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政治品格与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关系初探——以钱谦益、吴伟业、陈子龙为核心

南明弘光政权期年而亡,论者多归罪马士英、阮大铖、福王诸人,此论固然正确,但其他朝臣甚至整个文人阶层的政治品格,更是决定南明政权最后命运的核心力量.钱谦益、吴伟业与陈子龙三人,是崇祯后期最具政治声望的文人,在弘光朝也先后入仕.他们这段时期的政治表现,特别是在面对吴适与蔡奕琛矛盾冲突时的态度,截然不同,既体现出当时各类文人的不同政治品格,也说明了以他们为代表的文人集团,其品格已不足以支撑一个病入膏肓的政权,南明的灭亡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明代两京制度下的南京

南京是历史名都,且为朱元璋定鼎之地,洪武、建文两朝和永乐前期均以此为首都。永乐迁都北京后,南京是两京制度下的陪都,一切中央机构设置完备,南明政权成立以后,这些机构完好无损,加之有长江天险以为屏障,占有地理和战略优势,对南明政权存在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南明永历政权与澳门

满清入主中原之初,明朝遗族先后在南方建立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在新权与旧族交替之时,澳门当局从自身利益出发,逐步修改其对华政策。文中即通过叙述永历政权三次遣使出访澳门、罗马的情形,探析永历政权与澳门的关系变移以及澳门当局转而“效忠”满清政府的过程。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

明朝自嘉靖、万历以来 ,直至崇祯末覆灭 ,与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 ,而南明政权对日本改行通好、求助的政策。由前者的断绝交往到后者的通好求助 ,经过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是在南明时期完成的 ,共分三个阶段 :一、弘光时期 ,这是沿用明朝末年旧政策的阶段 ;二、鲁监国、隆武两政权并存时期 ,这是拒绝交往与通好、求助同时并存的阶段 ;三、鲁监国政权、郑成功及其子孙主持的政权、永历政权等并存时期 ,这是通好、求助政策全面推行阶段。影响南明政权对日态度转变的因素 ,包括总体形势、力量对比的变化 ,当事人的经历和性格 ,以及地域远近等     

论抗日民主政权与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异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 (包括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 ) ,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陕甘宁边区政权性质不但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工农苏维埃政权 ,而且这种政权的理论与实践为后来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村落视野中的乡镇政权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伦理性危机,其原因是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出现了危机。中国农民的传统本体性价值是以孝文化为核心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以及代际价值冲突,导致农民传统本体性价值发生变迁。农村出现的严重的伦理性危机,对乡镇政权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而经过机构改革之后的乡镇政权能否应对和解决此危机?这些问题都构成了本文探讨的重点。     

土地改革与国共政权之沉浮(1927-1937)

本文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共土地政策的制定、推行及影响的评述,分析了两党土地改革的基本属性,探讨了国共政权的得失与土地改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认为国共土地改革的"成败"与政权的得失并无必然联系.     

地方政权向中央政权的主动归附——评价张学良“东北易帜”的新视角

"东北易帜"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的领导人为了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为了挫败外部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为了防止祖国的领土被分裂,毅然结束自己的独立状态,主动放弃自己的局部利益,将自己领导的地方政权合并入中央政权,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从而促成了中国的统一."东北易帜"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高尚行动.台独分子的言行正好与"东北易帜"的精神相反:为了一小撮的私利,置全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投靠外国势力,甘愿充当外国的走卒,与祖国为敌,一心想把自己控制的那块地方从祖国的母体上分裂出去."东北易帜"对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有一定启发.     

