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略论

日据时期(1895--1945)的台湾佛教,是由台湾固有的中国传统佛教和在家佛教斋教以及日本殖民者传入的日本佛教三大部分组成.日据初期,日本佛教随着日本殖民者的占据台湾,先后有六宗七派进入台湾,进行零散地"宗教殖民";台湾固有的中国传统佛教则因政权的转变而聚集了相当多的信众,初步形成了五大法脉;斋教因其通俗性而受大众欢迎,在这时得到了很大地发展.日据中期,日本佛教布教师虽大量来台,但并未改变台湾佛教信仰的本质信仰;台湾传统佛教在夹缝中得到空前发展,奠定了其在台湾佛教中的主体地位;斋教则因日本殖民统治的严厉打击,有所削弱.日据末期,由于日本殖民者实行了"皇民化运动",以皇道为尊,台湾佛教无论是台湾传统佛教还是斋教抑或是日本佛教,都遭到了毁灭性地打击.     

刀光菊影里的中国根情——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中文报刊《台湾民报》

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20多年后,《台湾民报》作为反抗日本文化“同化”而在当时台湾仅存的中文报刊。它宣扬中国文化,支持祖国大陆民族革命,声援大陆的抗日战争,17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民族的认同感。     

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18 95～ 1 945年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实施了专制独裁的政治统治 ,在经济上进行了疯狂野蛮的掠夺和剥削 ,在文化上推行奴化的差别教育和同化教育。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是世界上最为残暴、苛酷的殖民统治。     

殖民地处境与日据台湾新文学

本文以殖民地处境与日据台湾新文学的关系问题为分析对象,重点考察日据台湾社会的基本特质及殖民地政治、文化对被殖民者精神的压抑和渗透、对写作者身份的改变.一方面结合史实和殖民与后殖民理论,理清被殖民者身份改变的多重脉络;另一方面分析日据台湾文学和作家身份确认的复杂和困惑,同时探讨文学传承和文学身份问题在日据时期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     

朱杰勤教授在《历史研究》发表关于郑成功的论文

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朱杰勤教授在《历史研究》1962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的历史论文。论文根据史料叙述了荷兰殖民者侵占我国台湾的历史经过,指出第一次侵入我国领海是在1601年,随后又相继侵犯我国领土澳门、澎湖及邻近各小岛,1624年再进一步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荷兰殖民者统治台湾人民的手段是极其毒辣的,除了暴力外,还利用高山族的上层分子来挑拨土著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以达到     

论郑成功复台之际台湾的法律地位

明末福建官府已经管理台湾事务,同时,闽粤一带的海盗长驻台湾的北港,这都落实了明朝对台湾的主权.但因日本的商船开始出没于台湾,而且台湾的海盗屡降屡叛,在第二次澎湖危机中,福建官府将荷兰殖民者引向台湾的北港,其目的是北拒日本、南平海盗,并夺回澎湖,以便下一步对付荷兰殖民势力.明末荷兰人在台湾,类似葡萄牙人在澳门,他们只是在福建官员默许之下,租借中国的一块土地做生意.郑成功驱逐台湾的荷兰殖民者,确实是“复台”,而不是占领.明朝官府在台湾设置郡县的计划,最终在郑成功手里完成.     

荷兰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原住民的语言政策及其对语言生态的影响

荷兰曾经占据台湾38年,出于殖民和同化目的,荷兰传教士积极传教并开创了台湾的学校教育,创制了数种民族语言的拉丁文字,客观上对民族文化的保存和文明的进步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荷兰殖民者语言政策的结果更多地是破坏了当地的语言生态。     

开拓台湾的郑氏四代

郑成功,这位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在维护祖国统一、开发祖国海疆中的伟绩,已永载史册.今天,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民思亲人、盼统一的时候,重温这段历史,可以共叙民族情怀."江洋大盗"的开拓精神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南安县人,18岁渡海到日本,以卖鞋为生,娶日本女子为妻,生郑成功.当时,日本是德川幕府统治,政治腐败.中国留日少年颜思齐、郑芝龙等28人,结为盟好,     

诸割据时期台湾经济性格之镜鉴

台湾诸割时期系指“荷据时期”、“明郑时期”、“日据时期”,三代台湾经济,均呈鲜明大陆倾向。荷兰殖民者、郑氏政权顺应台湾经济之性格,竭力吸纳大陆人力资源,引进大陆生产工具,输入大陆生产技术,推动台陆商业贸易,并藉此取得重大发展。日本殖民者欲“移花接木”,强行牵拉台湾经济以摆脱大陆、粘接日本经济,但是,台陆之间出现以“反弹”为特征的“橡皮筋效应”,。台湾经济之大陆性格终未改变。     

“黄金狂时代”台湾和殖民地近代的全景(panorama)——从王童电影《无言的山丘》切入

殖民地近代性指的是在殖民地状况之下接受的近代性,即假如谈论其近代性,一定要考虑到殖民主义的历史脉络。台湾曾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台湾现代性的品格。台湾电影导演王童的《无言的山丘》展现日据下台湾"黄金狂时代"的历史画卷——"黄金狂时代"既是日本殖民者巩固殖民统治与掠夺殖民地财富的重要表征,也是殖民地的台湾转型进入"近代"的历史意象——这部作品表达了在殖民者的歧视与剥削下"台湾自我"的压抑与反抗,从而呈现了台湾殖民地近代的历史脉络以及内在的复杂性和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