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Q典型的问题——与林兴宅同志商榷

《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发表了林兴宅同志的《论阿Q性格系统》,在国内影响很大。例如,有人说:“看来林兴宅是有意识地选择人们讨论较多的、难度较大的课题初试这种新方法论的‘刀锋’的。”有些人虽然不同意新方法论,但看了这篇文章后,也认为对阿Q形象的研究有新的突破。笔者也想略表管见,与林兴宅同志争鸣。     

评“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的主张

熊映梧同志最近在一篇文章里提出了“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的主张。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有展开讨论的必要。这里且把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不当之处,请熊映梧同志和其它同志批评指正。一、应该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和现状     

关于阿Q“革命性”问题及其他——与周天、无宜两同志商榷

最近我們讀了《跃进文学丛刊》第二期上周天同志的“典型——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統一”和《学术月刊》一九五八年十月号上无宜同志的“反对阿Q典型研究中的修正主义”两篇文章。两位同志肯定了典型中的阶級性,并結合修正主义者提到的几个人物加以分析;这样就再次論証了一个道理:任何人物典型(即使有的比較复杂)必須遵循“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统一”的原則去考察,才能給予正确評价,抹煞人物阶級性是不可能的。“阿Q”是修正主义者在典型問題上进攻的据点之一。两位同志在論文里都肯定了阿Q的农民身份,分析了他的性格,并且强調了作为农民阿Q所蘊蓄的“革命性”。这就駁斥了錢谷融、蔣孔阳等人企图     

文化进化学提要——有关人与文化的再度思考

牛龙菲同志曾在我刊发表了《关于人与文化的两点思考》一文。在此基础上,该同志更进一步研究探讨文化问题,撰写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该同志基于“人类进化是文化进化”的认识,提出了“文化进化学”的构想。     

阿Q性格及其系统批评——兼与林兴宅同志商榷

近年来,系统方法已为一些文艺理论家谈得不少了,但将这一方法具体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来的却并不多见。林兴宅《论阿 Q 性格系统》(以下简称《论阿 Q》)一文,试图运用系统方法研究阿 Q 性格,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其影响所及,使当今文论界一些同志认为它实际运用系统方法解决了阿     

反对阿Q典型性研究中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者歪曲鲁迅先生所创造的不朽典型——阿 Q,用它来作为修正主义理论的根据。修正主义及一切资产阶级学者都在阿 Q 典型性研究中贩卖过私货,现在我们又在蒋孔阳先生的“谈谈阿 Q的典型性问题”(载学术月刊八月号)一文中看到了这种东西。对蒋先生的论点我们表示不能同意,特别是,这种论点代表着前一时期典型问题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因之,我们认为有提出来加以讨论的必要。蒋先生在文章中着重提出两点:一、阿 Q 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形象,他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不能够仅只从阿 Q 的性格当中,概括和抽象出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特点,就轻易地得出结论说:‘阿 Q 是什么典型’”。二、他认为“讨论阿 Q 的典型性问题,还应该把典型性格与阶级性格分开。”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在分析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反对简单化的贴标(?)的办法,应该看到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艺术形象的鲜明的个性特征。但是,性格本身不管如何丰富和复杂,它仍有基本的一面;艺术形象的个性特征总是和他的阶级性密切结合的,我们仍然可以根据这基本的方面来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说:这是某某典型。决不能因为性格的复杂性就否认有认识典型基本倾向的可能性。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典型论中的自然主义和认识论中的不可知论、绝对相对论。     

模糊数学和模糊文艺学的联系与区别

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移植模糊数学的某些原理来进行美学、文艺研究的文章,谈得比较多的是模糊的审美现象,其次是模糊的创作心境,再次是文艺创作中模糊思维和模糊语言的运用、人物的模糊性格以及主题的模糊性等等。刘再复、王世德等同志都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王世德同志有好几篇文章将模糊数学与美学联了姻。李欣复同志在《关于模糊文艺学的几个问题》(载《人文杂志》1985年第6期)一文中还主张建立“模糊文艺学”。这都是很有意义的。     

也谈《辨骚》篇的归属问题

牟世金同志的《(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一文发表后,笔者和其他同志曾著文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最近牟世金同志又发表了《关于(辨骚)篇的归属问题》一文,认为对他这篇文章的批评,“主要是对拙文中的‘总论’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集中在《辨骚》篇的归属上。”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有关批评文章,涉及到了牟世金同志那篇文章的全部主要论点。就本人那篇文章来说,虽只批评了他的关于“总论”的观点,但不只是讲《辨骚》篇的归属问题,更重要的是批评了他对“原道”、“宗经”及其相互关系的看     

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庄子究竟有什么精神——与陆钦同志商榷

陆钦同志的《庄子有阿 Q 精神吗? 》(《江淮学刊》1963年第4期)一文,基本上可以概括成这样两个意思:(一)说庄子有阿 Q 精神,就是把庄子思想现代化;(二)鲁迅在《阿 Q 正传》中所描写的雇农阿 Q ,其人品质糟得很,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庄子好得很,他不仅没有阿 Q 精神,而且是情操高尚的人。我认为陆钦同志的观点及其论证方法都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点,他是误解了关锋同志的意思,并借口反对现代化,割断历史联系。第二点,抽象的谈论“反抗”、“战斗”、“骨气”之类的东西,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下面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同陆钦同志讨论。一、说庄子有阿 Q 精神,就是把庄     

再论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研究对象问题

近年来,广东哲学界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这是很好的。在探讨中,有的同志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有不赞成别的同志一些提法,现在提出来商榷,并就教于诸同志。一、从研究对象看社会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系有的同志认为:如果“把社会主义辩证法变成一般辩证法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可能“把它变成一般辩证法学科的具体例证”。这里说的“一般辩证法”,其实是指唯物辩证法,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再论“共同美”在哪里?

