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重刑思想的渊源

重刑思想是韩非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刑起于兵"的状况和甲骨文所折射出的刑观念均可视为重刑思想的源头.春秋战国异常动荡的社会背景进一步催化了"重刑重罚"的思想,在务实的秦晋文化沃土中终于孕育出韩非独特的重刑思想.从学术渊源上看,韩非的重刑思想不但承继了法家前辈的重刑思维,而且还吸收了墨家、阴阳家、道家的思想养料.     

韩非——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战国末期,新的封建制已在各国不同程度地确立起来,但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不甘心灭亡,仍然阴谋复辟,垂死挣扎。全中国还未统一,诸侯割据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是继续前进,建立和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还是复古倒退,复辟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围绕这个根本问题,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进行着一场生死搏斗。法家和儒家的激烈斗争,就是当时这两个阶级生死搏斗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反映。著名法家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批判了反动的孔学,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以及他的老师荀子的思想,从理论上完整地形成了法家思想体系,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为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在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     

先秦法家的监察思想浅探

在先秦思想家中,以韩非与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最早并且较全面地提出了监察思想。通过对法家著作的阅读、清理,可以发现他们在监察目的、监察原则及监察手段等方面多有论述。先秦法家的监察思想,是以“势”、“法”、“术”为中心展开的,并且强调“法术”在监察活动中的意义,对后世的监察活动与监察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以韩非为代表的“势不两立”的矛盾观和对道家“虚静无为”的处世哲学的转化,是先秦法家监察思想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晋法家思想的华与实

三晋法家思想是法家思想的主体。在中国法律史上 ,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是 ,三晋法家思想花开三晋 ,却果结秦国。文章从文化传统、时代特点、地理位置、思想影响、君主的贤否、用人的政策等方面 ,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目的是通过历史的考察 ,发现历史中那些恒定但却历久常新的理念 ,为当代的思考与实践提供历史的参照。     

论韩非的法律思想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法律思想的形成深深根植于战国后期社会秩序失范与其母国韩国政治动荡的时空条件,具有浓重的奉法图强的工具色彩。他基于线性历史观和人性论,主张将法、术、势三者统一起来,施行依托君主威权、以法度为基本依据、以灵活的策略作为调节手段的治国谋略。韩非法律思想的形成并非凭空想象而来,而是在继承和发展早期法家学派术治、势治和重刑思想的基础上,又扬弃了儒、道、墨各家中礼法合一、君道同体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只有把握继承—拓新和通融—互动这两条线索,才能完整理解韩非复杂的思想体系。     

先秦法家政治思想及其启示

作为中华法律政治文化的渊源和主流,先秦法家政治思想有大量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和挖掘.客观、全面地剖析法家政治思想的特点,以古鉴今,对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乃至当下,无论是在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抑或是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乃至社会生活层面上都有所启示.     

论先秦法家的道德思想

先秦法家有着丰富的道德思想,其道德思想秉承和谐社会的道德理念,承认人性之私并主张有效制之,同时秉承"以法为德""以吏为师"的原则,成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社会规范,对当今全社会进行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及法治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论先秦法家的缘起及法家学说的文化价值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最重要的学术派别之一。本文探讨法家产生的纵向历史渊源和横向环境条件 ,论述法家学说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现代价值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     

论先秦法家及楚国法家思想的历史演变

尽管历代学术界都不乏法家的研究者,但迄今学者们对如何界定法家以及谁是法家的“开山祖”等一些基本问题,仍未达成共识。法家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个源于孔门儒家的诸子学派。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的“不别亲疏,一殊贵贱,一断于法”,即是法家根本的思想特点。先秦法家的真正“开山祖”是楚悼王时期在楚国率先实行“变法”的吴起。吴起之后,楚国法家思想的发展不绝如缕,最后由任秦丞相的楚人李斯做了思想总结。李斯的法家思想吸收了商鞅、申不害、韩非的法术之学,但更重源于慎到的“势”论;而李斯对慎到“势”论的接受,应该是以荀子为中介的。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     

《淮南子》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承绪与改铸

先秦法家思想对于《淮南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构建上.秉持圣王中心的历史观念,《淮南子》对于法家的君道观念多有承绪,并引用道家、儒家思想资源进行了修正.但总体而言,《淮南子》的这个努力依违于法、道、儒之间,表现出似是而非的特征和理想主义的倾向.     

