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视境：传媒作为世界（上）——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的四个世界

对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丰富内涵的阐释,是传媒批判理论始终如一的目标.具体来说,最初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文化世界的发现;继而,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权力世界的发现;然后,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文本世界的发现;最后,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游戏世界的发现,它意味着文化世界、权力世界、文本世界的消解,也意味着全新的传媒世界的即将莅临.     

传媒:充满权力的眼睛——以女性主义传媒批评为例

在传媒化生存的今天,意识形态和权力构建的有效过程主要通过大众传媒完成,传媒呈现出一个又一个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与妥协的文化景象。文化和传媒研究的批判学派着重考察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而经验学派基于大量实证研究的控制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理论同样揭示了传媒文化中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和权力争斗,暗合了批判学派的观点。女性主义是具有浓郁意识形态特征的词语,女性主义者和各种女性主义理论自然不会放过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场所的传媒阵地。因此,本文以女性主义传媒批评为例来阐述传媒与权力的关系。     

格雷厄姆·默多克和他的传媒政治经济学

格雷厄姆·默多克是西方传媒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创者、当今英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传媒政治经济学重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间隔”,善于从经济结构和所有制关系的层面来剖析大众传媒的内在矛盾,重新思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身份和文化权力,由此,它是一种在后现代语境下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解读。     

和谐传媒语言的构建

传媒语言是否和谐是大众传媒能否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不但关系到大众传媒的宣传报道功能、国民素质教育功能、文化审美功能能否顺利实现,而且还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水平.分别从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对大众传媒的语言使用现状做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构建和谐传媒语言的基本途径,即语言政策是传媒语言和谐发展的有力支持;语言态度是传媒语言和谐发展的主观因素;语言规范是传媒语言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语用原则是传媒语言和谐发展的基本准则.     

“公共领域”与传媒批判理论的转向

哈贝马斯从批判理论中发展出“公共领域”概念,以其公共领域理论为中心,并用生活世界殖民化、市民社会、交往理性等理论回应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路向;传媒批判理论主要着力于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消费文化批判,其基础的错位导致与传播学经验学派形成紧张,而且对传媒行为的研究很乏力;而“公共领域”理论却为传媒批判理论注入了从批判到建设的新内涵,促成了传媒批判理论从破到立的转向,交往理性成为传媒批判新的追求。     

现代传媒文化的病灶根源

20世纪大众传媒文化的兴起改变了过去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景观.现代传媒文化在市场利润的诱惑下沦为商业文化,这种文化因为过度迎合一般大众趣味,从而伤害到传媒文化理性本身;战争期间传媒被各国政府严加控制,传媒多数沦为战争宣传机器,这在历史上同样引发了人们对传媒文化的恐惧;20世纪也是一个民主观念盛行的世纪,民主以及传媒被不同集团或者政党所利用,从而对传媒文化理性造成另外一种伤害.     

传媒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研究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思潮,其源于时代变迁引起的社会生活的转型与文化自身的变化。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现代文化总是与传媒密不可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传媒文化的概念充分体现了这一关系。因此,传媒研究的文化转向势在必行,这种转向打破了传统学科的界限,为传播和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研究方法,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究传媒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使传媒研究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     

试析市场背景下教育传媒的行走路径

作为传媒,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作为专业传媒,它又有着与大众传媒不完全相同,且不能突破的固有的性格特征。这一切,就决定了教育传媒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必须与大众传媒有着不同的行走路径。     

试析市场背景下教育传媒的行走路径

作为“传媒“,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作为“专业传媒“,它又有着与“大众传媒“不完全相同,且不能突破的固有的“性格特征“。这一切,就决定了“教育传媒“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必须与“大众传媒“有着不同的行走路径。     

文化媒介化中现代传媒的角色和责任初探

中国在由"世界工厂"向"符号工厂"演进的过程中,现代传媒深度介入并主导文化符号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文化的媒介化趋势日益显现。这不仅表现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再造上,也表现在新文化符号的生产与消费上。而新媒体环境下的"群众书写"和"出版后过滤"的生产与把关机制,更是大大地推进了这一趋势。文化的媒介化不仅为我们理解现代传媒的角色与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同时也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代传媒的社会责任:一是发挥现代传媒在符号生产中的主导作用,防止现代社会的符号鸿沟;二是善用传媒符号权力,化解现代社会文化消费中的符号暴力;三是坚守现代传媒的公共性,警惕文化媒介化背后的权力渗透。     

