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视角下村落社区组织人才培育机制分析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迫切需要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内在动力和精神文化保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村落社区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而村落社区文化组织人才的培育是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农村社区组织人才的培育必须与村落社区重塑相结合,对村落社区进行组织化再造,让人才培育融入村落社区日常生产生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推动村落社区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才能为整个农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提供坚实的组织人才保障。     

乡村振兴与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村落社区机理探析

乡村振兴与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统一于村落社区整体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就是要以村落社区为基本载体,通过村落社区的整体发展来实现农村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传承。基于南宁市的案例分析发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的机理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村落自治组织引导下的草根文化团体、政社互动下的公共文化事业、资本和市场引导下的文化产业。要实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需要进一步从村落社区规划、村落产业开发、村落组织建设、村落主体培育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进行优化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中医药发展的大机遇。中医药与“三农”有着天然联系,是乡村振兴中重要的医疗、经济、旅游、健康养生资源。发展的中医药文化丰富了农村文化内容,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复兴的重要因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规划设计、经费投入、人才引进等方面做好农村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法治文化补强及文化法治构建——基于浙江省杭州市的实证分析

近十年来,浙江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重要抓手,形成了乡村振兴、基层文化治理的浙江样本和独特经验。杭州文化礼堂建设是彰显浙江文化特色的文化地标,初步形成了浙江省委省政府与省级政府部门共同构建的相关政策与规范体系,并不断完善市本级层面的规范体系。这些文化礼堂政策和规范的出台,不断激发基层农村文化建构和文化生活营造的主体性意识,有助于改变“权力导向型”文化体制下的“文化依赖”,但当前农村文化礼堂研究大多侧重规划学、管理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视角,亟待加强法治视角的研究。从文化法治和“文化国家”的角度观之,基层文化礼堂建设与发展仍然存在“法治文化”关注和投入不足、缺乏“文化法治”的顶层设计等短板,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礼堂文化建设的“法治文化”嵌入、加强多元化乡土文化资源的公法保护以及加强基层文化“法人化治理”的法治转型。尤其是要强化《宪法》第22条国家文化引导与发展义务条款的规范作用,促进基层全面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文化法治义务,以迈向在文化法治引领和规范下的文化生活之建构,最终达致一种深嵌在农村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中的文化法治之图景。     

论新时代乡土文化传承的伦理意蕴

立足新时代乡村实际发展境况,厘清乡土文化传承内涵,探索文化凝心聚力之道,对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伦理学视角,探究乡土文化传承的内涵与方法,应从乡村文化共同体的整体视野出发对此加以审视.具体而言,需从乡村伦理的主体叙事、乡村伦理的传统认同以及重塑乡村伦理共同体三重维度入手予以系统考量,协同把握乡土文化传承的伦理意蕴和价值路向,其将对我们立足乡村振兴战略语境,推动形成文明乡风,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有所助益.     

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

民俗传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民俗传统包含生态、生计、社会、信仰与道德伦理及村落文艺等五大类型。村落民俗传统助力乡村振兴有七大途径:利用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建乡村精神传统;运用乡规民约之乡村自治传统,实现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三治合一;传扬乡贤文化,发挥乡贤与民间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和组织作用;以村落节庆、人生仪式传统,增强乡村人际互动,传承与增进乡风文明;以村落口头传统、乡土表演艺术,讲好村落故事;从传统村落与环境协调的生态利用经验中,提炼民俗智慧,为当代村落布局、环境治理等提出对策性的研究意见;发掘村落生计资源,以地方物产、地方特色手艺来助力乡村生产。民俗文化传统助力乡村振兴主要有三大原则:保持和传承乡村民俗文化的品质特性,不能简单地将城市文化移到乡村;对一些乡村的村落传统应该有选择性地传承;要充分重视人、地、物有机复合,强调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产业业态三态并重的整体复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传承型乡村景观的存续与发展

