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分析

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有赖于政府的大力推动，这也是政府对其赋予信任的过程。如果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过度自治化，只顾本地区的利益而忽视国家的政策，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需要通过正式的政权组织渠道，特别是乡镇政权和基层党组织来引导和规约村民自治及其组织形式——村委会的活动，以此来减少信任的风险性，提高信任的概率。     

自治组织建设与自治有效——组织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研究

村民自治组织是实施自治的平台与载体。村民自治发展从本质上也是自治组织变革的过程。自治组织建设直接决定着要素整合、组织形式与自治效度。作为一种特殊的微观公共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以落实民主价值为元目标,但具体目标存在时空差异。自治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有机自治体。自治体建立的关键在于粘合成员,主要通过两种关系实现,一是社会关系,试图利用共同价值与整合社会单元的方式重新粘合村民;二是经济因素的运用,利用农村集体产权性质,将组织转为政经合体的自治变体。在有机的自治体中,依据成文的自治规则,通过组织架构完善与组织程序运转实现自治有效。同时,自治过程需要对政府与市场环境系统进行适应与运用。因此,有效的自治模式是在组织与成员既定关系调适下和适应外部环境变革中,追寻特定具体目标塑造的结果。     

乡土观念与村民自治组织绩效的关系

在我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形成的乡土观念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消亡。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的乡村社会的治理中,这种观念不仅存在,并且将长期存在,而且对作为我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道路的村民自治组织的绩效将产生极大地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有负面的作用,而且有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可一味地肯定,也不可一味地否定,而应该对它采取批判的继承的态度。     

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思考

现行法律对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规定的不合理,导致产生许多问题。完善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应依照法人理念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依照公司治理结构来重构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     

村民自治的公共选择研究

选举制度是民主制度的核心 ,选举的得失直接关系到民主的真实性。选举过程是选民和候选人的互动过程 ,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角逐。必须以选举理论指导村民选举的实践     

论村民自治组织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中的权力

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法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环境保护法忽视了农民的力量,农民的环保积极性没有得到发挥。确立村民自治组织作为环境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赋予它在本村范围内环境规章制定权、环境事务处理权、环境处罚权等权力,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农民的力量,产生良好的环境保护效益。为此,在村民自治组织内部应当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村民应当自始至终参与村民自治组织的环境决策,同时村民自治环保机构应当接受国家环保机构的领导与监督。     

山西村民自治组织与乡镇政府关系问题的法律分析

山两省当前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与法律法规存的偏离,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过度干预和村民自治过度膨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对立的制度和权力供给体制、我国传统的压力型的政绩评价体制和失衡的乡镇财政体制所导致的。     

村民自治中的政府与社会

一个民主、宪政的现代化国家必定有一个强大的、多元的、享有高度自治权力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二十年来中国村民自治的实践,是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行动)的过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国家权力(主要指行政权力)与社会自治权的界定,以及基层农村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调整,对于解决现今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及理解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发展关系问题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的关系成为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关系。然而，在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实际发展进程中，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现象，构建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协调关系模式成为了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发展关系的重点。在新的关系模式下，在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规范下，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当各司其职，互相协调，共同构建文明、民主、繁荣、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发展关系问题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的关系成为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关系。然而,在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实际发展进程中,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现象,构建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协调关系模式成为了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发展关系的重点。在新的关系模式下,在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规范下,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当各司其职,互相协调,共同构建文明、民主、繁荣、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论村民自治与农村法治

村民自治是农村法治的核心,蕴藏着四个方面的农村法治内容：维护民主宪政、维系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公平、保护人身自由。村民自治是农村法治生成和运作的基础,村民自治的过程实质上是农村法治的过程,农村法治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村民自治法治功能的发挥。但因受传统文化束缚、民主基因匮乏、经济发展滞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村民自治激情多于理性,实践运作与理想形态还有较大差距。要促进农村法治的实现,就要培养农民的民主主体意识;健全村民自治的民主机制;夯实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     

我国村民自治组织法律制度研究

本文从法律制度层面探讨目前我国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本文通过对＂自治＂及＂自治组织＂等一些基本概念的明确阐释,为下文将要进行的我国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做一些理论依据。其次,文章在理清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关于村民自治问题规定的基础上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角度详细探讨了我国现行村民自治组织法律制度在广大农村运作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以期对＂新农村＂建设以及国家日益关注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

20世纪90年代,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从个体行动者与法人行动者出发,试图整合社会学理论微观主义与宏观主义,因而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由包括行动系统、行动结构、行动权利以及社会最优等四组基本概念构成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要分析个别行动者的行动,而且要努力能够从对微观行动的分析上升到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这集中体现在对法人行动的分析。因为法人行动不只是分析行动系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之一。但是,他的理论忽视了行动者的偏好、欲望以及心理预期,忽视了感性选择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行动以及社会行动的制约作用。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的非兼容性

宗族组织长期、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湘西的宗族组织还有小型化及封闭性等特点。近年来宗族组织有复兴之势,然而由于其固有的一些特性,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民主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存在着不兼容性。如何诱导、调适,以便加快乡村民主化进程,这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村民自治的法律困境与理性思考

村民自治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生产方式的变迁而产生的,是农民依法自主地管理本村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基层民主制度。经过多年的村民自治实践活动,村民自治存在诸多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解决:完善村民自治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及《组织法》的宣传工作;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实行村民自治,营造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理顺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明确细化两委职责;加强村民自治监督制度,完善民主监督的作用。     

我国村民自治的角色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自治中各个主体--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乡镇政府和村民进行了角色定位,但由于制度和观念上的原因,这些主体在村民自治实施的过程中往往超越或缺失自己的职权,形成角色错位,进而导致了中国村民自治中的各种问题,所以村民自治强烈要求各个主体角色归位,因此必须不断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建设,改善农村的思想文化环境,并继续加强村民委员会自身和村党支部的建设.     

村民自治与中国农村政治稳定

村民自治制度,实质上是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农村的资源分配机制改革,它不但拓宽了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途径,培育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和能力,而且压缩了农村政治权力过度介入资源分配的制度空间,有利于缓和现阶段农村的利益矛盾,从而有助于保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政治稳定,为国家深化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理性、政府理性及公共选择分析

从经济理性行为分析开始 ,指出市场经济难得是完全理性的 ,提出政府构成的复杂 ,政府目标的多重性 ,造成了政府行为的复杂性和非理性 ,一个好的政府的行为至多是有限理性的 ,应用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问题     

村民自治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研究

在村民自治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很不协调,这严重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和乡镇行政管理职能的有效履行.导致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不协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建议将村民委员会与乡镇人大衔接起来;明确划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职责权限;改革乡镇政府政绩考核制度;改革基层选举制度;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以到顺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     

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组织功能机制研究

近三年来,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和重大方针政策。其中一些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讨,为此,本刊组织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笔谈。张淑敏认为,十一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期,政府必须拿出更多的投入,采取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李长健、张锋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农村社会利益的协调问题,而利益的协调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组织。传统的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机制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必须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功能发挥的利益机制,通过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机制、动力机制、整合机制和保障机制,来实现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刘展宏认为,“三农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要解决这一问题,要求国家在深化农村改革的同时,消除对城乡关系认识中的一些误区,强调城乡统筹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杨风认为,表面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推进城市化进程相互矛盾,但从深层来看,由于两者的宗旨和目的都是为解决中国长期以来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两者之间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