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戏曲导演理论"形神兼备"的审美法则

在讲究“和谐”、追求完美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形神兼备的演剧要求，由“意象”这一传统的艺术美学观生发而来，它成为古代戏曲导演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古代戏曲导演理论谨守“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美学理想，重传神，贵虚拟；讲究神似，追求意境。通过“离形得似”、“不似之似”，追求超越生活表面形态的本质真实，创造形神统一的艺术形象，实现戏曲艺术整体美的至佳境界，从而让观众获得审美满足。     

写形·传神·体道──中国古典美学形神论述要

形神论是华夏传统美学体系中极富民族特色的理论之一，它广泛涉及作品真实、意象构造、创作方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文艺美学问题。本文拟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视角切入，对其作一整体论述。上篇：历史演进中的逻辑展开追踪华夏艺术文化发展史可知，中国古典美学形神论起步于对“写形”的追求，成型于对“传神”的标举，深化于对“体道”的自觉。传统美学形神论滥筋于先秦以来的哲学形神论，而形神作为美学问题明确提出于艺术领域，则以绘画为发端。绘画艺术起步于对“形似”的向往，按古人定义，“画，形也”（《尔雅》），“形，象形也”（《说文…     

苏轼的“离形得似”与宋代文人画

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从"以形写神"到"离形得似"的转变,不仅仅是关于形神关系的观念转变,在更深层、更本质的意义上,它也是封建社会后期,时代审美兴趣的重心从外在事物向内在心灵的迁移.     

论司马承祯的道教心性之学

作者从道与心、工夫论、道与形3个方面探讨了司马承祯的道教心性之学，指出其坐忘主静说将重玄的心性论具体化为道教的修行实践，主张“虚无之道，力有浅深，深则兼被于形，浅则唯及于心”的形神合一论，对后世道教内丹和宋明理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古代形神论二题

形神论,也称形神观。“形”,即身,身体。“神”,即心,精神。形神论就是探讨人的身心关系的理论。形与神是人的生命体的两大要素,缺一则不成其为活人。我国古代先哲在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的同时,也都热心探索自身构造的秘密。形体与精神是怎样产生的?复杂微妙的精神活动,其本质是什么?形体与精神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人死后神灭还是神不灭?有鬼还是无鬼?诸如此类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中国古代形神论所着重论述的内容。     

离即之间与艺术概括——严羽“兴趣”说论议

诗歌艺术的形象与意蕴,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历代论者对此都有自己的表述。诸如,早在汉代就出现了“君形论”,魏晋有“形神论”,唐代开创“意境说”。明代王士禛标举“神韵说”,晚清王国维提倡“境界说”等等。而宋代严羽的“兴趣说”,则是被人们忽视了的,实际上却是一个从欣赏角度来谈形象与意蕴的关系,并且进一步涉及到了诗歌艺术形象的概括性问题的重要命题。     

论李贺诗歌悖理的审美效应

针对杜牧等人对李贺诗歌“少理”的批评 ,指出李贺诗歌自有其独特的“事理”、“诗理”在 ,即有着表面上“欠理”、“反常”而实际上“合道”的所谓“悖理”现象 ,这是诗人创作上求新求变、求奇求险的反映与体现 ,是诗人审美感知时的知觉变异 ,是对艺术构思、表现的艺术变形 ,是形成其诗歌奇诡诞幻独特诗风的重要原因 ,具有一种“离形得似”、“无理而妙”的特殊而神奇的艺术审美效应。     

“诗中有画”的格局流变与美学追求

苏轼提出“诗中有画”、“诗画一律”命题后,经过千百年来艺术实践和理论论证,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诗中有画”经历了重写形、形神并重和偏重写意传神三个阶段。钱钟书先生早年曾说过:“诗和画既然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而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本文着重就诗和画的“共同性”及其相辅相承的发展流变,对“诗中有画”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把握其美的规律与追求。     

作者得于心 览者会以意──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自得”说研究之一

中国古典诗学是一门范畴诗学，诗学范畴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而且内涵也是模糊股俄，难以界定。诸多概念范畴如有无、虚实、形神、出入等，有时既指诗之创作最高境界，有时又指诗之接受最佳效果，其内蕴带有较大的混融性和包孕性。本文所拈出的“自得”说，便是中国诗论中兼及诗歌创作论和接受论合流性特征的一个诗学范畴。所论意在探讨“自得”说在创作论中的历史流变、审美内涵及其审美价值。“自得”说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孟子和庄子的哲学著作。《孟子·离娄》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     

史学是思想

“史学是思想”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史学是科学”和“史学是艺术”则属于一种对象论、目的论、形式论、功能论的命题。同时，“史学是思想”又不同于科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观点。因为，后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命题，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本体论的命题。科学与艺术只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立足于“史学是思想”，二者才能被合理地统一起来。所以，史学的思想性永远高于科学性和艺术性。史学是思想，伟大的史家便昭示着思想的高度。     

论心理学形神观整体恒动思想

身心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为“形神观”。它论述“形”与“神”的关系,也就是生理与心理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身体的生长与发育过程、心理的产生与实质、身体与心理的相互关系。中国古代形神观具有整体恒动的思想。整体是指形与神二者一体,统一于人;恒动是指形与神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永远存在。所谓形神观整体恒动思想是说在形神关系中,形体与精神合为整体,统一于人,身体是心理产生的物质基础,心理是身体的机能;心理对身体具有制约、影响作用,二者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永恒的。此思想在形神观论述人的生长发育、人与自然关系过程…     

刘勰的审美情感论

刘勰的审美情感论张晶重情，是魏晋南北朝审美思潮中的一个主要趋向。相对于“诗言志”的命题而言，西晋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命题，无疑是昭示着审美意识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时代。诚然，汉魏以降，“情”与“志”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杂使用，“缘情”未必一...     

