安,浙江佛寺因其地缘优势得以迅猛发展,浙江地区的寺记在数量上远超过其他地区,而为权力书写这一现象在南宋浙江寺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寺学教育与佛教传播

三界寺是敦煌晚唐五代时的寺院之一。有关学士郎的相关记载反映了三界寺开办有寺学,教授儒家经典,弥补了当时官学教育贵族化的不足。五代时期,三界寺道真和尚在担任观音院主、法律、僧正、僧录期间,收集各寺古坏经文,并向朝廷和施主乞经,为俗家弟子授戒,这一系列的活动都为敦煌地区佛教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北魏诸王舍宅为寺探析

北魏时期佛教兴盛,诸王舍宅为寺现象广泛存在.由于社会环境与家庭氛围的双重影响,北魏诸王多为虔诚的佛教信徒,因而舍宅为寺成为其建功德、求福报以及为亡故亲属追福乃至祈求其特定愿望实现的重要方式之一.诸王舍宅为寺对北魏社会及佛教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领了会宅为寺的社会风尚,与此同时推动了寺院的园林化与中土化.     

乌素图召庆缘寺及其东厢殿壁画研究

乌素图召庆缘寺是乌素图召鼎盛时期的主寺,其规模较召内其他寺院宏大。庆缘寺的建寺年代目前较有争议,多数文献史料的记载和分析倾向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目前庆缘寺壁画保存状况较差。庆缘寺东厢殿壁画所体现出的绘画风格在内蒙古藏传佛教寺院中是较为独树一帜的,无论是绘画技法、色彩效果、尊像造型、画面构图等都具有一定个别性,在内蒙古土默特地区形成了别致的艺术风貌。     

色科寺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关系研究

色科寺是青海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历史上特别是有清一代在青藏及蒙古地区享有崇高的宗教地位。清廷至民国政府都给予色科寺以崇高的待遇,使其逐步成为青藏地区政教合一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透过色科寺与清朝、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梳理与分析,不但可探讨中央治理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和宗教事务管理的政策及其演变,也可分析清代以来中国的"园家(朝廷)"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模式及其变迁。     

西域的供养人、工匠与窟寺营造

本文主要是根据吐鲁番文书以及新疆石窟或寺院中的壁画、题记、账册、碑铭,探讨供养人、工匠在窟寺营造中的关系,以及工匠修建窟寺的报酬和工匠的来源。     

拉卜愣寺六大学院修习体制源考

文章对拉卜愣寺修习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与西藏各大寺院的法缘关系进行了论述.     

藏区寺院与乡村聚落共生关系——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蒙沽寺为个案

藏区的村落社区、家户与寺院间经长期共处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互利互惠的共生关系。学界曾将寺院与乡村共生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实际上,一村一寺共生也是这种共生中的新类型。在这组关系中,家户及村落努力为寺院培养、补充新的人才,对寺院各种建设倾力支持;而寺院和僧侣则以自己特有的宗教能力满足村落的各种宗教需求和日常需求,回报村落。神圣与世俗两个群体间以互赠"礼物"、交换互动的方式形成了稳定而延续的整体。     

南京天禧寺的沿革

近年来,南京文物部门一直在明代大报恩寺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并意外发现北宋初年瘗葬的长干寺(天禧寺)舍利塔地宫,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本文拟在明代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和近人张惠衣先生<金陵大报恩寺塔志>的基础上,以文献材料为主,对天禧寺的渊源长干寺,以及该寺在宋元、明初的基本情况进行一番梳理,并作一些必要的考述.     

回族寺坊组织运行及其影响

寺管会作为维系回族寺坊运转的核心组织,对其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功能.寺坊在获取多种运转所必须的各种物资、声誉和威望后,主要用于清真寺学员的吃、住、清真寺阿訇的工资、清真寺的杂项支出,以及与其它寺坊之间关系上的走动、一些宗教活动的举办等.在寺管会运行正常的时候,其财务状况良好,人员比较稳定.但在失调的时候,则正好相反,会造成阿訇的提前离任、清真寺运转困难、寺管会本身的解体、寺坊成员的宗教积极性受到打击等负面影响.     

