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出孔门:关于《诗经》结集的文化探讨

今本《诗经》的结集过程比较复杂。原生态的诗歌是在不同年代被不同人创作出来的，在漫长的时期逐渐被汇集在一起，形成固定的文本。从先秦典籍所引的逸诗篇章考察，可以看到它与今本《诗经》的差异。今本《诗经》是在孔子兴办教育，用《诗》作为教材之后才编定的。这种文本收入了春秋中期以后的诗歌，而西周以后的一些诗歌却没有收入。这个文本由孔子的弟子们传播于世，只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诗》的传本之一。     

赋诗以理性 塑已以诗情──孔子论“诗”用“诗”初解

文章从《论语》、《孔子家语》、《二十二子》三书中收集所有孔子与《诗》相关部分的内容,参照《论语》中“作歌”等孔子“吟咏情性”的部分章节,着力论述了两个观点;其一,孔子用诗范围最广,孔子言志用诗,鉴政用诗,论人、教化、明礼亦用诗;其二,孔子还在《诗》的本质问题和特殊的教化功能上有着极为深刻的高屋建瓴认识,由此认为：孔子不是形式上的诗人,因为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哪怕是一首叫做诗的东西;孔子又是本质上的诗人,因为他一生充满诗情,一生与《诗》有剪不断的联系,他用一生建构的诗理体系影响了我们二千多年。     

论《奥赛罗》中莎士比亚的女性观

莎士比亚不仅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在世界文坛也是一位文学巨匠。在《奥赛罗》中，莎士比亚对女性的看法是守旧的、遵循传统观念的。如果说他对女性的看法确实有所进步，那么他只是在男性霸权内进行了改革。他对女性的看法仍然与当时的道德伦理观一致。他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反映真实的生活情况，而狭隘的社会观念和莎士比亚本身是男性的事实，使在他刻画女性人物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带有轻视的色彩     

沉默的“他者”——《致他羞怯的情人》女性主义解析

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对安德鲁.马维尔的名作《致他羞怯的情人》一诗进行分析,尤其是分析其中男性叙述者对女性形象的攻击,旨在揭示男性叙述者字里行间对女性话语权的限制以及在男性话语霸权下女性被迫所处的沉默的＂他者＂地位。     

由《说苑》引《诗》和上博简《孔子诗论》再看孔子诗学

为了重新认识孔子诗学理论,将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说苑》对比分析。分析认为,《说苑》引《诗》内容与传统理解中的孔子诗学理论相和,而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的解读虽然有其实用性、功利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从诗本身的意旨出发,揭示诗的文学艺术特质和诗人自身的情感抒发。从《孔子诗论》到《说苑》引《诗》,诗的教育功能与诗的艺术功能并重发展为偏重于对诗的教育功能阐发,对《诗》解释路径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孔子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它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这与孔子私设教馆,以《诗》教授弟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孔子诗教、教诗、评诗、正乐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教诲弟子说:“小子(学生们)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儒”,从而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     

女性主体的找寻之路——《劝导》中女性身体的话语分析

在女性的职能被局限于家庭的社会里,女性只是相对于男性的“他者”。女性身体,在男性的霸权话语中丧失了主体性,被贬入动物层面的低层欲求中。如何寻找女性的主体,《劝导》中,安妮·爱略特藉由自己的身体,最终获得了话语权,用自己的言说找到了女性的主体。     

本体论批评的形成——从孔子对《诗经》的编订与评价谈起

作为中国第一个文学理论家的孔子,在对《诗》的理解与评价过程中充满着一种从实用到艺术,从功利到文本的二元对立性：一方面,认同诗言志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极力肯定诗的“缘情”作用。前者是他顺应时代风气的表现,后者是他对诗歌的真实理解。但是在选诗与评诗的标准上,他还是以缘情与艺术性为上：首先,孔子是极力肯定诗的“缘情”作用,并把诗歌的抒情性置于首位的,应该说,这是孔子文体觉醒的最突出标志;其次,是以艺术成就的高低为准而不管其社会影响和地位。兴、观、群、怨的提出,标志着孔子对包括各种功能在内的诗歌文体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即把诗歌从文体性质（抒情性）到功能特征（反映社会和情感）以及创作心理（不平则鸣）都交代得非常清楚,时至今日的诗学体系建设也没有超出这个框架范畴。孔子文学艺术思想的出现,不但标志着中国本体论批评的觉醒与建立,而且还对中国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关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关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论语》和《孔子诗论》看孔子功利主义诗学观

