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涂尔干--现代经济中道德的社会建构

涂尔干的一个卓越贡献,是从现代经济中辨识出了作为其后果与构成的道德性因素。本文将其概括为涂尔干的“道德性视角”。研究表明,涂尔干的道德性视角,不仅是对正统经济学“去道德化”倾向的一个有力批判,更是引领经济社会学的转向,即把社会结构分析与道德分析整合起来的桥梁。以此为基础,本文从涂尔干道德性视角中,引申出了可构成这种整合基础的三个理论命题。最后,笔者以雇佣关系中的道德为例,提出在持久性关系中,经济道德通常是一种遵循莫斯“礼物交换”过程的社会建构。     

“礼物”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读马塞尔·莫斯的《礼物》

比较而言,在交换理论的脉络里,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困扰着社会理论进程所有命题的影子: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争执,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与辨证,对功利主义的暧昧态度,对心理主义的欲说还休,对结构主义的爱恨交织,西方与非西方“社会”概念的矛盾语境……在那里你可以发现所有伟大先驱的身影,包括马克思、涂尔干和齐美尔,在那里有着对“宏观”和“微观”视角的双重关注,在那里我们似乎更逼近那个社会理论的核心论题“社会秩序何以可能”。所有这些我们几乎都可以从莫斯的作品中找到远见卓识的讨论,特别是他的名篇《礼物》,实有重新研读的必要。在交…     

礼物交换:“崇高主题”还是“支配策略”?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法国学术界,围绕莫斯和布迪厄之间礼物研究的分歧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论。本文试图对这一学术公案予以分析。礼物交换所彰显出的社会原则是莫斯和布迪厄社会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在莫斯那里,礼物主要体现出一种社会团结的意向;而在布迪厄那里,则直接指向了有关支配方式的思考,换言之,基于时间间隔,行为的策略和象征性支配成为可能。我们将这两种礼物研究范式分别称为社会范式和权力范式。     

道教与东汉社会——论宗教在乱世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一、引言 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曾在其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一个宗教所具有的两个最基本的构成要素：1、必须具有与神圣有关的信仰与仪式。2、必须具有一个由具有相同信仰和仪式的人所结合而成的道德共同体，即通常意义上的教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并没有一个如同西方基督教那样严格符合标准的宗教团体。但考虑到中国与西方历史环境的不同，我们常常把中国古代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团体亦称为宗教。     

信任建构和权力生产：青年“互勉约拍”中的礼物关系

以青年“互勉约拍”为研究对象,聚焦“约拍”过程中摄影师和模特之间类似于礼物交换的社会互动,并分析其中的礼物关系,研究发现：一方面,基于对物质满足和社会团结的期待,以及互动中人们对彼此的承认和回应,“互勉约拍”创造了摄影师和模特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展现出礼物交换中促进社会团结的一面;另一方面,当双方基于选择的自由而行使权力时,他们就制造了冲突,生产出权力关系,并使“互勉约拍”表现出权力支配的一面。然而,这两个方面都是对“互勉约拍”现象的注解,它们揭示了这一“总体社会现象”的不同维度,并被整合进礼物关系整体中。对“互勉约拍”的分析,也为思考礼物研究的社会范式和权力范式的争辩这一理论问题提供了参照,即礼物研究中不同范式的分歧仅仅是对莫斯理论中不同方面的侧重,而非礼物理论的内在张力。     

论公民宗教

通过对卢梭的政治哲学和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的策略性折返,本文探讨了由贝拉重新诠释的公民宗教概念所隐含的某些基本命题,分析了可欲的公民宗教的性质、功能和建构原则。作者指出,公民宗教是现代社会之神圣性的非宗教表述,它的基础是法治和公民社会,建构公民宗教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保卫名副其实的社会,为此必须坚守共和价值,并将民族道德与人类道德统一起来。     

社会交换的逻辑——几种交换论的内在关系

从莫斯、布西亚到布迪厄、哈贝马斯,再到简化交换论的几位代表人物,交换论的研究从关注一种整体社会形式过渡到了关注特定时代的社会事实,即有一种简化趋势。这种趋势有将时代惯习视为人类通性的倾向,不利于我们对历史甚至是对我们时代的审视,可能将当代的某些异常社会行为误解为一种本能。     

试析经典社会分层理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

社会学家三大思想家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奠定了经典社会分层理论的分基本视角和分析框架，对当前的社会分层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社会分层研究既是社会学的基础研究也是认识我国当前社会结构现状的关键之一，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生活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出发理解其社会分层思想，有助于更深刻、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内涵，指导我们的研究和实践。     

婚姻礼物类型的当代划分——以宁夏三营镇为例

礼物交换是人们维系、建立人际关系的常见方式,在重要的人生阶段,伴随着重要的人生仪式,礼物交换更是不可或缺的,并在"过事"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婚礼是重要的人生仪式之一,同样也少不了家族、亲友间的礼物互动,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回、汉婚姻交换礼物的种类也随着经济、教育、心态等多方面因素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本文试从婚姻礼物交换种类的变迁入手,探讨当代回、汉婚姻礼物交换类型的新型划分。     

媒体VS．文学：消解还是重构？

华人传统宗教不仅包括华人所信奉的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道教、儒教，也包括民间宗教信仰，而且还包括汉化的佛教。它是海外华人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形式，对华人社会生活有着深远广泛的影响。华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张禹东在《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中，对东南亚地区华人传统宗教的发展趋势作了探讨。     

