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语境下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保护

社会保障权是一种基本的和谐人权,一种选择性社会权利,一种接受权亦即积极人权。应然逻辑从平等生存权、人的尊严、平等发展权三个维度要求国家必须保护农民社会保障权,实然逻辑要求国家建构以宪法为核心,以立法为基础,以司法为手段的农民社会保障权法律保护体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背景下,充分考量中国农民的现实特征,从共同体道德原则与人权哲学角度,构建对农民权利保护的全新理念以及维护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的制度安排,以期为破解我国“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思索。     

我国涉农民事权利入民法典物权编之思考

农民集体所有权立法,应明晰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客体和权能、农民集体的组织形式、农民集体成员权的得丧变更和权利行使与救济,同时依法认肯农民集体统一经营的法律地位。集体所有权的完整权能赋予、农地流转导致的规模经营、"三权分置"下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的分离,是构建新型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必须面对的现实内容。宅基地使用权的立法改革,亦当以宅基地使用权的得丧变更为逻辑进路,立法重点是对宅基地租赁使用权予以体系化之制度设计。     

德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自从德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来,已经经过120多年,目前来看德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覆盖面和立法上都十分全面。对于我国而言,吸收借鉴其经验,维护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法制化路径建构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社会安全网"和"社会减震器",社会保障法制化对完善市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已取得一些成效,但实践中仍存在问题,包括立法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立法层次低、法律救济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滞后等等,因而有必要在现有社会保障法律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立法、执法与司法环节,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法律体制,使农民社会保障权益得到充分地实现,从而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论我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完善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确立构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理念,然后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具体的实践模式.改革与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土地换保障",为此,应明确"土地换保障"制度下的保障对象,分类、分层制定具体的保障办法,并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专项基金.     

浅论"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民利益保护机制的构建

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是对以往集体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二权分离"的农地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地"三权分置"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的努力方向,也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农地的产权制度内在的缺陷导致了土地资源的低效配置,也致使农民切身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土地权益严重受损,既影响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进程,也延缓了农业现代化步伐.因此,需要从保护农民承包权、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构建农民突出补偿机制等方面入手,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从而推进农地制度改革的有序推进.     

论社会保障权实现中的国家义务

从逻辑、规范和实践上分析,国家义务是社会保障权实现的法定的具有根本性地位的义务.而国家义务又体现为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具体国家机关义务.至于各个国家机关的义务是否具有无选择性,则由社会保障权的内部构造和国家政治制度来决定.对于社会保障权而言,国家负有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使得社会保障权变得可实用、可获取、可接受和可调适.并且,国家应当视社会保障权的内容,决定自己的义务是"渐进性"的抑或"即刻性"的.     

皖北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B市的调查

由于城乡分化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加上城市内部分化日益严重,皖北农民市民化的困境集中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城市户口对农民工没有吸引力;二是本地企业留不住本地农民工;三是土地收入不足以保障生活;四是进城农民的"低收入"、"低保障"遭遇了城市的"高房价"。要走出上述困境,从市场层面来看,要赋予农民平等的市场准入权,让进城农民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从社会层面来看,要开放城市公共生活,让进城农民在城市居有其所、享有与市民平等的各项社会保障。     

当代中国农民的健康权

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1949年以来,中国根据干部、工人和农民三种不同的身份,建立了三种不同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城镇建立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干部和工人享受国家医疗保障,在农村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则在市场化改革中走向解体。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当今中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借鉴世界各国医疗保险的基本经验,从宪法的高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尊重、保障和实现亿万农民的健康权和社会保障权,是中国医改的战略选择。     

印度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对印度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的<植物品种和农民权益保护法>的内容与特点进行了介绍.认为该法把品种权人的利益和农民的权利同等予以保护的立法模式独具特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规定农民权的国家,成功地平衡了品种权人和农民的利益,构筑了除UPOV公约之外的另外一种植物品种保护模式,摆脱了UPOV公约所制定的标准,对我国完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农民金融发展权及其国家保障义务