乡村振兴是一项国家战略,乡村景观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景观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当前乡村文化在这一载体上的丢失现象日趋严重。如何使乡村景观建设体现乡村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深入剖析文化景观衰退的原因,结合历史和文化传承价值的多元化和内外部特征,从物质和非物质层面提出文化传承型乡村景观规划建设的方略,即从四个方面的内涵要素来科学规划:维护乡村自然资源景观格局的连续性;优化原有乡村规划布局,构建现代乡村文化景观新格局;保留修复原有乡村建筑,传承创新凸显地域文化特征;提炼乡土特征符号,发掘乡村文化深厚底蕴。从三个方面来构建多方协调引导机制:政府引导,建立多层次的政策引导与规划体系;社会协同,多方参与共同推动;发挥文化自觉,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和维护乡村景观建设。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论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态宜居的环境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而生态宜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将乡村振兴政策纳入法治轨道,需要采用规范分析法阐述生态宜居。从法学角度来说,生态宜居是指在农村居住的人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居住,并享受利用优美环境的权利。在环境法治实施中,生态宜居应当被归为生态利益,纳入法律关系客体的范畴;应当以环境人格权为理论基础,在环境人格法律化过程中明确其主体、内容;通过扩大民法基本原则内涵、具体民事制度的“生态化”等方法来实现。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一环,乡村文化振兴贯穿于整个乡村振兴战略,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价值指引和精神动力,是乡村振兴工作的铸魂工程。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是重中之重,却不可避免要面临许多发展困境,想要破解乡村文化振兴的难题需要从以下工作着手：依托科技媒体,实现乡村文化创新发展;加强思想培训,发挥基层干部骨干作用;加大资金政策帮扶,优化人才资源保障;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间变迁及乡村治理变革

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治理的"治理有效"。传统乡村治理具有简约治理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对乡村控制不断加强,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农业税减免,乡村治理显现悬浮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农村空间快速变迁,呈现出空间重组和空间改造的两种不同程度空间变迁方式,形成空间形态差异化的乡村治理。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建构"空间形态—权力结构—联结关系"分析框架,空间重组的治理主体权威重新型塑,治理联结关系通过公共空间再造得以深化;空间改造的治理主体权力不断规范,网络空间的运用加强了治理联结关系。农村空间变迁促使因地制宜建立微治理机制,强化网格化管理,吸纳村庄精英参与治理,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试论农村发展与知识分子参与——从"乡村建设运动"到"参与式农村评估(PRA)"

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要求知识分子参与发展。从“乡村建设运动”到“参与式农村评估(PRA)”,一脉相承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正是知识分子参与农村发展的写照和依据,也是中国农村发展必须关注和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农村流通体系对农村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

我国的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相对于国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仍显落后,对农村消费需求的扩大有显著影响。文章从农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入手,分析了农村流通体系对农村消费需求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提出了建设和完善农村流通体系的对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社区资本活化

乡村社区资本是人们在乡村生产生活过程中长期积累,并可被持续利用以促进乡村发展的价值。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坚持 “资本为本”的理念,实现乡村社区资本的全面活化。“人”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基础和主体。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目的在于实现资本的持续增值,促进乡村社区资本系统内生动力勃发,从而推进我国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城乡充分协调发展。畅通城乡“资本对流”的渠道、发挥规划“资本引导”的功能以及强调产业“本固邦宁”的基础分别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关键、重点和命脉。其基本方法包括内嵌融入式和外溢输出式活化;其实践路径则有深入调查研究、摸清资本家底,注重功能作用、做好资本识别,找准资本痛点、激发资本活性,突破机制障碍、实现资本对流等。     

农村外出人口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外出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成为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乡村全面振兴与乡村集体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总体上获得了重大发展,也有一些中西部农村面临"空心化"等困境.在走向现代化新征程和建构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乡村振兴成为重要和迫切的战略选择.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农村居民是主体,改善乡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是核心,增强农村活力是关键,集体性建设是重要内容.集体性是在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相互合作、共同受益、依存发展的群体活动的关系特征.它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层动力,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建构乡村社会资本和乡村文化复健等途径加强乡村的集体性建设.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协商民主视域下农村公民教育探析

协商民主与我国农村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契合,将之嵌入乡村治理,是谋求乡村善治的可行路径。推进协商民主所内在的对公民素养和能力的要求与我国农村公民意识缺失和能力欠缺的矛盾,是当前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所面临的主体困境。公民教育是培育理想公民的最佳途径,协商民主视阈下的农村公民教育应将农民培育成具有主体性及权、责意识,具有参与意识、公民能力和公民美德的现代化公民。     

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养老困境

以外出务工农民家庭中60岁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调查了121位农村老人,总结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不同模式下,农村老人所面临的不同养老问题。在农民个体向城市流动的模式下,农村老人养老问题主要以情感关怀不足的为主;在家庭化流动模式下,留守老人承担家庭看护、孙辈照料与家务劳动等任务,存在严重的身体与心理负担,面临严重的生活照料缺失问题。而对子女的牺牲精神则遮蔽了留守老人养老需求;在举家迁移模式中,随迁老人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但异地养老存在严重的城市参与不足和乡村依恋问题,随迁老人生活满意度不高,容易产生消极情绪。针对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村老人养老面临的不同问题和需求,需采取类别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