上博竹简关于孔子诗论资料的整理使孔子诗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论语>与<诗论>二者除形式上有所不同外,其本质内涵都是如出一辙的.<诗>在孔子眼中并不是作为文学作品来研读的,它主要是用来修身养性,达政专对的,作为孔子"内圣外王"的政治工具,伦理教化的手段,因此孔子诗学的本质是功利主义的.     

楚竹书《孔子诗论》关于"邦风"的二条释文

《孔子诗论》对《国风》的总体评价 ,一方面注重《国风》观风俗知民情以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价值 ;另一方面 ,也注重其抒发情感、泄导人情的美学价值。“邦风其纳物也” ,是从知识性角度 ,评价《国风》的内容丰富。“大敛材”一语 ,就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另一种说法 !“《诗》其犹平门” ,亦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之比喻修辞方式相同。就文意与字形而论 ,“戋民”句中“从谷从兔”之字 ,当隶定为“舒”字。所谓“诗其犹平门 ,与贱民而舒之” ,是从《国风》的抒情性着眼的。《国风》是匹夫匹妇发泄情感 ,挥斥幽愤的抒情之作 ;因而能够有效地发挥泄导人情、缓释幽愤的社会作用。当然 ,在孔子的观念中 ,这种抒发情感、泄导人情的美学价值 ,是从属于疏导民情、化解社会矛盾的政治功能的。     

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看孔子《诗》教

上博简竹书<孔子诗论>是孔子教<诗>的记录,它的整理和出版为研究孔子诗教思想和实践提供了新的直接的材料.分析<孔子诗论>的文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孔子的<诗>教思想,了解孔子教<诗>的内容和方法,总结孔子教<诗>的特点.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孔子诗学观新探

孔子诗学观是个复杂的话题, 传统研究习惯于从兴、观、群、怨四个方面来理解。实际上孔子论诗不止这四个概念,“不学诗,无以言”的“言”值得关注,它不仅在《论语》中多次出现, 而且具有不容忽视的美学价值。     

孔子“三案”辩证

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愚民”政策、“中庸”之道的贬义性几乎成为历史定案。通过考证,阐明孔子并没有把“女子”与“小人”等同之义,“愚民”政策也非孔子的本义,“中庸”不是指“不求上进”和“无社会责任感”,从而还孔子以真面目。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之嬗变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光辉起点,后世许多有重大影响的诗学理论无不滥觞于此。孔子是先秦儒家诗论的开创者,上博竹简和郭店楚简的发现揭示了孔子诗学理论注重政教和抒情的二元性特点,同时竹简表明七十子诗学上承孔子诗学,下开孟、荀诗学理论,填补了孔、孟、荀诗学理论关系之间的空白;孟子诗学主要为其论辩服务,以诗论政,而荀子将诗学理论政治化,融诗入政。竹简的发现给先秦儒家诗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面貌。     

论《孟子》对文本之《诗》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

孟子对孔门诗教意义的生发,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诗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孔子至孟子时,《诗》正经历着由与乐舞结合走向分离的过程。把这一背景纳入考量范围就会发现,在《诗》学巨变过程中,孟子在《诗》的政教意义的最终赋予上具有其他诸子难以企及的贡献。孔子之时,诗乐舞尚未分离,《诗》教即是乐教,换而言之,孔子并没有赋予《诗》之文本以独立的政治教化意义;而《诗》三百脱离乐舞之后、其独立教化意义的赋予则多赖孟子之力。而这正是孟子于《诗》教发展的最大贡献,汉人解《诗》无不脱离乐舞而单从《诗》之文本入手,从这一角度上来讲,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正是赖此而开;汉代乃至后世的《诗》的经学化阐释路径,也主要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