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阐释学翻译的哲学模型

哲学,尤其是阐释学,对翻译的影响从古至今都是深刻的。有关“理解”的问题既是阐释学又是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理解观的演变发展同时影响着阐释学和翻译研究,并将两者紧密的联系起来。“理解即翻译”不仅指出了翻译的哲学本质,也开拓了翻译的视野。翻译不再是徘徊于原本与译本之间的工作,而是开始于在译者与原本“相遇”前的“先理解”。从而使翻译的哲学模型也向前走了一大步。     

“雅”字“正”解——重新审视严复翻译标准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一直影响和指引着一代代人的翻译实践，同时也被许多学者作了各种不同的理解与解释，尤其是对“雅”字的理解，更是众说纷纭。结合我国翻译的现状及古籍对雅字的论述，“雅”在当代应该理解为“正确（correctness）”，才能在当今的翻译实践中发挥其真正的指导意义。     

"雅"字"正"解——重新审视严复翻译标准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一直影响和指引着一代代人的翻译实践，同时也被许多学者作了各种不同的理解与解释，尤其是对“雅”字的理解，更是众说纷纭。结合我国翻译的现状及古籍对雅字的论述，“雅”在当代应该理解为“正确（correctness）”，才能在当今的翻译实践中发挥其真正的指导意义。     

浅议英语“虚化”与“实化”翻译法

英语“虚化”与“实化”翻译,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即达到“信”,这是翻译的基本原则。忠实于原文,并不意味着对原文的机械理解,逐字翻译;而应该吃透原文抓住其精神实质,用简洁、流畅、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翻译中恰当地应用“虚化”和“实化”是指词、词组或句子在翻译中既不能译得过“实”,又不能译得过“虚”,“实”或“虚”应该灵活掌握。     

从斯坦纳阐释翻译理论看《别雅典女郎》的汉译

阐释学是一门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它与翻译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是乔治·斯坦纳在哲学阐释学基础上提出的翻译四步骤理论为理论指导,以拜伦诗歌《别雅典女郎》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究在苏曼殊的诗歌翻译过程中,斯坦纳的“信任”、“攻占”、“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分别是如何得以体现的,进而理解阐释学理论在苏曼殊的翻译拜伦诗歌过程中的指导作用。     

浅谈大学英语“英译汉”教学中的理解环节

新修订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具有初步“译”的能力 ,但目前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英译汉 )存在着一些误区。如片面强调翻译技能而忽视“理解”的重要性 ,直接影响了学生翻译水平的提高。教师应准确把握“理解”内涵 ,加强学生重视英语语篇、理解上下文、拓宽知识面以及运用对照方法 ,从而提高理解能力     

由翻译的主体间性透视翻译的本质

主体间性理论为我们重新理解翻译的实质提供了新的视角。翻译活动实际上是原作者、原作、译者、读者和赞助人相互理解、对话、交往与协商。翻译本质上就是“四位一体”的“视界融合”,是不同主体间的共识,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而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任何一个主体因子发生变化,都会引起翻译结果的不同。翻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文言文翻译的译理、译式

文言文的教学有阅读、理解翻译等环节 ,其中翻译是对阅读与理解的加深和检验 ,而且翻译要将文言文转换为白话文 ,因而又是锻炼普通话表达能力的一种有效方式。翻译的要求是准确、流畅、得体。没有对文言文及其语言规律的深刻理解 ,没有掌握现代汉语翻译文言文的表达方式 ,这个要求就无法达到。翻译和注释并不是一回事。注释可以是意义上的 ,也可以是词法句法上的。翻译要求以直译为主 ,单纯的“意译”和片面的“硬译”都在避免之列。试以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于是余有叹焉”一句为例 ,课文中将“叹”注释为“感慨” ,这无疑是必要的 ,但…     

翻译与理解——兼论“一‘是’到底”

在胡塞尔的中译著作中,与Sein相关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翻译问题,比如将“was es ist”译为“它如何存在”和“它是什么”,将“es ist……”译为“存在着……”;将相互对应的名词“Sein”和动词“ist”译为“存在”和“是”。它们要么对相同的译文采用完全不同的翻译,要么使系词结构丧失殆尽,要么消除了动词和名词的对应性,使它们变成没有联系的词。这样的翻译显然是不对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存在”概念,因而没有坚持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ist”,对名词与动词、以及与各种不同变形的对应性缺乏清晰而足够的认识,无法将系词的理解贯彻始终。“是什么”乃是表达认识的基本方式,与语言相关,与逻辑相关,因此是与认识相关讨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来理解和翻译,并且应该将这样的理解贯彻始终。     

