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的理论初探

政策执行模式经历自上而上模式和自下而上模式后,正向一种双向互动的公共对话式模式发展。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是一种基于公民权、政府的公共性和服务本质、宪政民主价值等理念,并且强调平等、共识、辩论、尊重公民权、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和个人责任、官民双向互动的新型公共政策执行模式,这一模式对于促进有效的政策执行进而实现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但公共对话本身蕴藏的无限潜力使得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并不是不可攻破的,很多矛盾与悖论可以向着有利于政策执行的方面转化,其有着无限的发展前景。     

房地产政策制定的解构与重构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合法性框架应是“部分人”在公共能量场中的有效对话。通过解构房地产政策制定,可以发现我国房地产政策制定既不属于环式民主模式,也不属于社群主义模式,而是具有一种典型的单向度官僚式独白特征。要重构有效合法的房地产政策,必须推动政策对话由官僚制走向公共能量场,根据话语理论来建立多元政策对话机制,建构“部分人”之间有效对话的政策制定模式。     

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透视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兼论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政策终结是公共政策实施过程的重要环节。在现实公共政策实践中,存在着常态式的政策终结和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两种情况。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对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进行分析,有助于探究非常态式政策终结的原因和克服非常态式政策终结的对策。在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实践中,应当注重与公共政策各个环节协同配合,进行科学的政策论证,推进公共政策终结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项目进村”中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消解

“项目进村”要成功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更依赖于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顺畅执行。鲁东R市C镇村改厕项目事实表明,政策执行梗阻贯穿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接收三个环节之中,其“显性”表征为政策目标倒逼下的选择性执行、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偏向执行、政策认知缺失下的抵制执行,从而引致基层治理面临“内卷”挑战,村庄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拉大,惠民利民宗旨难以充分实现等社会后果。“项目进村”在科层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嵌入与互动下,却遭受“嵌入性”的权力运作主导项目实施、政绩导向挤压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政策传递中的信息沟通不对称、项目实施中的全过程监督乏力等“隐性”因素的制约。“项目进村”实施中建立健全行政引导与乡村自治的合力机制、增强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畅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双向沟通渠道、强化项目资源分配中的全过程监督是消解政策执行梗阻的关键所在。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主客体关系研究

公共政策目标是公共政策方案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制定政策方案、执行政策方案、评估政策方案的依据和标准。对于公共政策目标形成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方案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公共政策的规制和引领,政策目标的形成过程首先要分析政策主体的需要和政策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明确政策共同体中的利益相关者如何进行博弈。通过协调政策子系统之间的低碳政策信仰、构建政策主体之间及政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低碳对话机制、引导低碳舆论融合政策目标。     

区域性公共政策的治理转向——以欧盟区域政策的变化为个案

治理是一种社会政治运行模式的创新,区域性公共政策及其政策过程构成了治理的基本实现路径。现如今欧盟的区域政策业已超越了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和政府间合作框架,构成了区域性公共政策朝向治理转向的一个典范。基于其谋求＂善治＂的诉求,欧盟区域政策囊括了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一整套政策网络,配置以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并附以官方评估、市场反应与公民参与三位一体的治理评估体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循环。诸行为体在其中的关系又非等级制的,而是在一种扁平化、透明化和非排他式的新型伙伴关系基础上实现了协调互动,从而构成了一个开放的政策流程。     

中国政策冲突的降解之道——建构兼容性政策网络

政策由政府和其他公权力机构制定并执行,以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目标和发展公共事业,特定的政策经过合法程序可转变成法律。缘于环境不和谐、法律体系有冲突、目标不一致、信息难共享、彼此不信任、政策不清理等引发的政策冲突导致公共利益受损,公共政策目标渐行渐远,甚至阻滞法治环境的进步。兼容性政策网络建构多元参与者的协商对话平台,打破科层制对行政体系和公共政策的束缚,促成单项政策与其他不同层级、不同类别政策的信息共享和信任联动,形成各级政府、社团乃至个人之间的无障碍沟通渠道,降解政策冲突和整合国家整体力量,实现地方自主治理、各级政府协调一致、服务公共目标、推进公共事业发展和完善法治环境。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规避问题探解

目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这一重要环节上，仍存在诸如政策规避等许多问题。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缺陷和利益倾向、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公共政策本身的质量是导致政策规避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为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推进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健全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     

公共政策执行应当承受之重

公共政策的价值能否实现或其能够实现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公共政策是一个因变量,其执行要受到各种执行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技术等条件的可获得性,执行者的价值、利益关系与能力,政策受众的认可程度等在内的多种变量的影响制约。当代社会信念与利益的过度分散性加剧了执行的难度。自1970年代初政策执行研究勃兴以来,学界对政策执行所进行的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公共政策的执行会面临更多的变数。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公共政策执行所须应对的挑战,以利于政策价值的实现。     

政策、政策供求与政策均衡——公共政策研究的供求分析框架

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公共政策是一种稀缺性要素,其本质是公共物品,符合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因此,沿着这个思路可以构建一个关于公共政策的供求分析框架,着力探讨影响政策需求、政策供给以及政策均衡的背后制约因素,进而增强对真实世界中公共政策问题的解释力。     

重新建构政策过程: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

在公共政策的过程分析中,传统的政策过程理论注重阶段性的周期分析,强调议程、决策和执行间的单向线性关系.另一种较新的理论框架是政策网络理论.在这一理论看来,政策参与主体通过互动模式形成更为复杂的政策过程.在当代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大量涌现的复合的跨部门议程凸显出政策网络理论的意义.在容纳利益相关群体、形成互动规则和组织战略合作方面,这一理论框架具有独特的优势.英国政府的"邻里振兴计划"证明了政策网络理论的应用性.在应对"社会排斥"这一复杂社会问题上,政策网络策略使得政府的"导航"作用得以真正实现.     