农民金融发展权,从宪法维度考察,具有宪法基本权利属性。作为金融领域农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国家对此负有宏观和微观上的保障义务。宏观方面主要是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途径实现尊重、保障及实现农民金融发展权的义务;微观方面主要是围绕农民金融发展权的权利体系——农民金融借贷权、农业保险权和农村合作金融权构建农村土地流转法、农业保险法和农村合作金融法等农村金融法律制度。     

制度缺陷与农民生态权的缺失

生态权是农民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农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作为权利主体,农民参与生态权维护有利于实现环境正义.提高环境效益.然而,由于我国农村环境资源产权关系不清晰、农村环境保护法律边缘化、农民环境信息知情权缺失以及农村民主制度建设不到位等制度的原因,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生态权严重缺失,农村生态保护主体严重缺位.因此,需要从立法完善、参与权的确立、信息公开、利益驱动以及公益诉讼等方面切实保障农民参与农村生态保护,重享良好的生态权.     

论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民权益保障

城镇化发展涉及土地和人口两种资源要素的再配置。保障农民权益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核心要义。由于历史上二元体制下农民的身份限制还没有完全消除,以及户籍制度改革还不彻底,我国农民在实现土地财产权益、与城市居民同等享有社会保障服务等方面还面临诸多困境。在现阶段,要不断完善和推进实施居住证制度,为实现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进行过渡、做准备;要推进农地规模经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保障关系城乡转移接续等。     

科技脱贫进程之权利驱动——欠发达地区发展农民社会保障权的经济效应分析

在我国欠发达地区，旨在科技脱贫的政府农业科技供给与农民致富路径选择之间存在一定错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因社会保障权发展不足，从而对于有相对较高成本和风险的科技脱贫路径缺乏选择动力。农民社会保障权利发展对于科技脱贫具有不可忽视的驱动效应。     

农民权益保护立法之探索

农村法治建设是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农村法治建设中农民权益保护立法仍显不足。为此,应加快农民经济、政治权益和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以促进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社会保障立法考量因素分析

从法理和实践分析,社会保障立法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源头性行为,也是一个受诸多因素影响的、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实际立法中,存在这一些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由于立法机关缺乏相关技术性等力量,它不得不将社会保障立法权授予其他机关,从而出现立法多元化和对授权立法的规制问题;社会发展所形成的立法需求、力量对比关系、法律依据、立法资源、立法技术等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社会保障立法的价值取向是否成熟和科学问题;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保障权实现水平确定问题.     

农民权和生物与遗传资源保护关系探析

随着世界各国对生物与遗传资源保护措施不断的深入研究,农民权本质及涉及的相关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内容.将农民权纳入专利体系下的先用权范围内,立法确认农民权制度、建立农家管理保护模式和设置国家与群体农民组成的共‘同监管机构,是分析当地农民和国家在保护及分享开发生物与遗传资源中的相互依托关系、兼顾各方实际惠益分配关系的有效切入点.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的重要载体

新农村归根到底是农民的新农村,能否发挥广大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是决定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农民的主体性,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关系,其次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当前,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载体,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进而使农民发挥主体作用,推进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乡风文明化、乡村民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选择.     

农民金融权:主体、本质属性及权能

农民是农民金融权最基本的权利主体,国家是农民金融权得以保障和实现的义务主体。农民金融权是一项主体特定的人权,是一种旨在维护农民金融利益的权利,是一种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相结合的权利,是一种追求金融实质平等的权利。农民金融权包括农民合作金融权、农民民间借贷权、农民商业性金融权、农民政策性金融权、农民农业保险权等权能。     

主体性回归:刑事被害人的律师帮助权探析

刑事被害人与被告人同为刑事诉讼主体,应当具备对等的律师帮助权。从立法现状来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主体性缺失的状态,并不享有充分的律师帮助权,具体存在着法律援助的限制、阅卷权与调查取证权的不足以及在场权的缺失。作为诉讼主体的重要权利,律师帮助权的完善是被害人主体性回归的重要因素。以此为目的,律师帮助权视野下的权利重构需要扩大法律援助权、强化阅卷权与调查取证权以及赋予相应的在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