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清汉学与宋学之关系

汉学与宋学皆为传统儒学的重要派别。清朝前中期是汉学鼎盛的时代。但自嘉道中期以后 ,传统汉学发生急剧变化 ,乾嘉以来一枝独秀的学术格局被打破 ,代之以宋学、汉学相与争鸣以及汉宋调和的局面。在乾嘉时期 ,作为学术潜流的宋学浮出水面 ,出现新的转机和发展趋势 ,并由衰渐兴。居主流地位的学术思潮被另一种学术思潮所取代 ,取决于诸多社会环境和学术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既有学术文化的内在演进轨迹与自我流变线路 ,也有社会客观环境变迁和学者们学术思维方式转变等外在影响。汉学在晚清的没落与宋学的复苏 ,正是上述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河北与海外汉学研究

河北作为我国经济、人口和文化大省,历来是海外汉学关注的一个核心区域。河北与海外汉学关联密切,清末民初甚至成为法国在华汉学的两大研究中心之一;近代以来,国外学术体系对河北所进行的经济、社会研究成果丰硕,产生过重要的学术影响;河北大学的西文善本书收藏也极具研究价值。作为海外汉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并握有珍贵的研究资源,河北应该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晚清“西学东渐”语境下的小说翻译

晚清“西学东渐”语境下的文学翻译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中体西用”的翻译原则.从晚清译者文学翻译的具体实例中可见,晚清译者的小说翻译策略主要受小说翻译的工具主义本质、封建礼教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中心观等因素的影响,文学翻译(主要是小说翻译)的目的不是对文学本身的学习与借鉴,而是译者结合时政用来表达个人见解、宣扬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工具.翻译时译者大都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大量使用删减、增补和改写的方法,用以满足国内读者的审美需求和阅读习惯,以迎合本土文化的主流价值标准.在翻译活动中社会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译作显现出浓厚的本土化色彩和鲜明的时代气息.     

北京传教士团与俄国早期汉学

北京传教士团是 18世纪初沙俄政府直接派驻北京的东正教会组织 ,目的是搜集各种情报 ,窥测清政府的政治动向 ,为沙俄制订对华政策提供依据 ,实为沙俄派驻北京的官方代理机构。正是它负有的这个使命 ,使得俄国早期的汉学家多出自北京传教士团教士和留学生中。他们的汉学研究为后来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中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起到一定作用     

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

汉学是一门几乎与中国研究同名的学问,本文提出的汉学主义却不是汉学的一种形式,而是一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性范畴,该范畴总揽了西方长期以来试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动机、逻辑、原因、认识论、方法论及其特点。本文试图对中国研究的一些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其主旨不是要修正谬误和偏见,而是要探讨支配汉学主义的认识论核心和工作逻辑。本文的具体目标有:构想和定义汉学主义,分析其理论框架和范式形成,描绘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些表现,探讨其工作原理和逻辑,指出其带有东方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及族群中心主义的观点、见解、信念和实践,最终目标是为构想出新的、更好的中国知识生产的途径而铺路。     

国内政治学视野中的海外新汉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与政治发展使得中国本身成为西方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中政治学视角的中国研究的迅猛发展是传统汉学走向新汉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对这一趋势,国内政治学界一直予以密切关注,从引进、评介到批判式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成果。基于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研究方法,可以遴选出路克利等高产作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产机构;同时借助于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可以发现,海外中国研究中关于政党、意识形态、农村和城市基层治理、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人大制度和法治建设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更受国内学者关注。对于新汉学成果,国内政治学界大体持有质疑与建构两种视角。从21世纪新汉学的发展来看,中国这个大样本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对象。因此,在面对新汉学时,每一个学科都不能缺位,政治学更是如此。关于未来对新汉学的再研究,如何自觉地克服我们自身的先入为主之成见,又有效地应对其中隐含的社会科学的自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甲午战争与西学东渐

从明朝开始西学已经在逐渐渗入中国,但是甲午战争对于西学东渐历程有重大影响.本文通过对甲午战争前后西学东渐的内容、方式、传播者等等方面的比较,来探讨甲午战争与西学东渐的关系.     

汉学或“汉学主义”

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 ,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包括虚构与想象 ,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蔽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 ,隐秘而不易察觉。“中国研究”出现 ,汉学进入后学科阶段 ,从冷战意识形态到中国威胁论 ,汉学的汉学主义贯穿始终。汉学主义批判触发的知识合法性危机 ,威胁到汉学学科与中国目前的汉学译介研究 ,后者的“自我汉学化”可能在无意识中助成的“学术殖民” ,从一个侧面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陷入虚幻。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利马窦是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他来华２８年，由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影响，他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学习儒家经典和介绍西方学术上，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介绍进我国，对我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

晚清学者桂文灿编撰的《经学博采录》,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史著作,长期以来,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由"其人与其书"、"荟萃与实录"、"汉学与宋学"三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该书作为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收录了乾、嘉、道、咸四朝的汉学传习活动,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内容更为详实丰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该书既是晚清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桂氏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     

