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铁路交涉中的基层地方官——以高密路案中的县令为例

1899-1900年，山东高密因修筑胶济铁路发生持续不断针对德资胶济铁路公司的民众暴动。因处置不力，一年有余的时间里高密县县令几易其人。权力有限的县令在处理与外国人有关的事务中，角色尴尬，虽居于交涉前端，面对外国人与民众的冲突时难以满足当地绅民的利益诉求，也无法以传统治事方式化解民官之间的矛盾。当清政府高层既要屈从于列强的强权，又要追究地方骚乱的责任时，县令自然就不能安于其位。县令在对外交涉中角色定位模糊当是清季处理铁路交涉问题时政府权力运作最为底层的一面。     

西汉县令长及其行政关系

县从春秋时期开始就一直是我国的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在西汉基层行政中,县令长的行政类型可分为县令(长)、侯相和邑(道)长。对于所掌治之县,西汉县令长除受邵国首相的监督之外,有统一完整的权力。而作为基层行政人员,在与所属邵县的关系中,县令长基本处于从属地位;在与所治民众的关系中,其又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此外,县令长还与当地王侯存在若即若离的君臣关系。     

前有梅公福 后有汪菜粥

江珙，明朝歙县人。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出任河南西平县令。     

试析宋代县衙中的层级关系——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

县令作为宋代县衙中的核心官员,它与县衙同僚以及与下级吏员之间的人事层级关系作为宋代县令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非常值得探讨。该文试图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入手,结合宋代其他基本史料,尝试从县令的设置、属官与县令的政治关系以及下级吏人与县官的权力互动等方面来分析县衙的层级关系。并指出县衙中的层级关系实质是以县令为核心,上听命于州而下收权于县的高度稳定集权型的统治关系。     

易直不受赏

北宋歙县人俞易直，是彭泽县县尉。他为官廉正，从不贪财。有一次他借宿一山寺，一个老妇人夜里提了一包银子放在寺里悄悄离去，俞易直循线索查明此案后，令从吏和寺里和尚将这包银子送到县衙。县令准备抄没犯者之家财，让俞易直得点厚赏。俞易直说：我办案是为了百姓，不是为了求赏赐的。他恪尽职守地干了三任。后因为母亲年老而去官回乡，家里贫困却从来不以此求人。     

试论唐代开元时期的地方吏治

迄今为止,关于唐玄宗在开元时期如何整顿地方吏治的问题,尚无专文论及。事实上,无论是“贞观之治”还是“开元之治”,将其出现原因,仅仅归之于最高决策层几个人的作用显然是不够的。中央政权是制订政令的机构,政令制订以后能否有效地贯彻到全国各地,关键取决于地方各级官吏,这一点不论在古代和今天都是相同的。唐人陈子昂曾说:“……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者也。臣窃惟刺史、县令之职,实政教之首也。国之兴衰,莫不在此职也。”可见,地方刺史、县令在国家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本文首先对唐代地方州郡的基本职能作一简要介绍。     

一语识破偷鸡贼

古时候,有个人到县衙控告邻居偷了他的鸡。县令便把他的左邻右舍传来审讯。 邻居们都低着头跪在案桌前,但谁也不承认偷过鸡。县令胡乱问过几个问题后,说：“你们暂且先回去。”正在众人纷纷站起来要走时,县令突然拍案大喝了一句,偷鸡之人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双腿,屈膝跪在了地上。     

硕大无朋举世无双——屯溪区博物馆藏宋坑龙尾歙砚板

据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年）婺源县令唐积《婺源砚图谱》载：“婺源砚在唐开元中，因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之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过端溪者。后数世，叶氏诸孙持以与令，令爱之，访得匠手琢为砚，由是天下始传。”目前歙砚出土没有早于唐代的，就是明证。     

歙县方氏书画家举略

吾徽州之方氏乃中原迁来之最早姓氏之一，西汉末。丹阳县令方宏因王莽篡权。为避乱，从河南迁居歙县东乡（今浙江淳安），成为徽州方氏始祖，徽州历史上。方氏名人辈出，有东汉名宦方储，唐代农民起义领袖方清，宋代方腊。明代制墨名家方于鲁，至清代。精于六法一道者。更是人才济济，方士庶便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中国古代县政职能初探

我国的县政制度,起源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时期,形成于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确立于首次统一中华的秦王朝。两千多年来,尽管朝代更迭、社会制度变迁,但县始终是我国最基本的地方行政单位,县级政权始终对社会直接实施行政管理的职能。我国第一部行政法典——《唐六典》明确规定:“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皆掌导扬风化,抚字黎氓,敦四人之业,崇王土之祠,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若藉帐、传驿、仓库、盗贼、河堤、道路,虽有专当官,皆县令兼综焉。”概括起来,中国古代县政基本职能有二:一是直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控制职能;二是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公共管理职能。     

