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乡下人和敏感的都市人--试论京派和海派的差异

京派和海派共同崛起于30年代的中国文坛,以迥异的风格给读者留下了不同的审美感受.本文试从不同的文化角色认定,即"高贵的乡下人"和"敏感的都市人"的角度,分析孕育于不同的地域环境的京派和海派在艺术和审美理想上的差异.     

“五四”都市文化关照下的“京派”与“海派”

"五四"时期的"京派"和"海派",代表着本土文化与现代外来文化的碰撞,体现出现代与传统二元对抗并存的现代性特征."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已具备了都市文化的价值理念并为中国都市文学的发展作了准备和铺垫."京派"和"海派"的出现,以及其不同的文化和文学特色,标志着都市文学的成熟.     

《大公报》文艺副刊与现代主义诗潮中的京派诗歌

《大公报》文艺副刊是一份与京派作家的文学活动密切相关的刊物。19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更是京派诗人的重要园地,它以其独特的角度记录了京派诗人在1930年代的诗歌活动,展示了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以及作为群体的京派作家对现代主义诗潮在1930年代的勃兴所做的努力。     

“京派”作家群及其人性观照的审美追求

"京派"文学的历史研究和批评认识,已经有了许多成果和辩驳,但从一些常见的批评文字和文学史著述中发现,仍然有值得研究讨论的问题和余地。首先是"京派"文人圈子和"京派"作家群的关系;其次是大多数"京派"作家,尤其是废名、沈从文、芦焚等作家体现了特别的乡土特色,但"京派"作家真正深层的价值认同是在艺术和生活审美中追求人性关怀的文学立场和人文情怀。在追求人性自由、生命美好这一整体的审美精神中,又各自体现出不同的个性化追求和艺术特色。他们把对生活的审美情怀和生命的积极乐观,灌注在自己细密而蕴藉的作品文字里,赋予文学诸多优美和深沉的东西。而且这种共同形成的不自觉追求和人文情怀,可能融化在所有"京派"作家的生命价值和审美创造里。     

文学世界中的典雅与错乱--试析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之异同

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在五四文学中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抗衡之势,京派文学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承续表现出庄重典雅、含而不露的学院文风,海派文学则因较多异域文化的吸收、独特的地域限制,表现出喧嚣浮躁、纸醉金迷的都市气息。然而二者作为同时代文学流派,并非完全对立,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下,二者或多或少的吸收传统文化甘露,在天道观和人道观上均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熏陶。     

序跋:透析京派的一个副文本视角

京派序跋作为副文本,在内容上,一面指向"书里边",一面指向"书外边",京派诸多方面皆在其中有所反映。结合热拉尔·热奈特副文本理论,京派序跋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叙述:作家文事交往的见证;作家思想历程的载体;深度批评的实践篇章;文学论争的在场语域。京派序跋,为深化京派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副文本视角。     

京派的文化选择:向传统倾斜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相继登上文坛的京派作家,置身于新旧冲突趋于缓和、新文化内部开始调整的语境中,他们的文化选择表现出"向传统倾斜"的特征:在空间维度的中西问题上,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在时间维度的古今问题上,重视发掘古典文化艺术精神;同时,移西方现代派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之木.京派的文化选择是对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倾向的反思与矫正,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     

地域·文学·文化象征——“京派”历史与文学的再辨识

"京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视作与北京地域文学紧密相关的概念,事实上,"京派"与北京的关系十分复杂,"京派"源于北京,深受北京影响,有着十分明显的北京文化气质;然而,就文学流派的形成与文化意义而言,"京派"又超越了一时一地的限制,成为内涵丰富、特征独异的文学与文化流派。因此,跳出北京看"京派",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京派"的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京派文学意象的审美特征

京派文学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的文学现象,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京派意象是中国传统诗艺与西方象征主义、意象派等诗学思潮相融合的产物。突破中国古典意象长期积淀的原型性象征模式,克服西方意象有象无意、意与象相剥离的缺点,成为京派作家对世界万物带有强烈的个体生命色彩的审美途径,体现着现代作家对文学本质更为深入的感悟。另外,京派注重意象在诗歌以外文学领域中的运用,促成了现代文学中各种文体间的相互融合,尤其是诗歌、小说、散文之间,从而推进了各种文体创作的成熟和发展。这也是京派作家对现代文学最突出的贡献。     

