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中新女性形象的变化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浪潮蓬勃发展起来的。这把解放运动的火焰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燃烧到21世纪的今天,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即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女性形象,如五四时期的出走形象、战争时期的女革命英雄形象、建国后的铁姑娘形象及改革开放后的事业型女性。对这些发展变化的新女性形象的研究,可以窥探出近代以来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也希望能借古观今,为当代女性的人格培养提供一些借鉴。     

“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中山东方言例释

我所编写的《“五四”以来作家作品中山东方言例释》这一材料,收集的仅限于“五四”以来山东籍作家作品中出现的山东方言词。关于方言词的释义,有的还吸收了原作中对某些力言词的释义。这里发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份,用来作为一种样式。有不当之处,望读者不吝赐教。     

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圣母”式女性形象

推崇圣母玛利亚的东正教是俄国的国教,对俄国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圣母情结在俄国宗教的重要性以及对俄国代表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揭示了达吉亚娜、安娜、丽莎,索尼娅等圣母式女性所蕴含的伟大,牺牲,崇高等美好宗教品质,同时也反映了宗教对于当时女性的压抑和迫害,从而进一步透视了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性。     

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人力车夫形象

早在五四前夕,人力车夫的形象就被一些作家和诗人所关注,并把他们带进自己的作品。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四卷一号发表的白话新诗中,就有胡适和沈尹默同以《人力车夫》为题的两首描写人力车夫苦难生活的新诗。此后,以表现人力车夫生活为主题的作品还有:刘半农的新诗《车毯》(《新青年》四卷二号)、周恩来的新诗《死人的享福》(《觉悟》创刊号)、陈绵的短剧《人力车夫》(《新青年》七卷五号)、汪敬熙的小说《雪夜》     

“五四”以来女作家群的女性文学

本文从“五四”时期到新时期文学这一历史阶段,对女性文学的产生、发展、演变进行了探讨,从而勾画出一条耐人寻味的嬗变演进轨迹,即女性文学的性化——異化——回归和无性化.作者认为:女性文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又回到她自身规律上,这不是一种偶然,是作家主体意识加强,文学摆脱政治的羁线回到自身规律的一种必然趋势.女作家大可不必为自己作品纤弱、柔美而不安,她是一种审美的表现层次,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她们完全可以自信乐观地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个性,这才是女性文学的归宿.     

玛雅·安姬洛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形象

安姬洛通过她的自传体文学作品告诉世人:被束缚在皮肤颜色情结牢笼中的黑人妇女,唯有使自身苏醒,正视自己的肤色,才能实现个性解放,完善自我。     

浅析桑塔格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苏珊·桑塔格是一位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和深厚历史情结的文艺批评家和作家,她的文学作品《火山恋人》《在美国》和《床上的艾丽丝》彰显了对权威历史和话语的消解。桑塔格通过对历史的重塑,借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揭露了19世纪女性被边缘化的命运,表达了她对女性边缘意识的关怀,展现了深刻的女性主义色彩。     

娜拉与中国“五四”文学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娜拉"形象出自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1918年,《玩偶之家》登上了中国舞台,一时间,"娜拉"成为了中国"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精神楷模,对中国"五四"文学中叛逆女性形象有着原形意义。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通过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作品中叛逆女性形象的代表类型的分析与比较,再次探究与思考了这一经典文学现象。     

五四男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通过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梳理,发现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女人异化史.具体分析一些五四时期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可将其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仰视中的女性形象;二是俯视中的女性形象.这两种视角都是以男性为本位,故在根本上难以还女性以历史真相.     