周代的形神观与艺术论

一周代的艺术理论同该时代的形神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不少重要命题,都是从形神观引伸出来的。从周代的形神观,可以说明周代艺术理论的某些特征及其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奠基作用。产生于远古时代的灵魂不死观念,在周代依然是人对自身认识的基本出发点。人被划分为形、神两部分,形会死亡,神则永生。对于形、神的具体形态,有着明确的论述:骨肉复归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礼记·檀弓下》)     

“倾听”:哲学生存论的意义阐释与反省

“倾听”是哲学最本己的存在方式，由于它所包蕴的浓浓的生存论意味，“倾听”才表现出本真的哲学品性。“倾听”首先指我们对于置身其间的生存境遇的“倾听”，这种倾听显示了“在”所“在起来”的天然生命价值。饱含生存论意蕴的“倾听”如同歌德所说的“整体性的精神灌注生气”的活动，因而能够听出“此在”的生存论意义的必定是一种“共在”，“共在”是我们作为生命整体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存在，由“倾听”所获得的生存论体认即是这一共在性的自觉展开。只有在对这一“共在性”的体验中，所有主体的相互“倾听”及自我“倾听”才是可能的。由此反省西方哲学演进的三种主题状态：近代哲学高扬“纯思”，现代哲学守住“语言”、后现代哲学则凸现“文本”，可以发现哲学的生存论意蕴在不断失落，哲学离“倾听”、离生存论体认、离生活世界、离历史感越来越远。因此，有必要整体性地反思西方哲学所特有的表达方式，澄明意义的实存内涵，还原“倾听”活动作为一切哲学活动的原生地位并进而凸现哲学作为人学应有的生存论基础。     

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

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予以了有力的消解,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从“活法”角度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二是从“至法无法”角度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将“有法”与“无法”两个命题在深层次上融通了起来。     

杂感二题

一、论文命题秘诀——兼论怎样提高投稿的命中率 (一) 人看衣冠.物看包装。先看题目,后读文章。故投稿之要,首在命题。内容不论新旧,所论不管高低,一概名之“新探”、“新证”、“新论”“新析”、“新考”……,以期在稿子成堆的编辑案头,盎然“新”意夺目。此类命题,命中率一般大大高于命题不“新”者。此谓“新”声夺人法。     

法律的理想与法理学的担当——评周永坤著《法理学(第二版)》

周永坤教授《法理学》一书中的几个核心命题是:法本质论中的“理想命题”,法价值论中的“平等命题”,法社会论中的“主体际关系命题”和法(学)方法论中的“责任担当命题”。这几个命题是世界法哲学或法理学关注的核心命题,对这几个命题的澄清也可以看作是对邓正来先生提出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在法理学层面的某种回应。我们和周永坤教授的《法理学》分享一种共同的学术立场,即理想和价值是法律的本体要素,追寻理想目标,担当价值责任,是法理学题中应有的本原之义。     

魏晋玄学视野中的养生论

魏晋养生论“形神并重、重在养神”的特质与玄学“以无为本”的宇宙观和人生哲学密切相关。魏晋玄学视野中的养生论与儒家、道家的养生观相比 ,有着更为突出的实践性 ,更符合人的身心健康需求     

“白马非马”论析

“白马非马”这一先秦时期名辩思潮的主要命题，自公孙龙著《白马论》提出之后，便遭到先秦其它各派及后人的批判，认为这是“欺世惑众”之说，是割裂一般和个别的诡辩命题，至今哲学及逻辑界仍对此争论不休。本文将具体分析《白马论》、《白马论》与《名实论》的关系以及“白马非马”中的“非”字等，证明“白马非马”并非诡辩命题，“白马非马”中的“非”不是人们日常所谓的“不是”的含义，而是“不同于”、“不等于”、“有异于”、“区别于”的意思     

窒息散文创作的僵化模式——“形散神不散”异议

“形散神不散”是60年代初萧云儒在《人民日报》“笔谈散文”专栏的一篇短文里提出来的。他说:“师陀同志说‘散文忌散’,很精辟。但另一方面,‘散文贵散’。说得确切些,就是‘形散神不散’。”(《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在这里,作者显然力图以古代哲学中的形神论的观点来概括散文的特质,并把它提炼得精粹而辩证一些,以便大家把握散文的规律,更好地促进散文的发展。无疑,这一愿望是很好的。但事与愿违,“形散神不散”在实际的流传中却成了一条僵化的模式,窒息着散文创作以及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一貌似公理的“形散神不散”实实在在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