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路径探析——基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

在我国,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往往是共生的。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崭新的理论课题,更是连片特困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难题。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不仅需要片区内各地政府之间的合作,也需要非政府组织、企业及社会公众的参与,需要政府与社会的联动,因此目前,必须以完善生态环境治理理念为先导、以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制度设计为核心、以建立生态环境治理组织机构为保障,推动片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解决片区生态环境治理危机。     

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与机制研究

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进程缓慢,跨区域的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生态环境并无明显改善,甚至恶化。推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多元主体路径,应完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多元激励机制,以形成自励式的协同治理,推动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     

区域生态行政论纲

区域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与外部性、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协调发展、区域政府的特殊地位及其作用是区域生态行政兴起的基本动因。而所谓区域生态行政就是指生态环境区域内的区域政府能够以生态环境价值为行政目标,积极推进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并最终能够切实履行区域生态管理和生态服务职能的行政行为。其建设思路主要是大力培育与弘扬区域生态环境合作的行政文化,逐步建立与健全区域生态环境合作的行政制度和充分应用与提升区域生态环境合作的行政技术。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受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影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碎片化的问题,治理效率低下。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公共性,决定了流域治理必须从碎片化走向协同,这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建设流域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为此,要构建流域内各级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跨区域协同决策、协同执法、协同司法、执法与司法相衔接等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约束和激励并举的机制,将协同理念融入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各个环节,使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获得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全社会的支持。随着流域、区域协同发展的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事项范围应更加广泛,相关体制机制应适时完善。     

试论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履行生态责任的现实意义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然而,伴随城镇化发展,我国城镇生态环境问题层出不穷,而生态环境问题是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阻碍,必须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方能实现城镇化的永续发展。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有能力、有义务在城镇化进程中履行生态责任。政府通过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进行预防和治理,落实生态责任,以此解决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促进城镇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以改善民生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生态宜居城市建设;逐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由此可见,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履行生态责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生态城镇建设中市场介入环境治理的路径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及城镇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城镇建设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日渐迫切。在传统的生态环境治理认知中,政府和社区是环境治理的两大支撑力量,但是,这种认知定位正在发生改变,市场这一"生态环境破坏的引发者"正逐步引发各界的重新审视。重新厘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城镇化过程中合理地利用市场路径来解决部分环境问题是生态城镇建设的可行路径。     

政府间行政协议：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法制创新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作用日益凸显。鲁豫两省签订的生态补偿“对赌协议”属于“政府间行政协议”,其实质是“公法契约”,具有“软法”治理价值。政府间行政协议作为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主要机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面临“决策难”、“执行难”的困境,其克服路径为通过政府间行政协议进行协同治理。政府间行政协议体现了绿色发展原则,以“软法”促进治理法治化、提升执法协同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政府间行政协议的完善路径为：由《黄河保护法》明确规定、完善协议签订和管理组织体系、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缔结程序、凸显核心内容、建立信息共享和动态评估机制、建立纠纷解决机制,以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内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及其善治方略

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理论研究的精细化、深入化,与外生态型政府相比,内生态型政府兼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政府生态化重塑的双重功能,追求五位一体的生态理念,进而实现政府善治的目标。而要实现这种由"外"向"内"思维路径的根本性转变,必须确定五位一体、生态优先的治理战略,网络治理、合作治理的治理理念,垂直化和扁平化相结合治理结构,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治理体制,生态服务、生态管理的治理风格,唯才是举、德才并重的用人机制,以及电子政务、人本服务的创新技术。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探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反思后,在新时期所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生态环境系统性、整体性和相互联系的特征,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不发达状况,政府所具有的特殊权威性和强制力,决定了我国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在职能定位、组织体系设置、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和地方政府间合作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偏差与不足,妨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机制、优化生态环保组织体系、健全多主体参与的政府决策机制、完善区域生态环保治理合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研究——基于环境政策视角的分析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保护生态环境成为面对的首要问题。我国现有的环境政策对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西部生态环境仍然面临着严峻形势:环境污染严重,水资源严重短缺,草地、林地资源破坏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等,促使国家应当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开展西部生态环境治理,建立完善的政府主导型、市场推动型和公众参与型的西部环境政策体系。     

