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王国维"三种境界"说新论

该文考察了王国维从<文学小言>到<人间词话>再到<人间词话选>中关于"三种境界"说的历史演变,辨明他对言说对象不断调整和拓展的过程.在对王国维所引3首词原词词心词境考索的基础上,揭示它从渐修以至顿悟的逻辑关系和立足于诗人人格锻造的人文精神实质.由"三种境界"的理论内涵,可以贯通王国维构建的境界体系."三种境界"说的形成不仅与西方叔本华、尼采、康德哲学思想有关,而且它以文学话语来建立人文理论的方式,也与王国维特殊的个人"性质"密切相关.     

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

运用社会分析和比较方法,对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进行了勾勒,试图梳理这两个历史阶段文学观之间的渊源关系,凸显它们的不同特点、优长与局限,并为建构一种较为完善的文学观提供借鉴.晚清梁启超的启蒙功利文学观和王国维的超功利人本文学观分别开启了"五四"时期"为人生"和"为艺术"两种文学观,但这种影响却是曲折的、复杂的."五四"时期这两种文学观缺乏晚清两大文学观的纯粹性,它们各自都具有多种文学观交相为用、看似分裂实则互补的特点,因而共同地呈现出驳杂的风格.     

民族化与晚清文学观念的嬗变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换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民族化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晚清文学观念的嬗变所作的历史考察及个案分析,认为中国文学观念在经过晚清时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后,已开启出以粱启超为代表的功利文学观及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审美文学观两种与传统文学观念迥异的发展理路,而这恰恰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朱光潜与解读王国维词学的西学立场——《人间词话》百年学术史研究之五

<人间词话>自1908年开始在<国粹学报>连载发表之后,因其超越时代的文学观念而不为时人所赏识;在王国维生前,又因其后来国学研究的卓越而掩盖了早年文学思想的光芒.1926年,<人间词话>由俞平伯标点后单行出版,遂因其融合中西的文学观念和王国维国学大师的身份而强势进入学术视野,先后经过靳德峻的笺证、蒲菁的补笺和许文雨的讲疏,而逐渐得以普及.朱光潜则是以西学立场来对王国维词学进行专题研究的第一人,其对隔与不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的辨析,不仅带上了强烈的评述者的本位意识,也由此影响到后来学人对王国维词学的质疑之风,使<人间词话>在一种彼此争论中走向经典.而其西学立场则对此后缪钺、叶嘉莹、佛雏等人的研究理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校订并跋

王国维1908年撰写<人间词话>126则,稍后从中择录63则并补写1则,分3期连载于1908-1909年之<国粹学报>,影响寥寥;1915年1月,王国维复将<人间词话>手稿和<国粹学报>刊发之64则,重新增删、合并,并从<宋元戏曲考>中迻录1则,合共31则,分7次连载于<盛京时报>.从此以后,王国维未对<人间词话>再作任何修订,故<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代表了王国维词学的终极形态.<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久不为人所知,1982年,陈杏珍、刘烜将王国维自存剪报本(不全,仅23则)揭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赵利栋从<盛京时报>中迻录全部31则收入<王国维学术随笔>,此后诸家转载,都不出以上二本.然二本文字多有舛误,因试作校订,并略论其去西方化的基本立场.     

《文学小言》与王国维的学术风格

《文学小言》是王国维早期的学术随笔,其学术内涵丰富,学术风格鲜明,从文学本体论、价值论、分类法等不同层面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作者早期文学思想的精华。它不仅奠定了王国维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鲜明地体现了古典传统与现代意识的通融,在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作人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

周作人在“五四”初年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虽有为启蒙主义所利用的功利因素,但也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和理论基石;他在“五四”后期开辟的“自己的园地”则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一次富有成效的个人化实践;他在３０年代仍然坚持超功利、重审美、重“言志”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并广有影响。总之,周作人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内的最早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推动者     

苏轼的“孤鸿词”

近代学者王国维是一位很有眼光的文学评论家,他在《文学小言》中,于高度评价屈、陶、李、杜之后,赞扬苏东坡:“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惟东坡乎!”诗的发展,确实沿着摒弃道学教条的束缚,抒     

散文的感情

有感情的不一定是艺术,艺术却必须有感情。离开感情,艺术就不复存在。李泽厚说:“艺术如果没有情感,就不成其为艺术。我们只讲艺术的特征是形象性,其实,情感性比形象性对艺术来说更为重要。艺术的情感性常常是艺术生命之所在。”(《美学论集》)文学是语言艺术,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运用语言表达人物的感情和作者自己的感情。这一点,王国维早已在《文学小言》里说过:“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他非常明确地把“情”看作是文学的“原质”之一。     

王国维论作家的修养和素质

王国维在他的作家论中,对作家的人格、品德修养是非常重视的。他把作家的人格、品德修养紧紧地同作品联系在一起。他在《文学小言》中说: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其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学问,助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     

世界汉语文学?还是世界华文文学?——张艺谋艺术创作的启示

当前,海外的汉语写作以超民族性、超国别性、超文化性的状态,凸显了汉语语种文学的特性.世界汉语写作的演变轨迹与同处全球化、多元化语境中并已经得到世界影坛普遍认可的张艺谋的艺术创作路径吻合,都呈现一条从民族到国别再到语种的轨迹.     

文学的“狂欢”与文学研究的“复调”

随着文学的“泛化”和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 ,文艺学科面临着危机与挑战。文章阐述了文学及文学研究的现状 ,分析了危机意识生发的原因 ,并力图提出有操作性的应对策略     

质疑“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的概念自50年代后期诞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时间流程中对这个概念的认识、理解呈现出不同的状貌,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更是有多种论调质疑此概念.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力图还原历史真实面貌,以利于该学科的完善与发展.     

文学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的来源及演变,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这个概念的情况,表明其理论内涵应该是带有阶级性质的思想体系,对此不能随意扩大,尤其不能与“社会意识”及“意识形式”相混淆。文学不应定义为意识形态,但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性是文学在阶级社会中可能具有的重要功能。     

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郭沫若文学观嬗变新论

从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到风光无限却寂寞惆怅的蹉跎老人,郭沫若的文学观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文学观念所包孕的范围在逐渐缩小,作家创作才能趋于钝化,艺术生命亦渐萎顿。郭沫若所走的文学道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从胎动腹中到苦涩青春的曲折历程。     

中国主流文学与"弘扬主旋律"文学问题论略

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文学现象,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可以深入揭示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弘扬主旋律"文学的历史必然与政治优势,从而,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     

关于“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的句式问题

从回答方式、信息结构和概念等角度探讨"文学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两种问句是否相同。从回答方式看,两种问句都能够用"文学(就)是B"或"B(就)是文学"回答,从这一点来看两种问句追求的是相同的东西;从信息结构来看,"文学"对于问话人来说是已知信息,他已经知道有"文学"这个东西存在,只是他不知道是什么,因此用两种问句追问"文学"的含义,从这一点来看两种问句所追求的还是相同的东西。另一方面,一种观点认为"是什么"只能描述事物的既定形态而不能追问事物的定义,文章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个句式完全可以追问事物概念的内涵(定义);而"什么是"除了追问事物概念的内涵外亦可追问其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