试论法家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以商鞅、韩非的思想为例

法家思想的整体特征表现为注重现实的关怀,以追求功利主义为基本目标,非道德化倾向严重。法家以其独特的人性论(趋利避害)为逻辑起点,以君主之利为本位,建构了一套既有理论基础,又有政治践行目标设计的思想体系,这些都塑造了法家的功利主义倾向。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异同论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之所以成于法家,也败于法家,是因为商鞅和韩非两位法家代表对政治和谐在法治走向公平过程中的价值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同,即在法与权、君与臣、治与力三对关系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分野所致。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商、韩二人一个奉行的是"中法"式独断,强调"任法而治",一个选择了"不共"式独断,强调君权第一,从法第二。两种君权独尊路径的不同导致法与权关系和谐的相异,最终使商鞅造就盛世,韩非导入暴政。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商鞅强调以法治臣,提倡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使秦国获得强国富民所需的和谐的政治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造成君臣关系的极度紧张,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机器中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公平和谐发展机制。在治与力的关系上,商鞅注重以法生国家之力,使秦走上了一条"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的变法成功之路。韩非注重以君主之术,生君权之力,最终失去了生力的重要源泉———臣心与民心。由此启示我们: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法治与公平放入政治和谐的视野中加以研究解决,而不能就法治谈法治,就公平谈公平,只有政治和谐发展,法治才能走向公平,公平才能得到最大实现。     

先秦法家思想对中国党政机构改革的启示

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家思想,源于中国历史重大社会转型时期。虽然伴随秦朝的覆灭和汉代的尊儒而逐渐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转为幕后,但对于同样处在重大历史转折期的现代中国,尤其是正在实行的新时代党政机构改革来说,仍然是改革应予借鉴的重要中华智慧。     

墨子与韩非君主专制思想的比较

面对春秋战国之际的混乱政局,诸子百家极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描绘出各自理想社会的蓝图.墨子与韩非的政治思想都有君主专制的成分,然而在出发点和归宿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南岳慧思末法思想的文化渊源

慧思末法思想是南北朝时期佛教三时说中最系统的一种。此一思想的形成,有多种机缘。中土文化对佛经说法有选择的继承,形成了慧思三时跨度说;北朝社会普遍存在的末法观念,是慧思末法说形成的思想背景;北魏灭佛,则为慧思末法时代起始时间提供了证据。     

先秦法家的忠德观及儒法忠德观的异同——以战国时期三晋法家为例

法家作为政治思想流派,主要出现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在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中,相当多的法家思想家都与韩、赵、魏“三晋”有着深远的关系。他们或是出生于“三晋”,或曾经活跃于“三晋”的政治舞台上。法家不仅重视法、术、势,而且对政治道德也给予极大的关注,特别注重高扬忠德。与儒家广义的忠德观不同,法家的忠德观相对狭义,主要集中在忠君这一点上。通过对三晋法家代表人物忠德观的分析不难发现,法家忠德观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自私人性论基础上的,其政治定位主要奠基于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上,至于其核心内涵则完全集中在臣子对君主的绝对、片面的忠顺上。概言之,以三晋法家为代表的先秦法家学派对忠德的界定和阐扬主要集中在臣子忠君上,其根本还是服务且服从于君主以法、术、势来治国理政。因为是建立在维护君主专制这一目的之上,因此,法家的忠德观主要体现为忠君道德,且缺乏先秦儒家忠君道德那种双向性,而表现为绝对化的、单向度的忠君。     

法家的法治思想及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尽管和现代的法治思想有原则区别,但它仍有精华部分值得我们汲取,而且,它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论法家的文化模式

法家的文化模式注重人的自然属性,主张用法来文化人性,构造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是对人性的一次大解放。它缔造了秦帝国,成功地完成了中国文化的物态结构与制度结构,确立了中国文化农业经济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社会的两大传统。但法家模式也存在着从对人性的约束与规范发展到对人性的捆绑与伤害等致命缺陷。     

儒法融合的思想文化根基——从先秦时期的文化变迁考察

自古时至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始终都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这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法思想融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既是全方位的，又是深层次的。所以，现实的法治建设不能无视传统的法律思想，只有克服传统中的缺陷，汲取传统中的精髓，才能为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提供可借鉴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