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入仕道路和他的幽愤

一、从“李白,山东人”说起编修于五代后晋的《旧唐书》,至宋时受到许多史学界有识者的批评.曾公亮谓其“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进新唐书表》),吴缜谓其“纪述取舍,乖戾舛差”(《进新唐书纠谬表》).单就《旧书》的《李白传》而言,其“错误”诚然是在在皆是,其中尤以谓李白“山东人”最为识者所鄙陋.中华书局标点本《旧书·李白传》“山东人”下校勘记云:“李白中年时曾在山东住过,故杜甫诗中有‘汝与山东李白好’之句,元稹《杜子美墓系铭》以李白为山东人,《旧唐书》沿袭了这一错误.”     

李白家于东鲁与竹溪之饮年代考

《旧唐书·李白传》:“李白,字太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此传以李白为“山东人”,大误;“父为任城尉,因家焉”,亦属无稽.唯与孔巢父等隐于竹溪,集中有诗可证,当为实录.因传既以李白为山东人,故叙其事于“少”时.《新唐书》本传纠正了旧书关于李白籍贯的错误,但仍叙竹溪共饮于天宝以前,     

李白家于东鲁与竹溪之饮年代考

《旧唐书·李白传》;“李白,字太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此传以李白为“山东人”,大误;“父为任城尉,因家焉”,亦属无稽。唯与孔巢父等隐于竹溪,集中有诗可证,当为实录。因传既以李白为山东人,故叙其事于“少”时。《新唐书》本传纠正了旧书关于李白籍贯的错误,但仍叙竹溪共饮于天宝以前,改为“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     

关于高适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高适是盛唐重要诗人之一,不仅和王之奂(涣)、王昌龄、畅当等“忘形尔汝”,与李白、杜甫、李邕诸人亦有酬唱之作.天宝三载高适曾与李白、杜甫游梁宋,遍览名胜古迹,“登台赋诗,人莫测也”.这样一位诗人,一千多年来,既无年谱,其诗亦无笺注和编年,这也许与新、旧唐书高适传对诗人的历史考核不精是分不开的.《新唐书》本传简略而无史实;《旧唐书》本传虽提供了一些可资研究诗人生平的史料,但又以讹传讹地记述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传说,如以“求丐取给”,“年过五十始留意篇(一作诗)什”等.这些传说在     

李白由东鲁入京考

世之研究李白者,曾认为李白天宝初应诏由南陵入京,我们对此有些怀疑。 一、天宝初李白并未寄家南陵 在李白的生平中,大家曾认为他在天宝元年入京前,曾南游会稽,寄家南陵。但查李白同时代人及唐人的记载,如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及杜甫、高适、任华等人诗文,都不曾说李白在天宝初入京前曾到过南陵、会稽。只是到了李白死后将近二百年的后晋刘昫的《旧唐书、李白传》中才说:“天宝初,(李白)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又因《李     

李白的入仕道路和他的幽愤

杜甫称李白为“山东李白”，元旗和《旧唐书·李白传》径称李白为“山东人”，原因何在？李白有显赫的先世，而近世却沦为商贾子弟；按唐代制度，商贾子弟不得参加贡举，从而进入仕途。本文从李白的入仕道路入手，探讨了“山东人李白”背后潜藏着的李白家世和经历的秘密以及他内心难以言诉的幽愤。所谓“山东人李白”，正是李白为了离弃、遮掩其工商杂户出身，定居山东并取得山东户籍的结果。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元和体”诗学意义

《旧唐书》以元白自述中的“元和体”概念作为书写中心,以元白的文学活动作为传记的重要内容,又以本时代对元白的接受作为考量标准,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的阐释观念,元白在五代的被接受状况也被呈现出来了.史臣通过对元白入传位置的调整,淡化了元白作为一个诗派的特定意义,通过对传记文本内容的增删改写,转而以传主的政事行为与相关事件为中心,这也就瓦解了《旧唐书》以元白作为一个文学唱和群体而主盟元和诗坛的文学格局建构.从元和诗、元和格、元和诗体到元和体演进的具体过程,可以看出一个文学概念的确定过程及其具备的文学史意义.     

李白诗作在19世纪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

李白是中国古代最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作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是中国文学西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清楚李白诗作的英译史实,包括译者构成、翻译载体、翻译特点等等,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文学西传的路径、方法与特点。     

由人物改传看《新唐书》的尚德倾向

《旧唐书》和《新唐书》是反映同一时代内容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两《唐书》的产生时间和主编者文学修养的不同,使得两《唐书》具有一定的差异。文章从《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比较入手,通过传主归属位置的变化来探究《新唐书》的尚德倾向以及造成此种倾向的原因。     

《新旧唐书人名索引》订补举例

近读新旧《唐书》与《千唐志斋藏志》(以下简称《千唐》),因不时翻检《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以下简称《索引》),深感《索引》为读者做了一件省时省力、简捷方便的大好事。然同时也发现其中的一些错误和疏漏,故随手做了订补,凡40余条,兹分为五种类型,摘其大要,举例说明,谨供编者、读者参考。一、一人误为两人(1) 《索引》第1276页之“苗积”与同页之“功稷”实为同一人,“积”为“稷”之误。应将“苗积”移并“苗稷”条。按:《旧唐书·崔群传》云:“处州刺史苗稷进羡余钱七千贯,群议以为违诏,受之则失信于天下,请却赐本州,代贫下租税,时论美之。”《新     

