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阐明的制度尴尬与律师强制代理的导入

法官阐明是实行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的一种重要修正机制,面对世界范围内民事诉讼中产生的诉讼增多、诉讼迟延和诉讼成本高昂等问题,两大法系国家都将法官职权的扩大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作为具有职权和义务双重属性的法官阐明,法官的消极阐明或者过度阐明,都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侵犯和法官中立地位的破坏。律师参与民事诉讼具有与法官阐明相同的功能,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能够有效减轻法官阐明义务,降低法官阐明强化对于民事诉讼模式的消极影响。     

民事诉讼代理视野下的“草根律师”制度——以成都地区为例

民事诉讼代理制度作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重要体现和保障。但是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劳动纠纷增多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民事诉讼代理制度日益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课题组通过大量的实证调研,拟从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的基础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目前农民工维权的实际,在理论上初步构建“来自于农民工,服务于农民工”的“草根律师”制度,解决有关农民工劳动纠纷案件中的诉讼代理难的相关问题。     

试论律师制度的完善--通过改革推进民事诉讼中律师代理的发展

我国律师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在素质上 ,均无法适应建立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要求 ,律师在民事诉讼中的实际作用与其应发挥的作用之间差距更大。这种状况的改变需要我国民事审判方式和司法制度的重大变革 ,但在民事审判方式和司法制度根本变革前 ,民事诉讼中律师代理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律师制度的自身改革加以解决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司法认知制度之完善

司法认知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就其实质而言 ,司法认知是对于一些“不证自明的事项”的认定方法 ,也是各国法律所公认的证据法则之一。我国立法未能给司法认知一个独立的和应有的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用举证责任的分担来涵盖与替代司法认知的作用 ,导致了司法认知理论研究不深入和实践操作上的混乱。必须厘清司法认知基本问题和明确司法认知制度的具体内容 ,完善我国的民事司法认知制度体系。     

民事诉讼中的公民代理问题研究

由于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条件,故公民代理制度在目前的司法条件下实有其存在之必要.为了更好地规范公民代理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司法秩序,可以采取措施缩小公民代理的市场,并将现有的公民代理人纳入法律规范的轨道.通过对公民代理制度的改进,可以使这一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并为诉讼代理制度向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平稳过渡作准备.     

论国际立法趋势下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完善

在全球化发展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相互冲突的法律规定不仅妨碍各国之间的交流,而且会使国与国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我国的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与他国的管辖权冲突就是其中之一.出于国际交往的需要,维护持续稳定的国际秩序而对相关领域进行国际立法,形成有效、统一的国际法律规范来调整相互间的关系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文章针对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特点,浅析在这种趋势下我国管辖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完善这项制度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律师风险代理制度探析

通过对国外律师风险代理制度的立法比较,论述了我国建立这一制度的实践价值和障碍,进 而提出构建我国律师风险代理制度需要通过对其适用范围、基本开支的支付、律师请求留置 权的赋予和律师收费评定制度等方面进行立法来加以规范。     

论我国律师惩戒制度的完善

我国目前对律师的监管实行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的“两结合”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完善律师惩戒制度,需要对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进行职能定位,合理划分惩戒权限;设立律师协会惩戒机构,分设立案调查室与律师纪律庭,赋予相应的职能;完善律师惩戒的立案、调查、听证、审理、复查程序,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建立司法最终救济机制,对律师惩戒进行合法和合理性的审查。     

民国前期律师制度建构述论

清末尤其民国前期,传统法制开始近代转型。在司法领域,参酌欧日审判体系,设置律师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律师制度的确立,为共和民国新式司法制度及其运行,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现代法制意识的觉醒,推动了社会进步。但该制度在民初的实施,多局限于大理院、各高等审判厅,以及为数甚少的地方审判厅。在省城商埠之外的城乡地区,律师制度仅具象征意义。     

