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刻辞中"以""比"非连词说

殷墟甲骨刻辞中 ,“以”和“比”常位于两个相同成分之间 ,但它们不是连词 ,而是动词 ;因为它们的主语可以省略 ,它们的宾语可以前置 ,它们可受副词修饰。这项研究表明 ,单纯依据语序来判定某个字是否连词是不可靠的     

《初刻拍案惊奇》故事来源三考

《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金光洞主谈旧迹玉虚尊者悟前身》入话所叙“王方平是琅琊寺僧”中的“王方平”应该是“张方平”;卷十六《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的入话不仅见于《智囊补》．也见于《耳谈类增》．正话源自《耳谈》;卷二十六《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的入话故事和正话故事都来自于《耳谈》。     

古汉语主谓间"而"字研究

语法学者对古汉语主谓间的“而”字有多种解释 ,虽都有一定道理 ,但都存在不足。从历史发展看 ,这种“而”原是个复指代词 ,在上古汉语右行结构和复指淡化的作用下 ,逐渐变成单纯的不承载任何意义的连词。由于“主 +而 +谓”可以使用于多种句法位置 ,一部分“而”分化为假设、转折、承接等连词 ,也有一部分仍是单纯连词 ,成为上古汉语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明代内府刻书机制考论——以敕纂修图书为中心

通过对《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史料的钩沉,勾勒了明代敕纂修图书的运作机制,明确了明代内府刻书是由图书编纂、审定、刊刻、装帧、发行等一整套业务流程构成的国家级出版活动,其实质是明代皇家的刻书。太监在明代内府刻书中只起到了司礼监刻书与其他机构所刻书版的管理职责,与内府刻书质量关系不大。     

明代内府刻书机构探析

明代的内府刻书是明代官府刻书的杰出代表,以往学者大多以为司礼监经厂就是内府刻书的唯一机构,偶有持论不同者,亦语焉不详,没有对内府刻书的具体承刻机构进行系统考究。根据《明实录》及内府刻本等一手资料考察,明代内府刻书除了司礼监经厂之外,在中央,尚有工部、礼部、秘书监、内官监等机构,在地方,则有寺庙和地方书坊。据此提出,明代内府刻书是皇家的刻书,受皇帝敕命刊刻是这一版本类型的本质特征。     

论《马氏文通》的“而”

通过对《马氏文通》的连词“而”的六类语法功能和四类语义关系的归纳,分析了《文通》论述的连词“而”只连接“动静诸字”的语法功能和所连接的上下两个语言单位可以有多种语义关系,从而论证了《文通》的连词“而”已具备完整的、科学的体系,现行的古汉语语法仍未能超出该体系     

汉语中表示主从关系的连词

§0.现代汉语中的连词,总共约有120个左右,常用的有90个左右。一般按意义将连词分为两类:(甲)表示联合关系的连词,如“和、跟、或者、还是、与其、宁可、不但、而且”等;(乙)表示主从关系的连词,如“虽然、但是、即使、因为、所以”等。本文只讨论表示主从关系的连词。§1.表示主从关系的连词,常用的有60个左右,约占常用连词总数的三分之二。可以分为以下七组:     

西夏版刻文献中的刻工、书者和功德主

梳理存世西夏文版刻文献中的刻工、书者和功德主后发现,西夏仁宗时期刻字司刻本版口的刻工名字多为简称,这些官方工院的刻工也会接受捐刻人聘请书写佛经;西夏佛经官刻本雕版书字人以李阿善最为活跃;如果是皇家举行的大法会上印施的所谓“寺院本”佛经,一般由“功德司”负责组织翻译,由“工院”负责雕版印制,其功德主是皇帝、皇后、太子等,如果是私人捐刻,往往也是官宦人家。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西夏文刻本的功德主信息一般出现在卷尾跋语中,唯有西夏文《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инв.№2865)中有蝴蝶装四叶印版在版心位置刻有党项族功德主信息,说明这个文本是由这些人捐资刊刻的。此前我们曾根据2865号卷首“师资承袭图”中出现“白云释子”即白云宗祖师清觉的画像,推测其为元代白云宗西夏后裔所刊《河西藏》的遗存,该本党项族捐资人信息出现在版心位置并用汉字标记页码等做法进一步佐证了这一推测。     

清代中前期的民间刻书及其文化贡献

清代中前期是我国民间刻书的巅峰时期,形成了以江苏、浙江、安徽和北京为代表的四大刻书中心。私宅刻书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名人学者的自撰著作、前贤诗文、校勘考据类著作和巨室大族的谱牒;坊肆刻书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文教科举、日常生活、诗文选本和宗教迷信类著作。其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禆益于文化典籍的整理,文化教育的普及,国民素质的提高,文化生活的丰富,校勘辑佚的繁盛以及辑佚学、校勘学和目录学理论的成型与提升。     

毛晋复社活动考实——兼论毛晋与冒辟疆、祁彪佳交游

毛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诗人,也是一位重要的社会活动家。作为钱谦益入室弟子,同时受业于复社名士周之夔、魏冲门下,毛晋与诸多复社成员有交,尤与复社魁目顾梦麟、杨彝最契。通过勾稽材料,考辨梳理,我们发现毛晋曾参与崇祯九年复社金陵大会,并代“复社领袖”张溥刻书,与“复社公子”冒辟疆交游唱和,与“复社宗主”祁彪佳书信频频,刻书是其游于复社间最亮眼的名片。     