里耶秦简县"守"、"丞"、"守丞"同义说

经比较,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县之"守"、"丞"、"守丞"的职权范围和职责内容不同;查历史文献有关记载与里耶秦简所记官制实际大相径庭;从里耶秦简本身文例分析:县之"守、丞、守丞"互见、无别.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定:1.里耶秦简县之"守"、"丞"、"守丞"涵义相同,意指"长官";2.秦时县一级的长官"守"、"丞"或"守丞"即行"县令、长"之实,却无"县令、长"之名.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解

《宋书》卷丸十三《隐逸传》记载陶渊明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交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日：‘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晋书》、《南史》所载略同。此即“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前人对陶氏所讲“不为五斗米”云云，多以为“五斗米”乃是就县令俸禄而言，并无歧义。至近人始有怀疑传统理解者，归纳起来，约有三家。１．梁钺先生在１９５７年《历史研究》第一期撰写《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首先对传统理解提出质疑，认为五斗米与县令俸禄无关，而是指陶渊明一月的含量，并推算当时五斗相当于今天一斗。…     

略论中国古代隐逸风气的文化内涵

所谓“隐逸”，即是隐居避世，不肯为官之义。并不是所有躲进深山老林的人都可以许以“隐逸”二字的，它只能用来称那些具有做官的资格和能力，但又不肯做官而隐居进山林的士人。倘若本来就只是一个农夫樵子，无论他躲进怎样幽深的山林，怎样的不与世人往来，恐怕直到老死也不会被人们称为“隐逸”的。所以，隐逸行为只是我国古代士人阶层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在我国古代一直绵延不绝，而以魏晋六朝时期尤为兴盛，蔚为一代风气。例如生活在东晋末的大诗人陶渊明，他抛弃了彭泽县令的官职，跑到乡下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其间写下不少描写…     

新疆一至二月大事记

1日17时17分，阜康开西二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5日王乐泉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有效提高党员和领导干部素质。     

兵家之绝唱──毛泽东四渡赤水兵逼贵昆

兵家之绝唱──毛泽东四渡赤水兵逼贵昆沈逸高毛泽东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家，其杰出的军事才于举世公认。在与蒋介石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较量中，他亲自指挥的上百个以少胜多的战役名扬海内外，无论是代表哪个阶级、哪派势力的人都不能不为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所折服。由...     

以天观命与以命观天——东西方天命观之比较

古代传统形而上学总是与人之本命相纠缠,本源问题欲寻找天命寓存之所。不管是中国的古代哲学,还是古希腊理智主义者,都认为天道和天命统一于仁体。当古希腊贤者认为,人为自然立法时,就形成了西方人特有的超越与反思的思维方式。古希腊理智主义对命的思考依存于知识谱系,由此开启了开显天命的技术大道。在他们看来,技术是命的座架,技术本身就涌动着人之天命的创造与开显。而中国古代传统认为命由天定,其核心思想是以天观命,其所倡导的逍遥与天命、逍遥与自由隐化于自然之中,而古希腊文明所倡导的自由由技术开显于自然之中。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章开沅１９１２年元旦，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经强调指出：“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可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１〕革命...     

杨炯曾任县令之"盈川"考辨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曾任县令之盈川今何在?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曰在浙江衢州,一曰在四川筠连县,这造成了文学、史学上的混乱。从典籍的记载和现实依据,特别是民间文化的传承上,可以完全确认杨炯为令之盈川就在浙江衢州,而非四川筠连县。     

滨海地缘与州县关系：《王宗本玄堂记》所见晚唐海州地域史

东海县作为唐代难得的海岛县,海州作为唐代不多的负海州,在海外交通与地域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其州县关系呈现较为特殊的面向。新罗人在海州居住,以及遣唐使船的不时到来,为海外交通之明证;海州地域的鱼盐之利,东海县与海外的贸易,则共同促成海州滨海经济的繁荣。由此也带来州、县之间的利益冲突。《王宗本玄堂记》所记载东海县令王宗本对海州刺史“苛剥不道”的抵抗,就是这种冲突的一个案例。从田横以来一千多年的海州地域勇于反抗的社会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作为田齐后人王宗本的胆魄。当然,海州地域的州县关系并非一直冲突,大部分时间为和平共处阶段。东海县令往往配合海州刺史的动作,海州刺史则常常做出善政的举措。     

以人道显天道:论《中庸》诚的思想

在《中庸》的思想体系中,诚是"一切道之道"、"一切德之德",是人道与天道得以连接的枢纽。人道显现天道之诚的方式有两种:思诚与诚之。但同时,天道之诚开显在天道万物的各正性命中,因此,人之给出万物的各正性命的行动,才是开显天道的根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