论我国代理制度之变更及其对仲裁条款效力的影响

我国民法制度深受大陆法系之影响 ,表现于代理制度奉行“显名代理” ,强调代理人只能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对外发生民事法律关系。而随时代之进步 ,“隐名代理”在日常生活中已很普遍 ,我国法律亦顺时而变 ,将“隐名代理”部分地引入委托合同中。由是 ,对于当事人因“隐名代理”引发的争议 ,可否适用“仲裁条款自动转移”制度而排斥法院对纠纷的管辖 ,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论我国强制采样法律制度的构建

在科技密切融于侦查的趋势下,强制采样在打击犯罪方面无疑有着明显的作用。但是,强制采样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身体健康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形成了紧张冲突,而解决和调适这种冲突的最佳途径就是由法律对其予以明确规定。本文通过对强制采样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为我国强制采样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法理支持,从而确立我国强制采样法律制度。     

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完善

当代国际社会在协议管辖制度上形成了扩大其适用范围、放宽其形式要件、弱化被选择法院与案件联系因素的宽松化趋势,并同时出现了公共政策和弱者保护原则对其加以限制的倾向.我国的涉外协议管辖制度基本上没有反映出上述趋向,因而应进行适当的完善.不过,在目前,由于案件国际转移现象的可能性,我国还须坚持"实际联系原则".     

论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划定关系到整个简易程序系统在公正与效率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协调问题。作者通过对简易的幅度等与划定适用范围相关变量的分析,在检讨我国民诉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之不足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提出了划定适用范围应考虑的因素和标准。即在其与普通程序相区别的横向标准上,采用强制与合意相结合、数额式与排除式并行的标准;在纵向的适用范围上,作者建议将其适用推广至中级法院及上诉审。     

论我国公司代理制度的完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作为商事活动最主要的主体,其对外开展业务活动会产生广泛的代理关系.这其中,公司董事、经理及其他雇员与公司的代理关系应如何认定?本文探讨了公司董事、经理及其他雇员在处理公司业务活动中的代理地位及表见代理制度,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司代理制度的一些建议.     

论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完善

民诉简易程序以其灵活性、便捷性受到司法界广泛支持,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简易程序局限性凸显。因此,强化平等观念,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科学界定适用范围,真正简化程序适用成为完善简易程序的有效途径。     

对我国涉外流转税改革的分析

加入WTO给我国尚不完善的涉外税收制度带来了变革的动力。作为我国税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流转税在涉外税收改革的过程中将起到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加快调整我国涉外流转税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将从我国现行的涉外流转税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入手,按照税种分析加入WTO对我国涉外流转税的影响并提出改进的建议。     

论强制侦查中司法审查制度的建构

司法审查原则的确立是法治国家的典型特征和核心要素。强制侦查违背侦查相对人的意志、触及侦查相对人的基本权利,为尊重人权、完善诉讼结构、优化权力制衡,在强制侦查之中引入司法审查尤为必要。本文探讨了强制侦查引入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分析了我国强制侦查中司法审查制度的缺位及引入的必要性,并提出建构完善、统一的司法审查制度以实现强制侦查的法制化。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伪证行为的治理

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伪证行为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审判的质量,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碍诚实信用社会风气的形成,因而必须予以治理。法官在民事诉讼理念和执法观念上要对伪证行为予以重视;要严格对民事伪证行为的责任追究,将《刑法》第305条伪证罪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三大诉讼中;《民事诉讼法》应增加规定宣誓制度,规定因对方作伪证而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论我国释明权制度的建构

本文从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出发,对大陆法系的释明权理论进行了介绍,分析了释明权与民事诉讼模式的关系,认为释明权制度是对纯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修正和完善,指出我国在民事审判方式变革和民事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建立释明权制度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并从立法角度对我国释明权制度的构建进行了思考。     

论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自身不具备充分的调查取证能力。在当事人希望通过律师的“特权”实现自己的调查取证权时,却发现律师与其权利相差无几。实践中被誉为“积极探索律师调查取证新途径”的律师调查令因为制度本身存在着法理上的硬伤,所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律师调查取证难问题。应当重新定位律师的性质,认可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准司法性”,修改民事诉讼法,取消法院的调查取证权,将其权力直接转移给律师,从立法上赋予律师“强制调查取证权”,由律师帮助当事人完成举证责任,而法官则在举证过程中保持完全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