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中“差序格局”的形成与破除——基于交易“差序格局”和第三方实施的分析

农村社会的信任格局形塑了要素交易的人格化特征,政府介入则使之逐渐非人格化。为剖析该转变的内在逻辑,利用江西和辽宁两省的转出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土地交易"差序格局"的形成及政府主导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任"差序格局"内嵌于农地要素的配置方式,政府主导有助于促进交易的非人格化。经验结果表明:第一,信任水平与交易对象正向匹配,交易外生性的提高则降低了信任的交易匹配效力;第二,政府主导土地流转提高了交易的外生性,但仍受限于信任的内生匹配作用;第三,外生性交易有助于显化土地流转的价格和契约的规范性,政府主导强化了该效应。为此,需着力破除城乡互动壁垒,拓宽农村社会网络边际和提高要素的流动性;发挥政府在农地租赁市场中的规范构建、平台搭建及规则维护等职能,同时约束政府的公共理性和寻租行为,协调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双重机制。     

第三网络社会与新“差序格局”

汉语中的“网络社会”实际上可指代三种形态——关系社会、赛伯社会和网络社会。关系社会由零散的强关系簇构成,赛伯社会是以技术为中轴的虚拟空间。当赛伯社会作为一种外力介入关系社会后,网络的“内卷”和“外张”共同促生了第三网络社会。这种社会的微观关系结构是新“差序格局”。最后“,差序格局”的转变被笔者用来作为一种解决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分歧的文化视角。     

从“差序格局”到“差序治理”——概念跨学科移用现象的分析与反思

在村治研究核心学科——农村公共管理学某些研究中,社会学概念"差序格局"被跨学科移用为"差序治理",概念的滥用和误用问题显得非常严重,使得乡村治理研究本该重视的历史感和未来性遭到了普遍的忽视,研究应有的科学性和敏锐性也受到了压制和侵蚀。因此,当前及今后对村治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的推进应该注意三点:一是从根本上放弃简单地套用以往那些在"三农"问题研究中有广泛影响力的概念的研究思路;二是研究该有的历史感不能遭到淡化;三是对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要有所自觉。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结合形态——基于高桥镇“三团”实践的分析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对于加强乡村治理提出的一种新要求。这一要求在回应当前乡村治理困局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三治”结合的形态为何?本文在阐明自治、法治和德治主要关系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分析作为“三治”发源地的桐乡高桥镇“三团”实践,提出了“三治”结合中的嵌套性关系。这一发现表明,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嵌入于乡村紧密型利益关系中,通过以体现个体权利为主的“自治-法治”机制,和以体现共同体作用的“自治-德治”机制,共同调节乡村社会事务的处理。     

“平权”社会的差序:清水江流域苗族群体的政治体系

清水江流域苗族群体属于平权社会,但并没有实行逃避农业和逃避的社会结构。尽管有清水江市场的发展和移民的流动,但苗族以血缘、地域、姻亲网络等结群。清水江苗族群体的开寨始祖崇拜、姑舅交换婚、鬼蛊指控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分类体系,然而这样的分类体系并不是等级的,其实质在于以差序的形式维护平权,并以集体民主决策的议榔制度给予保障。     

社会转型期中的工具性“差序格局”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是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模式的重要概念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但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仍呈现出一定的"差序格局"特征。"差序格局"是一个有机整体,主要由特征、性质、主体、形成机制四部分组成,其中,形成机制是基础,当它发生变化时,其他三部分也会发生变化。社会转型期中的"差序格局",由于其形成机制发生变化,进而其特征、性质和主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变化后的"差序格局"被称为工具性"差序格局",而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则被称为经典"差序格局"。就其要义而言,前者更加重视"利",后者则相对重视"义"。     

法律的差序利用 ———以一个宗族村落的纠纷调解为例

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从地方性的一面来看,需要关注的是本土文化如何影响法律的运作.文章通过对江西省一个宗族村落中三个纠纷案例的分析,揭示在民间纠纷调解过程中,存在对法律的差序利用,即随着纠纷当事人血缘关系的疏远,运用法律的强度逐渐增强.这种情形反映了传统在当代中国农村的生命力.因此,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寻求包括传统价值在内的多种价值的相互融通.     

环境保护视域下乡村“三治融合”建设实践探索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提倡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谋求发展良策。在"三治融合"体系建设中,自治是基础,法治是原则,德治是特色,这三者之间既不是叠加相乘排列组合关系,也不是各据一方自成体系,而是需要互相促进和支持,不断加强互动与对话,做到有效衔接与补充。"三治融合"建设在实践中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吸纳可融入其中的"介质"加强耦合交融。乡村环境保护对当下乡土中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环境保护视域出发探索"三治融合"有重要实践意义,将环境保护纳入"三治融合"建设,能有效激发乡村自治内生动力,强化乡村法治建设效力,彰显乡村文化软实力,可持续推进乡村长久繁荣发展。     

乡村振兴进程中“三治融合” 生态治理体系之构建

构建生态自治、生态法治、生态德治的“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既是推进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美丽乡村、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方法。当前广大乡村生态治理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主体认同与协同困境、制度供给与融合困境、文化传承与发展困境,制约了“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相关部门应从培育主体认同、完善制度规则、重塑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夯实乡村生态自治基础、强化乡村生态法治保障、增强乡村生态德治支撑,进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能力,推动生态美丽乡村建设。     