新时代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与协调机制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空间单元,在这一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下分析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问题,有助于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而从协同治理的政策科学视角,判断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五个维度,将为构建沿线11省市协调机制奠定坚实基础。进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与协调机制的七种方略,将助推这一区域重大战略行稳致远。     

合作治理:实现生态环境善治的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治理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关键。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源于缺乏整体性的合作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体表现为:政府层面的角色错位和配套措施滞后、社会层面的力量薄弱和资源有限以及市场层面的企业自利性侵害环境公益性。提高生态环境的治理效果,可以尝试应用合作治理理论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的合作治理模式,以追求主体共存、生态共享、利益共荣为价值目标,最终取得生态环境善治的最佳绩效。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困境阐述与消解路径

地方政府是我国生态环境监管的关键主体,其生态环境监管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但目前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面临监管动力不足、监管体制破碎、监管效率不高、监管能力不足等困境,多重监管困境叠加导致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效能不高。可通过优化政绩考核制度与完善分税财政体制调动生态环境监管动力,加强省级政府垂直监管与强化政府部门联合监管构建生态环境无缝隙监管体制,采用现代监管手段与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生态环境监管效率,加强监管队伍建设与保障监管经费提高生态环境监管能力等途径,消解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面临的主要困境,提高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效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中的作用。     

论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

在生态治理中,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形成,不仅与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利益和自身利益有关,与嵌入在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和体制内软约束有关,还与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有关。构建并实施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应因可行之道。     

协同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趋势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交织在一起,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中国与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看,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经历了矛盾—对抗、共生—主辅两个时期,但两个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效果并不理想。有鉴于此,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等—协同关系,走向协同治理的道路。实现协同治理,要注意尊重价值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有限有为有效的政府,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促进政府与市场的协作同步,实现二者的互补。     

公众参与:生态城市建设的有效路径

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是科学发展,建设宜居型城市。政府环境行政的不足决定了生态城市建设必须吸纳最广泛的公众参与其中,生态环境的公共性使得城市公众有可能协调一致行动,以绿色生活方式促进家庭、社区、社会层面的生态环境改善。政府应当更加完善有关公众参与的法律和政策,为公众参与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现实渠道和切实保障;城市公民应自觉培养生态可持续性行为习惯,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自律、监管、建言献策的作用。     

省际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践及路径研究

为协同应对跨边界生态环境风险,我国各行政区加强了合作,尤其是省际跨域合作启动较早,从运动式协同应急治理、平台搭建、制度固化、模式创新等方面强化了协同治理,并不断的规范化,呈现出了一个螺旋式的演进趋势,效果明显。同时,跨域生态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严峻,跨域治理外部性明显、跨域全过程多主体长效机制不完善、跨域协同决策与协同执行难及效果差、跨域治理能力缺乏,严重影响了治理效果。为消除治理困境,跨域各政府应积极探索协同治理路径,推行跨域生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构筑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四全”机制,强化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合作决策与执行效能,提升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论生态示范区与生态文化之建设

建立生态示范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途径。在生态示范区建设过程中 ,国家、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环境补偿机制和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同时 ,必须大力建设生态文化。只有切实加强生态文化建设 ,造就生态示范区建设地区和全社会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主体精神 ,才能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 ,真正实现我国生态示范区建设工作的健康顺利进行     

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资本批判及中国方案

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分支。西方国家生态治理在资本逻辑驱使下呈现人与自然异化、生态与资本对立、生产与消费不适应以及资本全球性扩张引发的世界性生态危机等困境。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出发,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生态发展观、"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方法论、"构建良好生态环境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态价值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新时代,加强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以紧抓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建设为关键,以依靠多元主体共治生态,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构建平等均衡的国际生态合作等为基本举措。     

海峡西岸城市群生态环保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研究

基于生态治理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和区域性环境问题的"脱域化"特征,海西城市群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要以协同发展为契机,从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区域府际协同治理两大路径入手,统筹解决生态环保和资源利用的区域外部性问题。海西城市群应积极探索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政策、新模式,通过建立区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严格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健全多维长效跨域生态补偿机制、推广生态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与责任追究制度,尽快建立统一的资源环境管理制度和共保共育的生态安全体系,形成区域协同的生态环境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