一九七八年《复旦学报》复刊号刊登了邱明正同志的《试论共同美》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艺术工作者和美学爱好者的兴趣。我在去年第一期《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与邱明正同志商榷的文章,题为《“共同美”在哪里?》。接着,去年第四期《复旦学报》发表了胡惠林同志和姜浪萍同志的两篇文章,对我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同时,我还收到了几封读者来信,都是与我商榷的。关于“共同美”的讨论不仅     

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与黄振奇同志商榷

黄振奇同志在《红旗》1980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于“有计划发展规律”产生的经济条件、要求及其同价值规律的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理论阐述。实际上,作者的许多观点也是多年来在我国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对于这些观点是否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本文准备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能得到黄振奇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批评指正。     

再论“两变”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命题

张江明同志在《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和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探讨》(载《学术研究》1981年第6期)一文中仍然坚持“两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概括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并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再探讨”。对于张江明同志“再探讨”一文中一些主要观点,我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同张江明同志“再商榷”。不对之处,敬请张江明同志和其他持不同观点的同志批评指正。 (一) 我认为,首先要把哲学问题同哲学命题区别开来。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短语,它不是一个哲学命题,不是哲学判断。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恩格斯总结了哲学史上唯     

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

我在1985年《哲学研究》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以后,陆续看到了一些批评文章,但均无暇作答。刘福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我那篇文章的“失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六点诘难,并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由于他提出的都是一些原则性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我感到有一辩之必要。下面我就按照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的顺序,谈谈我的看法。     

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第一章——与张鸿奎同志商榷

读了《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发表的张鸿奎同志的《人类原始社会有个木器时代》(读书笔记)的文章后,有一些想法,提出来与张同志商榷。 一、什么叫木器时代 或许是由于我对张同志所说的“关于木器时代的概念和意义”不理解,我总感到张同志对于“人类原始社会有个木器时代”这样一个问题,没有阐述清楚。我认为木器和木     

从陈白沙的诗词论证他的哲学思想

“理论与实践”第二期刊出了章沛同志的“关于陈白沙的哲学思想问题”一文后,接着在第四、五期合刊上,又有李锦全、陈玉森二同志撰写了“陈白沙哲学思想是唯物论的吗”一文,对章同志论述的诸有关问题提出异议。我认为这样的讨论对于整理中国哲学遗产是有好处的。现在谨根据我在读白沙诗词的过程中所发现的白沙哲学思想,把它初步补缀成篇,用以就教于章沛、李锦全、陈玉森等同志及研究哲学史的同志们。     

美学问题争论的分歧在哪里

一在讀了“人民日报”上蔡仪同志、朱光潜先生、李澤厚同志等最近关于美学問題的文章后,觉得有些意見耍說,——尽管我的意見可能是錯誤的。首先,我想就蔡仪同志对黄葯眠同志的“食利者的美学”的批評說几句話。蔡仪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批評是有正确部分的,沒有必要为黄葯眠同志的文章中的缺点和錯誤辯护。但是,这一批評是不公正的,它的批評方法态度上不仅有着严重的缺点,而且,在論点上也并不都是科学的。我觉得,蔡仪同志的批評方法、态度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是因为他的批評不完全     

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吗——与刘明夫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1979年第四期刘明夫同志所写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下简称《经济形式》)一文,比较集中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一观点,认为“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规律来管理好整个国家的生产与流通”。这篇文章也代表了当前不少同志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地位及作用所作基本估计的观点。我以为,这一观点还需要认真加以探讨,愿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一些看法。《经济形式》是从社会主义企业间的经济联系,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问题的。这里的“经济形式”,本来应是指的“经济联系形式”或“交换形式”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着     

和唐弢同志商讨两个问题

一九七八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刊载了唐弢同志《谈“诗美”》这篇文章。本人对于美学是门外汉,的确没有发言的资格,不过在《谈“诗美”》这篇文章中,有两个问题,我不同意唐弢同志的意见,提出来和唐弢同志商讨。第一个问题:《谈“诗美”》说。记得过去读相传为沈约《四声谱》里所说的“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心里想:既辨四声,又主调节,大概真的是为赋诗作文而写的吧,但和歌唱的音韵难道就没有一点关系了吗?     

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形成的问题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问题,以前有若干论文发表.他们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虽在对具体问题上并不一致,但对一些基本问题已趋向统一.下面笔者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形成的时间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党史研究》曾发表一篇文章:《“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问题》文中讲:“我认为毛泽东同志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才是这条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但现在多数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这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应是1930年前后,形成这一基本理论的标志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笔者同意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