意识形态批判视野中的大众传媒

“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重要的范畴,同样是大众传媒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大众传媒是重要的意识形态传播工具。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异化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大众传媒意识形态化,对公众的价值选择产生了诸多影响。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建构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因此,应坚持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视野下审视大众传媒的功能问题,批判传媒异化现象,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传媒文化,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传媒文化的感性欲望叙事——传媒娱乐化现象解读

传媒娱乐化是当代大众传媒娱乐功能的重要表现.从文化与欲望叙事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基于感性欲望的存在而生,以感性欲望叙事的方式呈现,并通过感性欲望的满足与再生产而得以延续.所以,传媒娱乐化就是传媒文化形形色色的感性欲望叙事集合于宏观层面的表现,是传媒文化在消费社会与传媒技术发展的条件下作用于感性欲望的结果.     

论古德曼对世界构造理论的批判

对于世界的构造理论,在古德曼看来,世界是多元而不是唯一本质的,世界是被构造而不是被发现的,真理具有相对的适合与可接受性,艺术、哲学、科学都是构造世界的方式,它们的目的都是推进我们的理解。     

“公共领域”视角下的传媒负功能探析

本文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念为切入视角,从大众传媒自身,传媒受众(公众)和社会组织三个方面,探讨当代社会中,作为公共领域载体的传媒性质所发生的负面变化:传媒原有的思辨性功能遭到削弱;传媒受众集体性的公共辩论难以组织;大众传媒成为社会组织扩展自身利益的工具,并提出传媒公共性的重构对策。     

传媒翻译：把握话语权——再谈后殖民主义译论语境下的翻译策略

翻译与话语权的密切联系一直是语言文化中的霸权运动——后殖民主义译论关注的话题。针对全球信息传播失衡,中国文化贸易严重逆差的状况,鉴于当前公众对于大众传媒日益增长的文化信仰与依赖,以及传播媒介作为文化扩张过程中最有力的制度手段这一社会现实,提出要针对传媒文化产品的翻译重点,做到发现与输出同步,编译与重塑并重,以中国人自己中译外的方式加强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和话语权的获得。     

传媒翻译:把握话语权——再谈后殖民主义译论语境下的翻译策略

翻译与话语权的密切联系一直是语言文化中的霸权运动——后殖民主义译论关注的话题。针对全球信息传播失衡,中国文化贸易严重逆差的状况,鉴于当前公众对于大众传媒日益增长的文化信仰与依赖,以及传播媒介作为文化扩张过程中最有力的制度手段这一社会现实,提出要针对传媒文化产品的翻译重点,做到发现与输出同步,编译与重塑并重,以中国人自己中译外的方式加强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和话语权的获得。     

农村传媒生态环境建设策略研究——基于吉林省四平地区农村传媒状况的调查分析

信息时代大众传媒高速发展,媒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农村大众媒介的接触情况仍不乐观,农村传媒生态的良性发展环境还有待进一步建设。本课题通过对吉林省四平地区农村传媒受众接触情况及传媒环境的抽样调查分析和研究,总结农村传媒生态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有益于优化农村传媒生态,使大众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传媒文化的理性思考

本文全面批判了大众传媒领域的媚俗文化现象,并对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担当“把关”重任的传媒人背弃了职业道德与操守,应对大众传媒的媚俗负主要责任。     

认识世界发现世界--再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价值,怎么评价也不过分.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来人说,主要起到了认识世界、发现世界的作用一是认识到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我国与邻国人民可以友好相处、友好往来;二是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三是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具有互补性.此外,还认识到世界的广阔和发现了一些新的地区和领域,以及很多未知的物产、文化和技艺.这是郑和的重要历史功绩,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现代传媒在儿童亲社会行为形成中的促进作用

西方大众传媒与儿童研究已经有80年的历史。大众传媒极大地影响着传媒受众对世界的知觉。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形成受其对大众传媒内容理解水平的制约,对传媒的理解要受周围社会情境的影响。如果父母对儿童的传媒视听行为给予积极的"中介作用",将极大地促进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形成,从而减少传媒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