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

萧乾是京派作家的主要成员,也是京派文学的重要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他以这个刊物为依托,组织起了一支强劲的书评队伍。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证明了京派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与影响。并有力地传递着京派作家的文学理念,即保持文学独立性,坚守“独立”和“公正”的批评原则。     

传教士与经正女学

鉴于"堂堂之中国,而无一女学堂",经元善等创办了经正女学。作为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打破了教会女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同时,不管在办学过程中,还是在办学思想、课程设置、管理制度等方面,它都深受传教士和教会女学的影响。     

试论公羊学“经权”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经权说是公羊学思想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它指的是既守经志道,又要根据具体情况变通行权。即在常态下守经,在变态下行权。这种灵活的变通思想对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文化等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辨证思维,对于我们今天解决台湾问题、更好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大事,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三十年竟陵派研究综述

晚明竟陵派以钟惺(1574—1625)和谭元春(1586—1637)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对它的研究进入繁盛期与收获期,许多问题如竟陵派的地位及其与公安派的联系和区别、钟、谭生卒年及主要经历、《诗归》及其文学主张等都获得较深入的分析和求证,钟、谭著作得到整理。其间,一批具有研究生资历的中坚力量涌现出来,他们为竟陵派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

《诂经精舍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入选文章,可知阮元意在引导诂经精舍诸生于治经研史上摆脱"庸近",树立治经宗尚汉人训诂的门径;于诗歌文赋方面,也与经史研究相配合,提倡"小学辞赋同源共流"的文风。     

"精进"语义与南通大学校训

“精进”一词的演变过程是不断地丰富其意韵的过程。“精进”是继承、创新、超越之义,而在创新、超越过程中还应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应有专心专一,永不满足,不懈地超越奋进的意志。有这种意志就能努力奋进,实现目标,完成大业。它是南通大学校训的核心精神。     

论北宋东京城对金上京、燕京、汴京城的影响

北宋定都东京(今河南省开封),金分别定都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县)、燕京(今北京)、并有短时期定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北宋东京城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的代表,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以后的中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发展影响重大。对北宋、金两代都城的布局、建筑特点等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宋都东京城对金上京、燕京、汴京城具有重要的影响。     

谁的荆轲——荆轲形象论之一

所谓历史上的荆轲,其实只是存在于不同文本中的荆轲,是《史记》、《战国策》和《燕丹子》中所描述的荆轲。由于对三个文本之真实关系长期存在误解,于是不但三个文本形成之先后顺序众说不一,而且混淆了历史与文学的差异,荆轲的真实面目由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事实上,三个文本中的荆轲形象分属于史传系统和文学系统,渊源有自,其各自的性格特征亦明显有别,理当予以区分。     

“已经”和“曾经”的句法功能考察

本文从"已经"和"曾经"的句法功能入手,来考察"已经"和"曾经"与"了"的共现情况、修饰数量成分的情况、与副词"还"的共现情况,以其能明确"已经"和"曾经"的句法功能,并利于对外汉语教学.     

《黄庭外景经》先出新证

关于《黄庭经》内外二景经成书先后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黄庭外景经》先出之说可以得到三个方面论据的支撑。首先，《黄庭外景经》原为天师道典籍，并且现存的金石文献显示，内外二景经在遣词上有着明显的完善过程；其次，内外二景经传经祖师和说经道君在仙真谱系中存在品阶差异，说明《黄庭内景经》为上清道士所构造；再次，《黄庭内景经》中存在的众多有关上清道法的术语，在《黄庭外景经》中却全然不见。这些道法阶次上的差异，显露出置上清派于天师道之上的隐秘判教意图，可以进一步支持《黄庭外景经》先出的观点。     

义净与洛阳

义净是唐代著名的求法僧、翻译家,他曾长期在洛阳佛授记寺、大福先寺等地译经和活动,他曾解读"十二字玉册",为武则天稳固帝位提供了符命支持。义净圆寂后葬在洛阳龙门北的高岗。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