失地农民利益表达困境与“差序而治”的思考——基于54封失地农民来信的研究

2003年以后,农村土地纠纷取代税费争议成为农民利益诉求的焦点,失地农民群体不仅经济利益遭受损失,社会利益也处于边缘化状态。文章基于54封失地农民的来信,归纳当前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主要途径与反馈结果,透过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失地农民利益诉求在基层受阻的内在逻辑,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从“差序而治”的角度,寻求解决失地农民利益表达困境的有效方法。      

地权纠纷中的集体成员权表达

一般认为,在地权纠纷中,“户籍”是集体成员权身份和资格认定的唯一核心要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通过对东北林权改革中,村级合并、户籍回迁和“外嫁女”土地权益三类案例的考察,发现地权的内涵与其说是集体成员权的展现,还不如说是村落成员权的表达。实践中的集体成员权表达了村民对社区财产边界、共同体成员和伦理身份的认同,实际上展现的是一种村落成员权。基于血缘和地缘,村落成员权具有排他性、独占性、人格化和继替性特征。它具体呈现了社区内部共享的文化价值、社群网络、互助体系和互惠模式,具有内在的封闭性和保护性,是村落共同体存在的一种表现。     

坝村的电线纠纷与内生秩序变迁

坝村通过内部通婚,把各家族连接成为有机的村落共生结构。但随着电线纠纷的出现,这层结构受到了功利因素的侵蚀,坝村内生秩序发生了变化,家族内部成员为利益考量而疏离与之有利益冲突的家族秩序,按照“共同的利益”而形成地缘性结构。由于新结构缺乏伦理因素,这种分化不是永久的,一旦纠纷化解,他们会在适当的场合和机会中回复到原始的内生秩序状态。这种在伦理条件下和熟人社会中形成的高度地方性的秩序变迁,称之为“钟摆型秩序”。     

儿童权利在权利学说上争议之探讨

在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正当性问题上,西方学者们一直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分歧,这种分歧主要集中在选择论和利益论之上。比较而言,利益论作为儿童权利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较之选择论有诸多优势。然而,最终它面临的关于儿童权利问题的挑战和困境与选择论是相同的,也即涉及儿童权利理论的前提性批判、儿童权利的行使以及儿童权利的具体内容等问题。     

新兴隐私权纠纷的司法救济与权衡

在中国,隐私权的产生和发展一直都依赖司法裁判的推动。近十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司法裁判中隐私侵权案件攀升,出现诸多隐私纠纷的新类型。其中,空间隐私纠纷、个人信息纠纷、网络言论侵权纠纷是此类案件中争议较大、较有代表性的类型。通过对案例样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新兴隐私权在实践中都遭遇了不同层面的利益冲突,且在立法中尚未确立统一的救济标准。立法的缺位、模糊和冲突,使司法有了更多自由裁量的空间;法官在充分审视情理、政策、社会利益后所做的判决,意图调适法律确定性和开放性之间的冲突,实则是对现实社会需要的"回应"。     

安徽省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现状研究

安徽省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现状不容乐观,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我国现行立法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作出了保护性的规定,但还不够系统、完善.因此,我们要不断提高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性别意识,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强化监督,增强妇女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从各个环节加强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     

日本解决域名纠纷实务与规则研究

通过介绍日本关于解决域名纠纷的相关法律、规则、流程以及典型案例,可以了解到日本在域名纠纷的处理上的一些做法,对我国解决域名纠纷可以起到一定的借鉴参考作用。     

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类型比较与治理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地权冲突集中地表现为征地拆迁冲突、违建执法冲突和农地流转冲突三种类型,它们具有发生频率高、抗争强度大和影响范围广等特征,逐渐演变为基层治理中系统性的土地风险。中国农村地权冲突是地权分割、乡村与基层治理弱化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诱致着地权冲突的发生、扩散与演变。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治理必须考虑到产权单元、社会因素与治理单元之间的互动,以地权渐进式发展促进基层治理良性变革,以基层治理结构和功能的完善来维护地权实施规则的统一性。因此,应通过促进地权发育和发展、构建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的地利共享机制、以股份制改革提升农民自主治理能力和转变基层政府经营土地的理念、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失地农民生计转化等举措来化解农村地权冲突。     

以私人手段解决纠纷、伸张正义的习惯法:对一个无需国家强制的法律与秩序的现代体系的描述

习惯法作为互惠合作的结果,是一种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如同语言一样,它是经过长时间的互动自发产生的。在惩罚破坏法律者方面,相较于现代的惩罚方式,民间执行习惯法倾向于恢复原状,并把罚款作为主要的惩罚方式。同时在这一法律体系下有着众多的契约安排,以保护私人的财产和安全。私有法院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习惯法标准化的进程,同时流放、抵制认可、私有监狱和罚款征收对于习惯法的遵守亦有莫大的帮助。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实践与村级组织权力运作逻辑——以山东省Y市北村为例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是一种包含农户、村级组织、国家等行动者间关系的结构.产权实践是相关行动者建立稳定关系适应所处环境的过程,村级组织有多种权力运作取向.通过建构和维持稳定的产权安排,村级组织可以与农户在一定的情境中形成稳定的互动关系,建构农民稳定的预期并获得信任,从而实现自身对稳定性的追求,但这也导致国家相关制度和政策的文本规定与实践的差异.     

近代中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践行与展开

近代中国的农民土地财产权是围绕＂耕者有其田＂政策目标而设计和展开的,＂耕者有其田＂经历了从空想性到科学性、从虚假性到真实性的发展历程。平均地权思想是国共两党农民土地政策的基本起点,但由于两党政策理念不同和由此决定的政策路径的不同,最终导致政策实施结果的不同。国民党最终背叛了耕者有其田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真正将＂耕者有其田＂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线,也是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的科学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