主位推进作为英-汉翻译单位的可行性

英语是“形合”特征明显的语言,而汉语是“意合”明显突出的语言。在英-汉翻译中,两种语言在信息结构上的差异,往往给翻译中的理解和转换造成了许多障碍,而以主位推进为英-汉翻译的单位,不仅从理论上为英-汉翻译单位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在实践上有益于译者,特别是以汉语为母语的译者,正确地解读和分析英语语篇,并有效地进行翻译转换,生成自然、流畅的汉语语篇。     

哲学概念翻译的格义、立名与正名——以understanding的汉译为例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概念考察，概念翻译成为哲学翻译的核心问题。哲学概念因其含义丰富而使翻译尤其困难，其译名从诞生到接受往往会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借用美国修辞学家伯克的新修辞学思想，以洛克认识论核心概念“understanding”汉译史上先后出现的“悟性”“理解”“认识”“理智”等几个代表性译名为例探讨哲学概念翻译过程中的格义、立名与正名现象，并对其中的动因及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对哲学翻译，尤其是哲学概念的翻译有所裨益。     

关于翻译中“讹”的阐释学阐释

根据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中关于文本、意义、理解等问题的论证,“讹”是翻译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必然现象,“化”与“讹”实质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完全的“对等”只能是翻译中不可实现的理想,而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讹”译则不可避免,甚至有时译者还会有意为之。不过,在肯定翻译是文学创作活动的基础上,译者发挥创作性也必须有一定限度,优秀的译者应该能够在尊重原作和自主创作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翻译的主体研究范式的新转向:从单一主体性到翻译的主体间性

国内外翻译的主体研究走过了一段“范式更替”的历程,并已陷入困境。主体间性哲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总结国内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界定了五个翻译的主体,并指出“源作者—源文本—译者”和“赞助人—译者—译文读者”这两对多主体间性关系从翻译的内部(文本理解)和外部(操控因素)较好地揭示了翻译的本质和内在规律,体现了文学翻译中的“忠实性”和“创造性叛逆”的统一。     

从功能翻译理论谈汉英翻译实践

翻译是一种行为过程。译者应运用功能翻译理论 ,正确分析和理解原语的修辞功能 ,而且为了理解到位 ,某些类别的翻译工作甚至需要“实地踏勘”。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从英汉词义对等论翻译中的“假朋友”——由“床前明月光”说起

对唐诗《静夜思》中“床”的理解争议颇多，由此可究及英汉词汇意义的多种对等方式，“假朋友”则是其中之一。翻译中的“假朋友”可以划分为客观范畴与主观范畴；在客观意义的“假朋友”被译者慎避之后，主观意义的“假朋友”则成为翻译的大敌，而相应的“隐性负效应”成为译者所要克服的难点。     

从功能翻译理论论谈汉英翻译实践

翻译是一种行为过程，译者应运用功能翻译理论，正确分析和理解原语的修辞功能，而且为了理解到位，某些类别的翻译工作甚至需要“实地踏勘”。     

本雅明著作的风格与翻译

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出版了不同的译本。对本雅明作品风格的不同理解,可能导致翻译实践的一些差异,或者把本雅明的“诗意思维”理解为文学想象,或者把“意象蒙太奇”理解为本雅明“诗意思维”的外化。可能是学科背景的差异,文学和史学的不同思维及知识结构,规定了不同的阅读眼光。本雅明的诗意思维并非表现为文学想象,而是体现为“意象蒙太奇”。这些意象都有具体的历史依托或文献依托。意象蒙太奇是本雅明文本的文体或风格特征,翻译时对本雅明文本中的种种意象需要坐实,澄清文本的晦涩现象。本雅明著作翻译时的以下几种情况需要注意:用专名来表示特指意象;用所指明确翻译意象;保留典故中的意象。     

论“宁信而不顺”——鲁迅的翻译思想之一

“宁信而不顺”一说典型地体现了鲁迅的翻译观,也是理解鲁迅翻译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的关键。“信”就是忠实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语法结构。鲁迅以为翻译不仅要输入新的情感观念,而且要输入新的表现法;因为人的思维方式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只有输入新的表现法,才能实现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而“顺”的翻译则是使译文在顺从中国人固有语法规则和语言习惯中归化到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里面。因此在中西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迥然差异、文言文仍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信”的译作必然与读者阅读的“顺”发生冲突,由“信”而“顺”是一个适应和接纳的过程。这是鲁迅对自己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也体现了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