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台谏制度研究》

我校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所副研究员刁忠民著述的《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一书，系“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已由巴蜀书社于１９９９年５月出版，全书约２０万字。 宋代的台谏制度是我国中古时期的一特殊政治制度。它将秦汉以来的御史制度和谏官制度合而为一，并形成了御史和谏官的集团势力，成为与宰辅并列的两大政治势力，是宋代皇权与相权这种天平上最重的砝码。而既往的研究往往将其列入监察制度的范畴，这显然是有局限的。在《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一书中，作者从“建置”、“事权”、“选任”三个方面，分三章十六节对宋代…     

我国御史制度及其历史作用

我国封建社会的御史制度,是世界各国古未有之的一项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设立御史职官,不理庶政,专督各级官吏,“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实为我国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一大特色。可是,建国三十多年来,论及这一问题的文章、著述甚少,涉及御史制度历史作用的论述更可谓风毛麟角。笔者认为,研究御史制度的利弊与作用,对于研究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及其法制,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本文试就御史和御史制度形成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作一简单论述,以期引起进一步探讨。一御史和御史制度史籍上有关御史名称的记载,最早的散见于周代及春秋战国。战国时,献书多曰:“献书于大王御史。”秦赵会于渑池,亦令御史书事。淳于髡曾云:“御史在后,执法在傍。”那时的御     

我国御史制度及其历史作用

我国封建社会的御史制度,是世界各国古未有之的一项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设立御史职官,不理庶政,专督各级官吏,"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实为我国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一大特色.可是,建国三十多年来,论及这一问题的文章、著述甚少,涉及御史制度历史作用的论述更可谓凤毛麟角.笔者认为,研究御史制度的利弊与作用,对于研究封建社     

论宋哲宗至高宗时期之台谏制度

宋代台谏制度发展到仁宗时期,形成了建员少、事权重、选择精的三大特点。本文仍从这三个方面,就哲宗至高宗时期的制度变化及实施状态进行考察。其结论是,此期台谏建员少、事权重的特点并无根本性变化,但选择精的传统却未能坚持,台谏官入选的资格要求被彻底放弃,皇帝亲除之制也演变为宰执拟除。台谏选任之制的变化,为宰辅控制台谏并进而操纵时局开了方便之门。至秦桧独相,本为加强皇权而设的台谏已完全成了他的工具,天子的“耳目之官”成了他的爪牙,台谏制度权力过高的隐患至此暴露无遗。     

北宋前三朝台谏制度述论

宋代台谏制度是我国中古时期颇具特色的政治制度。所谓“台谏”，乃御史（御史台官）与谏官（两省谏官、谏院谏官）的合称。自秦、汉以来，御史为监察制度的主要执行者，而御史台是一个纠弹百官、肃正朝仪、鞫治诏狱的事务丛脞的职能机构；谏官职在规谏人君、议论朝政得失...     

宋代监察体制述论

宋代的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监察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具有承上启下的特征。中央监察系统通过强化皇权、削弱相权和御史台权、扩大御史监察范围、精简谏官人数、扩大监察职能、御史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监督、封驳官与台谏共享监察权 ,将秦汉以来的御史纠弹百官与言官谏诤君主合二而一 ,形成台谏合一体制。在地方建立了监司与通判两级监察体制 ,使监察体制更为严密 ,并为其后的元、明、清代多层次的地方监察体制奠定了基础。     

解读极端皇权专制下的明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集权政治的愈益发展,对监察制度之依赖程度必然不断加深。有明一代,随着专制皇权统治向其巅峰状态发展,导致政府的运转对监察制度的依赖程度超过历代王朝,以各级官吏为对象的监察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可以说,明代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行,是以无所不监的双轨制监察体系的同步发展为条件的。监察制度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根本政治功能,更体现为皇权对监察权的严重制约,并随着专制皇权的空前强化变得更加绝对。明代监察官向专制皇权之附庸的急剧蜕变已不可抑制。     

试论北宋政治的准宪政特征

宪政之基本精神是以根本大法限制最高政治权力。宋代中国政治已经具有若干接近于宪政的准宪政特征：宋太祖、太宗的家法,实际上是宋代政权的组织原则,在约束皇权方面,相当于一部高级法在发挥作用;北宋皇权、相权、台谏三权并立,是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敷设;北宋的文官制度,以科举考试、业绩考核、高薪养官等制度为中心,已具有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北宋的党争,以政见之不同为主要争论中心,可谓政党政治的雏形。北宋的准宪政政治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天禧诏书”对宋代台谏制度的影响

台谏制度是中国古代颇具特色的监察制度,完备和成熟于北宋,尤以宋真宗朝为关键。天禧元年(1017年),宋真宗颁布了天禧诏书,这不仅标志着台谏制度走上了新的轨道,也使"台谏合一"有了制度上的保障。诏书还对台谏官的建置、事权、待遇诸方面作了明确规定,成为日后台谏官要求扩大事权、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宝。天禧元年后,台谏官的事权逐渐加重。     