全球治理时代的埃及教俗关系

将宗教作为政治控制的基本工具是穆斯林国家政体的主要趋势。伊斯兰与世俗官方话语均旨在通过"宗教国有化"来主导社会。埃及代表了一种世俗与伊斯兰教义独特并存的混合模式,该模式代表了两者的适度调和,意在对社会进行完全控制,它将揭示出埃及作为一个由伊斯兰—世俗关系塑造的国家的混合制性质,该性质为国家身份构建出一个复杂的混合核心。对研究国家、世俗、宗教三者间关系的类型等方面至关重要,本文将通过五个部分对此进行研究:一是伊斯兰—世俗混合制的外在框架;二是穆斯林世界的宗教和世俗主义及其控制;三是埃及的国家和宗教的历史演变格局;四是作为伊斯兰—世俗行为体的埃及;五是埃及的国家和非国家宗教行为体。     

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

涂尔干作为古典社会学的思想大师，其学说对于西方社会和文化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的学术界，人们理解涂尔干，却往往满足于各种二手资料，鲜少立足于当代去重新解读涂尔干的经典作品，从中深入开掘那些对今天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学术研究中的一个误区。本文着重从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中，抽取失范、法人团体以及以类比与分类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等三个向度，试图对涂尔干有关现代社会分析的关键问题进行梳理和解析。本文认为，涂尔干用社会决定论来建构个体主义的尝试，不仅指明了现代性转变所牵连的核心问题所在，同时也在社会调控和深度自我两方面开启了有别于以往历史的样式。特别是，社会技术和自我技术的双向开展，在自我有限性的基础上，为建构新的社会形式开创了可能性     

请客礼物的交换与身份认同

“礼物交换”包括了实物交换和象征意义交换两个层面，“请客”是“礼物交换”的一种形式，“请客”蕴含着关于人际关系的丰富意义，而这种意义正是现实中人们身份认同的诉求所在。     

加马鲁丁与泛伊斯兰主义

一、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教是信仰与国家并重的宗教,《古兰经》和“圣训”中,不仅有关于基本信仰和道德的经文,而且还有大量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内容的经文和论述,成为指导穆斯林国家,社会与个人各种关系的最高原则。所以,伊斯兰教从创教时起,就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权力形式,国家的兴衰与宗教的兴衰密切联系在一起,     

实践中流动的关系:一种分析视角--以《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为例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 ,阎云翔以人类学特有视角进入中国东北下岬村做田野调查 ,完成了有关一个中国村庄的礼物交换体系和人际关系的民族志报告 ,作者通过研究礼物馈赠和经验性实践考察 ,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和诠释既定社会中不同文化规则及社会关系的新路径。通过描述社会实践中礼物交换的互惠原则、社会网络的培育以及社会关系的实践运作图式 ,通过策略性的礼物馈赠和实践性的社会关系 ,全面呈现一个中国村庄中礼物交换的文化规则和实践中的运作逻辑 ,呈现一个村庄中人际网络关系的建构和再生产。因此 ,以诠释“关系”的社会学传统为棱镜 ,解…     

阿拉伯民族身份认同的文本学分析

文本被视为一种记忆。本文以《一千零一夜》为例,从文本学分析的角度,探索《夜》反映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鼎盛时期——阿拔斯王朝前期的社会风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通过故事的表征分析,我们看到,《夜》的民族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同一性,并以伊斯兰教为核心思想,"阿拉伯人"不再仅仅限于种族和血统含义,而是包含了宗教和文化概念,甚至以"穆斯林"的宗教身份涵盖"阿拉伯人"的民族身份。     

由三部社会调查专著看近代中国农村

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战开始。出现了一大批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调查报告和专著。其中为社会学者所作或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而又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与《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卜凯的《中国农场经济》（1930）与《乡村社区调查》（1931），乔启明的《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1934）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1945）等。他们运用统计方法，对某一区域的历史、地理、人口、婚姻家庭、财产收入与支出．生活程度、经济、教育、宗教、娱乐等，作概括的描述。勾勒出中国农村各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基本状况，探寻中国农村的出路。     

佛教寺院经济及其影响初探

本文以宗教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为基本视角,考察了中国中古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内容、规模和经营方式,指出在其物质化的外表之下包含着宗教的理念,而且,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寺院经济在宗教上的正当性得到了保障,体现并传播了佛教的基本伦理原则。本文以中古佛教的经济经营与社会影响为核心,剖析了其宗教性的特征,为进一步综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演进提供了初步的框架。     

韦伯关于中国文化论述的再思考

本文针对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一书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的得失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管见,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韦伯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欧洲思想家一样具有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倾向,这导致他在论述包括中国宗教在内的东方宗教时显露出极高的睿智和洞见,同时也含有许多曲解和误读。譬如,他判定道教是纯粹的非理性,进而把包括儒释道三家学说在内的东方宗教界定为神秘主义类型,并与西方的禁欲主义宗教—文化类型对列成犄角之势,构成了韦伯视野中的东西方文化—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格局。文章认为韦伯对中国文化的这些见解既和他的比较研究的理想类型有关,也与他思想深处源于古希腊的理性哲学和中古希伯来的信仰意识所奠定的欧洲文化统一性具有深刻的联系。     

从《古兰经》看伊斯兰刑法制度的特点

《古兰经》是伊斯兰法最基本的渊源,至今传播1000多年,在当今阿拉伯国家仍久盛不衰,影响着世界上几亿人的政治、宗教、经济、文化、家庭、社会等方面的生活。它既是穆斯林的生活指南,又是他们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