可置信承诺与诚信政府建设

政策执行是将公共政策从理念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的关键环节,也是有关各方进行利益表达和策略互动的动态过程。其中,作为政府组织为促进政策执行做出的奖励与惩处“承诺”对于政策执行结果具有直接影响。从政策执行博弈的可置信承诺概念入手,可以发现探讨加强政府诚信建设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力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可为政府诚信建设提供若干参考价值。     

公共政策运行中协商的价值及其实现策略

协商作为一种新的政策运行模式,打破了过去封闭的、以强制与控制为导向和静态设计的政策运行过程,建立新的开放的、以合作和互动为导向的动态政策运行过程,从而提升了政策运行的合法性与科学性。政策运行过程中协商的有效性和充分性取决于机会、意愿和能力三个要素,即公民可以并愿意通过对话参与并影响政策的运行过程,而且对话的成员都拥有理性的公共政策讨论之能力。     

沟通式动员：县域上下级政府间政策协商机制及其功能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客观上导致了政策变通和体制失衡等现实困境,然而在县域治理实践中,上级“层层加码”的空间也是下级“讨价还价”的空间,上下级之间存在着沟通式的政策动员机制。构建了“外部压力—内在共识”的分析框架,以C县公共政策执行为例,剖析了县域上下级政府部门在谈判过程中的沟通机制,探讨了上下级协同治理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客观性归因、组织化协调、制度性反馈、差异化激励等沟通式动员,在上下级之间构建了层级责任连带、主体责任内化和集体行动共识的政策执行单元,上下级政策主体围绕共同的政策目标达成执行共识,由此形成了运动式治理常规化、非问责体制有限动员和地方执行自主性空间三种政策动员效果。沟通式动员,作为多层级单一制政府体制压力传导的缓冲机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策实施路径,实现了政府体制的自我调适、增强了政府体制的制度韧性。     

公共政策执行中公共伦理问题研究——以农村低保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重要手段,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往往面临公共伦理的考验。本文以基层低保政策为例,探析因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存在欠缺导致的公共伦理失范现象,并通过具体成因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事务管理,维护良好的公共秩序。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府绩效评估探析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府绩效评估指的是对政策执行各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执行行为以及在执行过程中对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对外在政策环境与公共问题的回应力与影响程度等方面的绩效评价与考核。政府绩效评估有助于预防和纠正公共政策执行偏差、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绩效、加强政策宣传教育等。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府绩效评估应坚持以充分性、公平性、适宜性等为评估标准,以公共政策执行行为、实验、阶段评估为主要评估环节。     

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与对策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象征式、附加式、残缺式、替代式、照搬式、抵制式、观望式及扩张式等执行偏差现象,导致这些偏差的原因有：政策本身不科学;政策执行主体的缺陷;政策目标群体的制约;政策资源的局限;政策执行环境的影响等。在分析这些偏差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纠正偏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设性对策：科学合理地制定政策、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加强与政策执行目标群体的互动等。     

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执行波动及其消解

政策执行波动是指公共政策在执行的不同阶段出现波动现象,表现为政策消极执行和运动式执行。政策的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是造成政策执行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并会引发一系列基层治理问题。分析政策执行波动的表现和影响因素,直观呈现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政策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着手寻求对策,以期消除政策执行波动,完善基层治理。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困境及其破解——基于政策网络模型分析

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亟待探寻一种新思路。政策网络模型作为政策研究的新型分析工具,揭示了多元主体在利益导向下的动态博弈过程。该文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动态互动过程和内在特征的分析,重点探讨政策执行困境。结果发现:府际网络因争夺资源归属秉持"策略主义",忽视扶贫政策的实际产出;议题网络影响力较弱,主体性地位丧失,致使扶贫政策执行精准力度有限。新时代针对政策执行困境可通过建立开放性政策网络,协调府际网络合作机制,增强专业网络自我管控能力,强化议题网络话语权加以破解。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优化路径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是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等要素之间传递、交流和共享政策信息的互动方式及其行为过程。优化公共政策传播机制,需要从硬件修复和软件优化两个方面着手：在硬件修复上,要重视“政策信息服务人”的塑造,加强政策信息的编排,实现媒介力量的整合,强化理性受众的培养;在软件优化上,要全方位完善政策传播制度,重启政策传播的互动模式,重构政府-媒介-受众之间的关系,注重政策传播效果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