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中“差序格局”的形成与破除——基于交易“差序格局”和第三方实施的分析

农村社会的信任格局形塑了要素交易的人格化特征,政府介入则使之逐渐非人格化。为剖析该转变的内在逻辑,利用江西和辽宁两省的转出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土地交易"差序格局"的形成及政府主导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任"差序格局"内嵌于农地要素的配置方式,政府主导有助于促进交易的非人格化。经验结果表明:第一,信任水平与交易对象正向匹配,交易外生性的提高则降低了信任的交易匹配效力;第二,政府主导土地流转提高了交易的外生性,但仍受限于信任的内生匹配作用;第三,外生性交易有助于显化土地流转的价格和契约的规范性,政府主导强化了该效应。为此,需着力破除城乡互动壁垒,拓宽农村社会网络边际和提高要素的流动性;发挥政府在农地租赁市场中的规范构建、平台搭建及规则维护等职能,同时约束政府的公共理性和寻租行为,协调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双重机制。     

第三网络社会与新“差序格局”

汉语中的“网络社会”实际上可指代三种形态——关系社会、赛伯社会和网络社会。关系社会由零散的强关系簇构成,赛伯社会是以技术为中轴的虚拟空间。当赛伯社会作为一种外力介入关系社会后,网络的“内卷”和“外张”共同促生了第三网络社会。这种社会的微观关系结构是新“差序格局”。最后“,差序格局”的转变被笔者用来作为一种解决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分歧的文化视角。     

从“差序格局”到“差序治理”——概念跨学科移用现象的分析与反思

在村治研究核心学科——农村公共管理学某些研究中,社会学概念\"差序格局\"被跨学科移用为\"差序治理\",概念的滥用和误用问题显得非常严重,使得乡村治理研究本该重视的历史感和未来性遭到了普遍的忽视,研究应有的科学性和敏锐性也受到了压制和侵蚀。因此,当前及今后对村治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的推进应该注意三点:一是从根本上放弃简单地套用以往那些在\"三农\"问题研究中有广泛影响力的概念的研究思路;二是研究该有的历史感不能遭到淡化;三是对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要有所自觉。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结合形态——基于高桥镇“三团”实践的分析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对于加强乡村治理提出的一种新要求。这一要求在回应当前乡村治理困局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三治”结合的形态为何?本文在阐明自治、法治和德治主要关系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分析作为“三治”发源地的桐乡高桥镇“三团”实践,提出了“三治”结合中的嵌套性关系。这一发现表明,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嵌入于乡村紧密型利益关系中,通过以体现个体权利为主的“自治-法治”机制,和以体现共同体作用的“自治-德治”机制,共同调节乡村社会事务的处理。     

“平权”社会的差序:清水江流域苗族群体的政治体系

清水江流域苗族群体属于平权社会,但并没有实行逃避农业和逃避的社会结构。尽管有清水江市场的发展和移民的流动,但苗族以血缘、地域、姻亲网络等结群。清水江苗族群体的开寨始祖崇拜、姑舅交换婚、鬼蛊指控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分类体系,然而这样的分类体系并不是等级的,其实质在于以差序的形式维护平权,并以集体民主决策的议榔制度给予保障。     

社会转型期中的工具性“差序格局”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是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模式的重要概念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但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仍呈现出一定的"差序格局"特征。"差序格局"是一个有机整体,主要由特征、性质、主体、形成机制四部分组成,其中,形成机制是基础,当它发生变化时,其他三部分也会发生变化。社会转型期中的"差序格局",由于其形成机制发生变化,进而其特征、性质和主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变化后的"差序格局"被称为工具性"差序格局",而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则被称为经典"差序格局"。就其要义而言,前者更加重视"利",后者则相对重视"义"。     

法律的差序利用 ———以一个宗族村落的纠纷调解为例

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从地方性的一面来看,需要关注的是本土文化如何影响法律的运作.文章通过对江西省一个宗族村落中三个纠纷案例的分析,揭示在民间纠纷调解过程中,存在对法律的差序利用,即随着纠纷当事人血缘关系的疏远,运用法律的强度逐渐增强.这种情形反映了传统在当代中国农村的生命力.因此,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寻求包括传统价值在内的多种价值的相互融通.     

环境保护视域下乡村“三治融合”建设实践探索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提倡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谋求发展良策。在"三治融合"体系建设中,自治是基础,法治是原则,德治是特色,这三者之间既不是叠加相乘排列组合关系,也不是各据一方自成体系,而是需要互相促进和支持,不断加强互动与对话,做到有效衔接与补充。"三治融合"建设在实践中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吸纳可融入其中的"介质"加强耦合交融。乡村环境保护对当下乡土中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环境保护视域出发探索"三治融合"有重要实践意义,将环境保护纳入"三治融合"建设,能有效激发乡村自治内生动力,强化乡村法治建设效力,彰显乡村文化软实力,可持续推进乡村长久繁荣发展。     

乡村振兴进程中“三治融合” 生态治理体系之构建

构建生态自治、生态法治、生态德治的“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既是推进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美丽乡村、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方法。当前广大乡村生态治理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主体认同与协同困境、制度供给与融合困境、文化传承与发展困境,制约了“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相关部门应从培育主体认同、完善制度规则、重塑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夯实乡村生态自治基础、强化乡村生态法治保障、增强乡村生态德治支撑,进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能力,推动生态美丽乡村建设。     

失地农民利益表达困境与“差序而治”的思考——基于54封失地农民来信的研究

2003年以后,农村土地纠纷取代税费争议成为农民利益诉求的焦点,失地农民群体不仅经济利益遭受损失,社会利益也处于边缘化状态。文章基于54封失地农民的来信,归纳当前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主要途径与反馈结果,透过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失地农民利益诉求在基层受阻的内在逻辑,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从“差序而治”的角度,寻求解决失地农民利益表达困境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