唐宋中央监察制度变迁初探

唐朝创立御史台三院制、御史六察制,宋朝御史台三院出现合并趋势、六察制发展;唐朝谏官隶属于中书省和门下省,宋朝谏官逐渐脱离中书省和门下省;唐朝御史、谏官职掌分明,宋朝出现了台谏合一;唐朝门下省主封驳,宋朝给事中地位提高,逐渐脱离门下省。唐宋中央监察制度的这些变迁对元明清各朝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监察制度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政教合一制度的源流

“政教合一”深源于巫文化之中。这一制度能够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 ,更有一系列维持这一制度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措施。“政教合一”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弄清这一制度的正负价值 ,对建设政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宰相制之丧钟为谁敲响——明代官僚君主制分析

君相之争是自宰相制度产生以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因素。明代以前,延续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一直是代表官僚集团制约皇权的重要力量。宰相废除后,表面上看是皇权对官僚集团的一次胜利,而实际上是使皇权专制的本质趋向于一套较全面而有效地制约,在一个宏大的制度平台上实现了大致的平衡。     

两汉监察制度述论

两汉监察制度述论罗成富，田爱民封建国家除了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之外，在统治阶级内部还存在着皇权与相权，皇帝与百官的矛盾对立关系。为了解决这些至关重要的矛盾，治民先治吏，御史监察制度就应运而生了。我国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滥筋于秦代，汉承...     

勘合制度与明代中央集权

勘合是明代政府行政中广泛采用的一项技术性制度，是古代符契的进一步发展。勘合用于明代政治、生活各个方面，它是政治生活程序化、制度化的有力工具。勘合应用领域最重要的扩展是行移往来和对外关系。这无疑对明代皇权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加强从勘合制度方面提出了又一佐证     

“坐而为使”:唐代地方监察制度变迁中的采访处置使研究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设置的采访使,是中央派驻地方的道级监察长官,多以三品、有御史经历者充任,无固定任期。在监察地方的同时,采访使也有部分地方事权。朝廷通过对采访使权力的制度约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监察权与地方权力、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实现了君主中央集权的强化。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建立起一整套以节度使为核心的战时军事管理体制,采访使一职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肃宗出于约束方镇扩张、强化中央控制的考虑,于乾元元年停废采访使。采访使制度的创立、发展与终结和唐代政治的演进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德性取向

秦代开创的监察制度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大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但由于秦制的价值取向是效益最大化,其于终极价值领域的悬空为后代监察制度的德治取向留下了成长空间。西汉以降,监察制度的运行,除了遵从“政”之原则,还有兼具“教”的意义。宋代监察对隋唐体制有了重大突破,实行台谏合一,台谏制度成了党争的催化剂;明代以六科为代表的监察官员位卑而权重,在“癸巳京察”事件中出现的重大政治风波显示出明代监察体制“政”与“教”的失衡;清代的监察制度一度陷入以密折专奏为核心的异化监督,其根源在于君主极权的单线治理格局。“政”与“教”成为中国传统监察制度价值取向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传统监察制度之流变亦映射出二者间极为微妙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      

台谏与宋代权臣当政

台谏与宋代权臣当政贾玉英宋朝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发展了君主专制制度，但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也出现了蔡京、秦桧、韩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臣。宋代权臣当政的背景和原因虽比较复杂，但无不与台谏（御史和谏官）有密切关系。本文在系统考察台谏与权臣的上台、权臣控制台谏...     

南宋台谏取代执政政治模式的形成——以董德元为线索的考察

南宋初建,与宋高宗削除诸将兵权、"决意和戎"处于同一政治过程的,是选择秦桧"专执国命"。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的签订,标志着宋高宗和秦桧达成了更加稳固的政治同盟。秦桧执政时期,形成了台谏官员特有的升迁路径,先为特奏名、53岁考中进士、七年后通过担任台谏官迅速升迁至参知政事的董德元的个人仕宦历程,是南宋初期以来台谏群体的典型代表。对南宋时期台谏群体的考察,可看到南宋时期"执政免,即以台谏代之"这种特有的政治模式形成背后,是两宋宰执群体来源的变异,以及南宋时期台谏文书制度的变化。这对于南宋出现的权相政治,有着极大的影响。     

唐宋官当制度的发展与终结

作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官当制度经历一个逐步成型、发展成熟、突然消失的过程。它是古代官僚等级特权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唐代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立法追求理想的制度之美,官当制度日益定型;宋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立法执法追求宽和,官当制度发展成熟;南宋时期,法律规范的修订已经透露出统治者对官当制度的不满;元朝以后,官当制度突然消失,但以官抵罪的情况仍盛行不衰。官当制度的发展演变,是以优待士大夫为前提、逐步加重惩治犯罪官员的过程,它使官员能够利用职务抵消法律惩罚,造成官员与平民、官员与官员之间不平等。官当制度走向终结,使周密细致的法律被摒弃,扩大统治者任意执法的空间,这是古代法律制度的倒退,也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强化过程中符合逻辑的结果。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戊戌变法失败的反思

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野中,制度替换往往发生于旧制度危机日益严重并将发生崩溃的"临界点"时期,决定政治走向的行动集团如果把握了行动的主导权就可能在制度变迁中成功实现制度创新。1898年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之内。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集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足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抗等,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