《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校读

安阳修定寺唐代开元三年(715年)刻的《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清代的《安阳县金石录》、《唐文拾遗》都著录了碑文.原碑已经打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艺风堂旧藏拓本,拓本与著录文字相比勘,可以互相发明,最大限度地还原碑文的原貌.唐代修复后的修定寺塔至今尚存,仍然使用了北齐时期的塔基,该塔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塔基,碑文对包括该塔在内的始建于北齐时期的寺院建筑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对研究北齐佛教和皇家寺院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耕余琐录》与瞿昙寺史料补遗

谢才华抄录的《耕余琐录》保留了二十余篇有关青海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瞿昙寺的史料,其中的部分内容因为谢佐所著《瞿昙寺》而为人所知,但另外一些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篇章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本文择其要者,予以刊布,以期有助于同道学人。     

明雪禅师与晚明百丈寺关系考述

百丈寺,为天下清规的发祥地,建于唐代,盛于宋代,至晚明,古刹草深,极其荒芜。明代崇祯庚辰年(1640),应建安王朱统之请,明雪禅师入住百丈寺。明雪一生九坐道场,以大智为模范,以清规为圭臬,"人咸谓大智再来"。晚居百丈,虽不足一年,却能使百丈寺风规愈肃,百废俱兴。     

北岳地方社会与唐代慧炬寺蠡见——以恒山慧炬寺石刻为中心

通过集中讨论唐代恒山慧炬寺所立四通石刻，追溯慧炬寺立寺前北岳地方社会与佛教发展情况，聚焦慧炬寺肇创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可以看出，慧炬寺虽创立于唐，但其创建佛寺的信众基础和宗教土壤却是植根于汉末以来河北佛教的历史发展。慧炬寺肇创是北岳地方社会中上层善信推动的结果，该寺在建立伊始就确定农稼立寺。不过，揆之碑刻可以看出，在慧炬寺的发展中，其信众中周边方镇军管手工行业中属于武职身份的管理官员，尤其是中下层管理者，特别引人瞩目，这一群体构成了慧炬寺延存的重要外缘。     

寺与坊：二元视角下探析回族寺坊组织的作用与地位

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分化问题日趋严重,挖掘乡村社会内部传统整合力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本文以“寺”与“坊”两个空间纬度说明了寺坊组织在回族乡村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并探析了回族寺坊组织作用及范围的延伸问题。由此刻画了当前回族乡村社会中传统社会整合实体的发展、变迁的现实状况。     

苏毗女国、囊谦王及囊谦王府属寺根蚌寺

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地区，古为苏毗女国属地，后为吐蕃五“如”之一，宋代以来由囊谦王及其寺院实行政教合一统治。根蚌寺为囊谦王府的第一座家庙，始建于公元十三世纪30年代，毁于十七世纪30年代，历来、元、明三朝，存在了400多年，期间曾是原囊谦千户部落的政教统治中心，也是玉树地区最有影响的寺院之一。故址在今玉树州囊谦县香达乡西北约30公里处的峻雄滩。探讨研究苏毗女国、囊谦王的有关历史和根蚌寺的兴衰史，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原囊谦部落的形成和发展，认识我省玉树地区藏族的社会历史、宗教信仰、文化特点等，均有重要…     

邺都大总持寺及北齐密教信仰

以实物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确认邺城大总持寺。通过对其所处位置、寺塔样式和多院分布等因素的分析，综合判断该寺殊胜地位、杂密信仰及建筑技术等方面的传承。推论大总持寺显、密兼修，并解释其形成的社会、政治原因。     

关系与权威的再生产：社会学视角下的回族寺坊组织成员的选举

文章通过挖掘影响回族寺坊组织选举的主要因素,以及寺坊组织成立后其成员关系与权威网络构造的途径与影响,探讨了寺坊社会结构对寺管会选举成立的影响,揭示了寺管会成员行动的意外性后果对寺坊社会结构的重构,以动态的研究视角剖析了回族寺坊组织的选举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