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腐败

南京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就其内因而言 ,则是腐败所致。腐败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毒瘤 ,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     

略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特点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 ,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 ,表现在抗日民主政权具有广泛的民族性、高度的民主性、鲜明的人民性。这些特点 ,对于我们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民主政治建设以及党风廉政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抑商"思想与明清官僚经商

“抑商”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主流经济思想,它指的并不是抑制商业,而是抑制商人,尤其是抑制中小商人。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于明清时期蔚然成风的官僚经商现象,就会以为是对“抑商”传统的偏离。作者在探讨“抑商”思想本质的基础上,解释明清官僚经商与各种各样抑商措施并存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倒是一种统一。同时,明清时期抑商政策的继续推行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至于社会形态的更替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     

论元代的官吏贪赃

元代官吏贪赃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中央和地方官吏"廉耻道丧,贪浊成风",一批宰相卷入贪赃浪潮。蒙古贵族"撒花"俗和色目官僚亦官亦商、借聚敛而贪赃,又在官场上层影响风气,推波助澜。尽管元朝统治者也曾制订一整套惩贪政策:即详密的赃罪条例和监察、奉使监治。在元代官吏贪赃猖獗的诸多原因中,蒙古旧俗的渗入,是支配性和最主要的。它对俸薄、选举不精、官吏素质低下、徇私曲赦等,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背景性影响。     

唐代刺史的军事职掌与州级军事职能

在唐代的州级官员中,明确具有与军事行动相关职掌的官员是刺史,州级具有一定的军事职能。唐代刺史的“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并非虚号,而是与刺史的军事职掌及州级的军事职能相符的。唐前期,刺史对州郡兵的军事权力有限,刺史对州郡兵有领兵权而无发兵权,普通州级对州郡兵的军事职能较弱,中央拥有对军事的绝对领导权力。唐后期,在藩镇长官兼治所州刺史的情况下,这些刺史拥有对州兵的绝对军权。而属州刺史对州兵的权力也根据不同情况,而有强有弱。同时,刺史还参与府兵、镇兵、团结兵等兵种的管理和领导,并参与募兵。     

论新疆三区革命中的军事斗争

1944年8月开始坚持到1949年12月的新疆三区革命,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在三区革命中,军事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军事斗争过程的简扼介绍,深入分析三区方面节节胜利的重要经验,以及主要教训,从而达到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自觉性的目的.     

晚清选官制度的基本特征

晚清之际封建统治者欲挽救日渐式微的君主专制统治，在选官体制上实施重大变革，其内涵颇为复杂。较之传统选官体制，它具有四个明显的时代特征：选官结构历史传统与现实社会的异趣与趋同，选官内涵基本模式与具体途径的更替与多元，选官原则任人唯亲、唯贤、唯财的对峙与位移，选官实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统一与背离。     

东胡到鲜卑檀石槐时期的政权演变

东胡族是与匈奴、月氏大体处在同一历史时代的古族。从东胡与匈奴、燕国发生的各种交往及其对控制地区的管制等情况分析,东胡族已经建立了与匈奴对峙的政权。后来,东胡族虽然被匈奴击败,但其原属部众逃往鲜卑山及大鲜卑山者自称鲜卑,他们在匈奴政权衰落之后统控北方草原大部分地区。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鲜卑游牧政权出现在东汉末年,影响较大的是鲜卑檀石槐政权。     

高校军事理论教育面临的困境

本文指出普通高等学校军事理论教学处于边缘化状态,面临诸多困难,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加以解决。     

兵阴阳家与汉代军事

汉代一切军事活动 ,都深受术数与兵阴阳学的影响和支配 ,战争既是激烈的武装冲突 ,同时也是术数的诡谲对抗。汉代有大批兵阴阳家著作问世 ,军事术数形式有不少新的创造和发展 ,研习、传授者众多。兵阴阳家深刻影响了汉代战争的发生、进程和结局 ,也影响了汉代军队组织和军官选拔。由于兵阴阳家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亦存在着不利的影响 ,故汉王朝逐渐开始对社会上包括兵阴阳家在内的术数书籍和活动加以限制和控制。     

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

明代江南苏州、松江等地的田赋负担十分沉重,这是明史和中国经济史中的一大问题。明清以来,对明代苏松重赋问题的原因论述极多,但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其实,明代除江南地区外,明代江西、陕西等地也出现了重赋现象。通盘考察明代的几个重赋区可以发现,这些地区虽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大相径庭,但共同的一点是元末明初皆为朱元璋的敌对势力所占领,他们曾与明军相抗衡,这正是这些地区遭到朱元璋重赋政策惩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