温庭筠与李义山诗的比较研究

一唐宋之间,温庭筠与李义山在诗坛上齐名。《旧唐书·文苑传》中说,李义山“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C《小学绀珠》:“三人皆行十六,故曰:‘三十六体’”)《新唐书·文艺传》中说:商隐初为文,瑰丽奇古,及在     

从读安旗著的《李白传》中所想到的有关李白生平的两件大事

读了安旗同志的大著《李白传》后,引起一些联想,不妨写出米以作引玉之砖。 安旗的书名叫《李白传》。据云是在《李白年谱》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文学性传记”,其“生平大事都有所本”。作者才气横溢,叙述细致,情景交融,使人受益。但是书中对于李白在长安的活动与生命结束前后是否得到李阳冰的真正关心这样两件大事,前者写得有点走相;后者却放理想化了。     

员半千其人

清代钱塘人瞿塘在《通俗编》中云:“员半千有庄在焦戴川,极风景之胜,里谚曰:‘上有天堂,下有员庄,。苏、杭之谚乃傲于此。”一个私家庄园竟能得“天堂”之美誉,乃至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名谚亦“倣于此”。人们对当年员庄的规模之大、名声之响颇感惊叹。叹服之余不禁设问:员半千是何许人?他那座“极风景之胜”的庄园又在何地? 员半千,初唐人,新、旧《唐书》均有传。《旧唐书·文苑中·员半千传》云:“员半千,本名余庆,晋州临汾人。”《旧唐书·忠义上·王义方传》云:“半千者,齐州全节     

补白(二则)

（一）《旧唐书》卷一七三《李绅传》：“（长庆）二年二月，超拜中书舍人，内职如故。……时（李）德裕与牛僧孺俱有相望，德裕恩顾稍深。（李）逢吉欲用僧孺，惧绅与德裕沮于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乃用僧孺为平辜事。”（《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略同)     

李白"三拟《文选》"说阐微

李白在培植诗文创作能力过程中,继承魏晋南北朝文学传统,“三拟《文选》”,把很多精力放在摹拟上,在赋、乐府、古诗领域中,创作了大量摹拟前人同类题材的作品,但李白只是作为一种学习,并不以此自囿,在出蜀之后,随着其阅历的增加,逐渐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李白在摹拟与创新之间取得了协调发展,完美地解决了继承与发展的问题。     

崔颢诗论

<正> 盛唐诗坛,百花齐放,群星烂灿。李、杜、王、孟、高、岑诸大家之外,他如王之涣、李颀、储光羲、王昌龄等人,诗作也各具特色,对后世皆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与李白、高适、王维同时的崔颢却比较寂寞,除那首传说曾使李白搁笔的《黄鹤楼》流传较广外,其他作品似乎很少被人论及。现在流行的几部文学史对崔颢也只是点到为止。但在当时,他的诗名却相当大。《旧唐书》说他和王昌令、高适、孟浩然齐名:“开元、天     

高适《燕歌行》所刺新考

盛唐边塞诗人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高常诗集》卷五），今人多认为诗序中所言之“御史大夫张公”即为玄宗时名将张守进，所谓“征戍之事”指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张守登隐瞒部下败状，“妄奏克获之功”这件事（见《旧唐书》卷一O三“张守检传”）。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二在此诗下引《旧唐书·张守传》后即谓“此诗盖隐刺之也。”岑仲勉先生亦谓“此制张守登也。”《读全唐诗札记》朱东润先生主编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之《唐诗选》论及此诗时亦持此看法。傅珐琅先生则对此提出…     

龟兹文化与犍陀罗文化

龟兹文化在我们多民族祖国中是久负盛名的。我国史籍中所反映的龟兹文化主要为佛教文化,如《晋书·四夷传》所载:“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旧唐书·西戎传》所载:龟兹“尤重佛法”。《唐书·西域传》所载:龟兹“贵浮图法。”其中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载最为详细,如“伽蓝百余人,僧徒五千余所,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玩,人以功竞。”如“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装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如“大城西门处路左右,各有立佛像,     

文星邀月诗千首 酒仙飘逸万川游——略论李白的诗歌创作与“月之情结”

“诗仙”李白,现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被众多的学者所关注。李白诗文中文化内涵丰富,“月”作为一种文学意象,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透过诗情“月”意,解读李白的坎坷人生与“月”之情结:明月情结,酒月情结,秋月情结,这对当代李白研究具有拓展性作用。     

关于崔颢妇女诗作之我见

提起崔颢,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他的《黄鹤楼》诗,这首千古佳作,被南宋文论家严羽的《沧浪诗话》誉为“唐人七律第一”,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的记载又把他与李白联系在一起,据说李白登黄鹤楼,见到崔颢此诗,为之叹服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笔记小说的描绘、渲染虽未必可靠,但也足见后人对崔颢诗作评价之高。其实崔颢的诗作,在他生活的唐代就享有盛名,《旧唐书》卷一九○《文苑传》曾写到:“开元、天宝间,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京兆王昌龄、高适、襄阳孟浩然”,把崔颢与王昌龄,高适,孟浩然并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后出版的众多的唐诗选读本,在介绍崔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