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中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研究

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其中,针对完全或是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社会保障来实现兜底扶贫。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相关参与主体基于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整合联动,通过资金筹集、精准识别、保障发放与监督管理等途径保障目标人群的基本生活。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中发挥社会保障兜底扶贫作用,需要继续完善农村贫困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优化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机制设计,健全贫困地区社会保障筹资机制等。     

财政扶贫政策精准减贫绩效研究

理论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对财政扶贫政策绩效考察主要集中于综合绩效和部门绩效，对贫困户个体绩效考核严重不足。通过对我国财政扶贫政策阶段性特征分析，认为精准扶贫背景下，政策趋向实策手段精细化、实策对象微观化，存在政策运用的合理性和政策运用的精准性要求。因此，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对微观政策绩效展开分析，认为主要存在短期政策有效、长期政策耗损、一般贫困者成为政策短板等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以贫困户满意度作为绩效判断标准、以完善制度保障作为绩效改进基础和以发展为导向兼顾公平作为政策绩效目标的优化路径。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成果拓展的逻辑探析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时期形成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理机制,如精准化治理机制、协同治理机制、驻村帮扶机制、监督考核机制等,这些经过实践验证的宝贵经验为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基于乡村振兴所具有的全面性、整体性、持久性、复杂性等特点,脱贫攻坚成果需要进一步拓展,才能更好地应用于当前农业农村的发展实践中,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乡村治理问题、实施网格化治理、进一步强化社会和市场力量、完善议事协调机构运转、因村派人、建立驻村帮扶长效机制、深度整合调动各类监督主体等方面。     

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新的战略,也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决定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治理中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社会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等方面的转型来阐述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面对转型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加强对于扶贫资源的监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推广网格化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大力提高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从而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精准扶贫不仅能助力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对"脱贫攻坚""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针对农村电商精准扶贫存在的基础设施制度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制度缺失等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期望通过相应的举措助力精准扶贫,实现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政策下农旅文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模式与经验

湖南省龙山县岩冲村位于武陵山区酉水河旁,与里耶秦简发掘地一水相连,天然资源禀赋充足,但交通区位受限。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如何破除地理位置的不利因素,发挥特色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针对致贫原因找症结,破除贫困找依据,实地调研找方法,借鉴经验,请专家把脉问诊,综合研判找路径,结合地域优势,合理利用文旅IP资源禀赋,通过"村党支部+合作社+乡贤+农民"模式以"三起来"促"三变",激发内生动力,促成农旅文融合发展,拓宽农民就业渠道,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实现农民分享社会发展红利,实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共建省级美丽示范乡村。走上"既有金山银山,更有绿水青山"的绿色发展轨道,助力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以来中国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与实践经验

深入理解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与实践经验,强化交通扶贫的成功模式是防止脱贫地区规模性返贫的关键环节.以交通扶贫政策文本为对象,对精准扶贫以来我国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及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有效反馈、校正交通扶贫的理论研究体系,为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通运输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与经验借鉴.研究发现:精准扶贫以来,我国交通扶贫的区域由老少边穷地区向贫困人口地区全覆盖,扶贫对象更精准、措施更丰富、成效更显著;交通扶贫政策向精细化、专门化、体系化发展;三种类型(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的交通扶贫政策工具选择呈现差异性和不均衡性;交通扶贫的实践路径在于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交通运输水平、强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推进"交通+"特色扶贫是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通运输发展提供的有益实践经验.     

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研究

现有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主要为实现目标、实现路径、根本要求、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国精准扶贫脱贫实践面临各级政府及帮扶对象之间的“道德风险”、社会公众与帮扶对象之间扶贫“供需脱节”、多主体不协同产生的“碎片化扶贫”三大难题。故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发挥第三方专业化服务、资源整合转化和双边市场支持的优势,尽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     

精准脱贫战略的社会性别审视

精准脱贫是中国消除贫困的顶层战略设计。妇女是贫困的主要群体之一,妇女脱贫是精准脱贫的重要内容。将社会性别引入贫困问题,建立对精准脱贫的社会性别审视,有助于拓展并深化其学理内涵,巩固并加强其施策成效。妇女与贫困深度联结,在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从添加妇女和妇女问题深化至构建性别敏感的脱贫战略,可以准确研判妇女致贫原因,建立确保防止妇女返贫的长效机制。就战略层面而言,将社会性别作为精准脱贫的一个必要考量,可以深入把握“精准脱贫”的确切内涵;就策略层面而言,需要针对妇女脱贫的特殊性,使性别意识融入战略原则和施策路径制定当中。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总结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的经验,对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16—2019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为样本,探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审计质量,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高媒体关注度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政府要高度重视企业的力量,新闻媒体要加强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报道与监督,企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三者共同发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循证实践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应用

肇始于医学领域的循证实践方法因其科学性与有效性,经过多年发展已渗透到诸多社会科学领域。我国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后,其边际效益逐渐下降。由于循证实践方法与精准扶贫的精神相契合,故将精准扶贫引入循证实践框架进行研究。结合循证实践的一般原则与程序,对循证精准扶贫机制进行了理论设计,并对将循证实践方法在当前基层精准扶贫实践中应用时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循证实践方法有助于提升扶贫工作精准度,为保证精准减贫攻坚阶段的减贫效果提供了新的科学工具,是精准扶贫攻坚阶段扶贫手段的创新。最后提出积极构建精准扶贫数据库、制定有关精准扶贫领域的证据标准、重视贫困人口意愿与价值,构建专门扶贫人才队伍,赋予基层扶贫工作人员扶贫方法创新空间等手段推进循证实践方法在基层精准扶贫中的应用。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是农村贫困现代化治理的实践载体之一,通过梳理“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体系的内涵,分析其可行性,阐释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应然性,并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基于此,通过重构贫困区“互联网+农业”格局,“互联网+农业”精准扶贫归入主流扶贫体系,建立信任机制,强化贫困地区“互联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多元的增值服务平台等多元化治理路径,以获得“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由点及面: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考

确保乡村振兴无缝链接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全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着眼整体治理视角可知,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呈现出了"由点及面"的特征,包括治理对象扩大化、治理任务丰富化、治理场域拓展化、治理资源全面化和治理思维合作化等内容。当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依然有着较多治理任务延续,如产业振兴立足扶贫产业发展、振兴主体队伍吸纳扶贫人才、文化振兴承袭扶贫扶智工作、组织振兴借鉴扶贫行动架构以及振兴机制传承扶贫治理经验。同时,为了开展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工作,也要推进较多的治理升级,既要依托乡村振兴发展消解相对贫困,借助多元主体合作改变治理思维,也要积极尝试乡村振兴区域合作模式,并系统构建完整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精准扶贫的实践偏离与基层治理困局

以西南地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精准扶贫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了精准扶贫实践的偏离问题,并从基层治理的角度对偏离的原因进行了阐释。从精准识别来看,横截面识别、标准化、僵化的指标与村民生活的动态变化、村庄现实的不规则性以及村庄道义相偏离;而在精准扶贫的实施过程中,偏离主要表现为扶贫资源投入的内卷化和人力投入的内卷化。研究从基层治理的角度阐释了精准扶贫实践偏离的原因。在村庄层面,精准识别的“去政治化”,即未能形成对大多数村民的政治动员,是导致实践偏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县、乡层面,精准扶贫实践中“行政吸纳政治”的逻辑也是实践偏离的影响因素,以专业化、标准化为特征的技术治理、将“树典型”作为目的而非手段、事本主义逻辑,都是构成精准扶贫内卷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