苍茫谁尽东西界——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纪》读解

作为晚清文学知识分子中最早接触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文明者,王韬对于西方文明的认知解读接受,在时间上可以分解为上海墨海书馆时期、香港英华书院时期、英国协助理雅各佐译“中国经典”时期以及返港后在香港、上海主持《循环日报》和格致书院时期;而在对待西方文明的内容上,王韬的态度又可以分解为对待以新教为代表的基督教、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西学以及西方文学等三种不同的取舍方式。王韬的上述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基本上都可以从他的两部漫游随录中得以解读。本文就《漫游随录》和《扶桑游纪》中有关王韬对于东西洋文明的观感进行了介绍解读,并就其中的思想成因作了相应解释说明。     

论两晋文艺的美学风格及其精神

两晋150余年间,文艺美学风格、精神一方面承继汉魏遗产,另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精神。西晋文艺以诗文为主形成集大成的“华美”风格,它在西晋文艺堕入卑俗的描写中起着消极作用,而又在西晋文艺回归凡俗的抒写中发挥积极作用。东晋文艺综合呈现出“清”“淡”“雅”之美,铸成“晋人的美”的同时开启唐宋文艺美学风格。西晋文艺“华美”到东晋文艺“清”“淡”“雅”之美其实是西晋世俗精神向东晋超越精神的转向的外在显现,两晋文艺美学风格及其精神的转变提示着晋人的自我救赎。     

论西部开发中的东西部协调发展

实施西部大开发与当年沿海地区经济市场化不同,西部欠发达地区所面对的繁重而复杂的任务和新的外部环境,决定了只依靠西部欠发达地区自身的力量还无法有效地进行市场化建设,要依靠东西部的协调发展来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市场化进程。     

中国晚清重商思想与西方重商主义比较研究

中国近代重商思想和西方重商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两者都把商业和贸易看成增加社会财富、发展社会经济的主要手段 ,代表了资本主义早期商业资本和资本原始积累的要求。但是 ,由于东西方不同的国内外条件和文化差异 ,两者在内容和重心等方面又有着差别。这种联系和差别正是运用历史唯物辩证法比较分析需要找出的结果     

东周自尊复仇问题探究

东周时期,复仇现象极为普遍,其中自尊复仇占了很大一部分,凸显了当时人们鲜明的自尊心理。自尊复仇的大量出现,与"天道观"的变化及民本思想的深入人心、宗法制下与君主有血缘关系的群体自尊心理的放大、"百家争鸣"的自由思想氛围、"礼贤下士"之风的盛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中华民族不为外侮的民族精神和气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秦汉之后,由于专制空气日浓,人们的人格尊严受到了挤压,自尊复仇的现象不再大面积出现,隐讳温良处世的民族性格得以定位。     

试论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差异和共性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既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同时又呈现出多样性。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构成了东西方各异的政治文明形态。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充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共同成果,把西方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有机地结合。     

论晚清政府的华侨教育政策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海外华侨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教育政策上也进行了很大调整。由于华侨在海外普遍受到歧视和压迫，华侨子弟被禁止进入当地学校学习，这样华侨只有仿效国内的私塾创办“义学”。随着驻外机构的设立，以左秉隆、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注意到海外华侨恪守中华伦理道德，并具有清政府可资利用的经济潜力，如不设立学校对华侨子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他们就面临被西方文化同化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的一些洋务官员开始在海外创办了一批华侨学校。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挽救其封建统治，一方面提倡实业救国，积极吸引海外资本投资国内实业；另一方面大力创办教育，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战败也深深地触动海外华侨，受国内兴办教育热潮的影响，海外华侨也形成一股兴学之风。清政府也采取措施，加大了对华侨教育政策调整力度，鼓励国内教员到海外侨校任教，改善海外侨校师资状况；派员巡查，加强对华侨学校的管理；鼓励创建侨校，扶持侨校的发展；在国内建设华侨学堂，鼓励华侨子弟归国就读；极力招揽学成人才，提高华侨政治地位。清政府改变华侨教育政策有着明确的目的，其一要宣扬忠君思想，消弭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对华侨的影响，巩固其统治；其二要吸引华侨资本，兴办国内实业，摆脱经济危机。但清政府发展华侨教育的种种措施在客观上促使海外殖民政府改变华侨教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侨的教育状况，同时也大大激发了海外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加强了华侨同祖国的联系和感情。     

西方早期汉学试析

17-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在学术史上属于早期汉学时期.西方早期汉学大致可以1688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利玛窦为首的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儒生的帮助下,研习文化典籍,体察风俗习惯,使早期汉学一开始就处在较高的起点上.第二阶段,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早期汉学转入法国中心.西方的早期汉学为19世纪以后现代成熟的汉学搜集了多方面的原始资料,奠定了基本的研究领域.     

东西方思维差异研究评介——兼评尼斯贝特《思维的地域性：东西方思维差异及其原因》

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所有人类群体都以同样方式理解和推理问题,认为人类思维没有什么差异。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E·尼斯贝特在他的《思维的地域性:东西方思维差异及其原因》一书中,通过实践性的研究指出,东西方人思维方式特点差异很大。但认知是可以改变的。世界会朝着趋同的方向而不是分歧的方向发展,东西方文化以及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融合,使东西方思维方式有趋同的倾向。文章对尼斯贝特的观点进行了评介。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国近代大学的创建

中国近代大学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本文试图分析在它创建过程中东西方文化在教育上的冲突与融合,指出正确看待民族传统文化对于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