畸形婚姻藩篱内的女性异化——论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童养媳形象

婚姻体制与习俗是衡量女性解放程度的天然尺度,传统的畸形婚姻以男性利益为中心,将女性商品化、工具化。笔者以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童养媳为例,探讨女性在畸形婚姻束缚、压抑下,奴性意识的形成与深化、灵魂的混沌与麻木以及情感的分裂与挣扎,从婚姻体制与习俗的角度,对女性研究做一种新的尝试。     

知识女性母题的书写——鲁迅与五四女作家在知识女性形象塑造上的精神同构

五四女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形象体现了中国第一代现代女性追寻自我的艰辛和挣扎,记录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相;鲁迅也塑造了子君这样一个富有母题延伸性的知识女性形象,并以此深化了中国文学对“知识女性”这一特殊对象的观照。五四女作家的真切生动和鲁迅的高屋建瓴,同样为开拓知识女性这一文学母题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论五四时期女性文学中的男性形象

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奉献一批个性鲜明、光彩照人的女性艺术形象的同时,也刻画了一些顽固威严的父亲、卑劣猥琐的丈夫和单纯幼稚的恋人等不同类型的男性形象。尽管这些男性形象既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女性形象鲜活生动,栩栩如生,也没有同时期男作家所塑造的同性形象那样棱角分明,清晰可见,却也从中彰显了女性在当时情况下的社会生活、社会地位、精神面貌、理想追求和对男人的愿望与要求以及男人在女性心目中的形象与位置,反映了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地位。     

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迁移

美国作家往往从自身的历史文化角度对中国进行省察,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形形色色的观点、研究和著述,其中有真实的一面,也不乏变形、歪曲的一面。本文拟就十九世纪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国文学界对中国的描述来探讨异域中国的形象迁移问题     

女性情爱世界的“疯癫”症候与病理——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女性疯癫形象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女性“疯癫”症候袒露的是男权社会的痼疾,是女性以异端的身份来表达个体生命在生存焦虑的压抑下的激烈反抗,是女性为了避免被吞没保护自身存在的一种极端方式,因此它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体现。“疯癫”的形成既来自外部环境男权社会的压抑,又来自因女性主体性缺失而造成的男性依赖和内心指令的强迫,“疯癫”成为女性反叛的悲剧性宿命。     

五四以来女性叙述声音的嬗变

美国后现代叙事理论家苏珊·S.兰瑟在对西方女性作家的小说文本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私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通过考察中国五四时代以来的女性作家小说文本,发现这三种叙述声音的特征对它们同样适用.在西方理论和中国文本相互观照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女性的叙述声音经过了一个由不自觉的隐匿(他者赋权)、自觉的显现(自我赋权)到与人物的声音交融(相互赋权)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女性作家书写的逐步成熟.     

论五四文学中的“狂人”形象

1918年春,鲁迅与钱玄同在北京绍兴会馆那场关于“铁屋子”的世纪性对话,催生了现代中国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催生了现代小说人物画廊中“狂人”家族的第一个典型。“狂人”形象的大量出现,是五四文学的一个独特景观,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转型和人格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狂人”作为那个时代特殊的群体,不仅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也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20世纪初是一个需要“狂人”而又产生“狂人”的时代。诚如黎锦明在（大街的角落·序》中所说：“甘世纪是精神病倾向最明显的时代”。病理学告诉我们,一般精神病…     

“五四”以来中国乡土小说主题的变更

乡土小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百年的乡土小说可以说是这百年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纪录。从“五四”时期的批判启蒙、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救亡,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的歌颂新时代,再到新时期以来诗意的回归,随着时代中心话题的变化,乡土小说也经历了多个主题的变更。     

女性受众与传媒中的“女性形象”

着眼于女性受众的权益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本着媒介的社会责任和自律原则,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应该从片面走向完整,从矫情走向平实.媒介在赢利至上的市场规则下,也应该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体现出一种温暖的人文情怀.     

"五四"前后的知识女性

"五四"前后,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知识女性迅速崛起,并不断的发展壮大,这不但形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而且还对中国的近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以来“科学救国”思想初探

五四运动以后,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重压下,有志之士继续在探索着救国图强的途径和方法。“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就是许许多多爱国知识分子选择和实践的道路之一。尽管这条道路曾经受到过误解和责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终于从沉重的代价中逐渐懂得了教育、科学的价值。在今天,当我们致力于“科技兴国”的时候,重温几十年前先辈们对“科学救国”道路的探索,不是没有教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