主谓间之“而”字辨

文言文的主语和谓语之间,有时使用一个“而”字,这样“而”字常被解为用如假设连词“如”,承接连词“则”,或陪从连词“之”.本文仅就这种情况试作探讨. 一使用在假设分句的主语和谓语之间,被解为用如假设连词“如”的.如: (1)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早期刻经、写经的文本流变及其语言文字学价值

我国刻经活动始于北朝时期，主要集中在邺都近畿，至隋唐时期敦煌写经、房山石经大量涌现。对比早期刻经、写经与刻版大藏经《大正藏》可见，早期刻经、写经呈现语句简单、用词朴素、借字繁多的基本样貌，北朝邺都近畿刻经更是展现出使用古字的特点。佛经在后世发展中呈现以增加、改换字词为主的语言演变，所改换的字词多以近义词为主，少有增减语句、省减字词的现象，偶见错漏之处；同时音译词的差异佐证了中古语音的变化；在经文传抄演变中多将借字改为本字，部分借字保持原貌显示了佛经抄写的相承性。对早期刻经与各版本《大正藏》差异及相合情况的量化分析进一步表明，《大正藏》通行本与早期刻经的不同之处多能在其他版本《大正藏》中得到体现。总之，早期刻经、写经二者多相吻合，推进了对佛经翻译原貌的揭示；早期刻经、写经能够补正传世佛经,两者互相印证，是对“二重证据法”的充分实践。早期刻经、写经在文献学、版本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美姑岩刻"的年代、族属及内涵初考

“美姑岩刻”年代在笃慕之前,距今2700余年,系濮人所刻;杜宇从朱提出发到郫邑为王称帝,可能途径美姑、乐山等地。杜宇或杜宇的儿子败逃时,也可能选择这条路线南撤。“美姑岩刻”在美姑出现将不是出于偶然。“美姑岩刻”可能与祭祀有关,与祭神或祭祖有关。“美姑岩刻”的古老历史、丰富的刻画图形、神秘的内容,对于研究古代濮人、古代彝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艺术等,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北史》纠误一则

《北史》卷八《北齐本纪·后主高纬纪》“武平五年五月”条有云:“是月开府仪同三司尉破胡、长孙洪略等与陈将吴明彻战于吕梁南,大败,破胡走以免,洪略战殁,遂陷秦泾二州。”其中言吴明彻败尉破胡的地点在“吕梁南”,有误。     

古代汉字行款成因探源

古代雕版刻书或文字书写最为常见的行列格式是下行左书,但仅从书写便利的角度考察其成因,将之归因于行为习惯的结论不足以服众;从简策书写的影响方面立论,又为时已晚。作为中国书法篆刻的源头,甲骨文契刻隐藏有汉字行款成因的重要信息,“用刀乃右手”、“自右向左或由上而下执刀直冲”、“将甲骨旋转,以便取势”等刀法特点,是形成古代汉字下行左行行款的更为久远、也更为直接的成因。     

黎族历史上刻木记事习俗浅析

本文通过对现存的海南岛五指山区黎族“刻木记事”实物和有关民族学文献资料的分析 ,比较全面地探讨了黎族社会中现在业已消失了的“刻木记事”习俗及其文化内涵。     

代词“自”和副词“自”——《马氏文通》学习笔记

一这里要讨论的“自”,只限于在语义上与“自己”有关者,介词“自”,连词“自”不在讨论之列。《马氏文通》有三处谈到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自”。卷二代字章“重指代字”一节说:“‘身’‘亲’‘自’‘己’四字,皆重指代字,人己通称,而‘身’‘亲’二字必居主次。”“‘自’字可主可宾,而其居宾次者,必先于宾之者,宾于介字者亦先焉。”“互指代字”一     

“乙”为燕字说

古文字有字,它就是燕。《说文》:“燕燕,玄鸟也。齐鲁谓之。” 其实就是“乙”字。明人梅膺祚撰《字夤》说:“《说文》燕之、甲乙之乙,字异音异。隶文既通作乙,而燕乙字亦与甲乙字同音,故甲乙之乙亦云燕鸟。”陆机《文赋》“思乙乙其若抽”,李善注《文选》本作“乙乙”。 就是燕子。山东人至今仍把燕子叫做“重乙”;梁山泊好汉燕青(山东人),大家叫     

“刻文骨”与“骨刻文”之性质推断与价值蠡测

我国出土过很多甲骨,多是热卜类型,以致于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骨卜主要属于热卜类型.20世纪末以来,在山东省区域内发现了数量颇夥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刻文骨”,其用途与性质则应是龙山文化时期冷卜遗物,其骨刻文为冷卜之兆象而非古文字.理解了以上这一点,对于我们重估巫教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对于弥补龙山文化研究上一些“知识谱系”的不足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抱朴子内篇》中连词“而”的研究

《抱朴子内篇》是东晋葛洪所著的一部重要道教典籍,保留了较多的魏晋口语成分.连词“而”在《抱朴子内篇》中共1 082例,有的地方单独用为连词,有的地方跟其他词组成“而”字词组做连词,还有的地方与其他连词或副词搭配使用,组成关联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