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青藏高原生态脆弱区的保护与重建

青藏高原属于我国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设四大主体功能区的构想,高原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分布广泛,它们的主体功能都是提供生态功能区.该区域同时又是我国贫困人口的集中分布地区,面临着提供生态功能区与发展经济的双重压力.所以.该地区的保护和重建应采取包括广泛宣传青藏高原保护与重建的重要意义、大力发展资源优势产业、建立健全财政支持体制和生态补偿机制、适度进行生态移民以及创设土地发展权等措施.     

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经济效应研究

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并且生态环境脆弱,是影响国家生态安全、经济安全、边疆安全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特殊地区。文章在分析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及生态补偿状况的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生态补偿对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虽在一定程度有促进作用,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增加,但影响不显著,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和退牧还草补偿可以增加居民收入,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导致居民收入减少,生态补偿"组合体"、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退耕还林补偿、退牧还草补偿的"城镇"效应挤占"农村"效应。因此,需建立生态补偿主体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方式的多样化格局以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才能更好地促进新疆产业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双赢。     

安徽大别山生态文明的制度保障体系建构

安徽大别山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层面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既影响其辐射范围内生态产品的供给,更扩及相邻省市地区的生态安全.在合理规划该区域发展定位基础上,着力打造“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农产品加工业、特色旅游业、红色影视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借以畅通融资渠道,优化产业布局,落实转移支付,创新培养机制,扩大公众参与,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研究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融合涉及众多异质主体融合关系的塑造,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融合行动者意图,催生融合效应,进而理顺生态融合行动者互动关系,揭示生态融合内在机制,构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进一步通过生态融合理念的同化、生态产业关系的重塑、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打造等路径夯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提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水平。     

探析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开发的"度"

单纯从自然因素的角度来讲,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开发的"度"受自然资源的制约.把握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开发的"度"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形式.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互转化关系是把握"度"的理论依据;主体功能区构建的设想是遵循"度"的政策导向,生态补偿机制的逐步完善是实践"度"的制度保障.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研究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对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十分重要.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应从理顺相应的法律关系着手.目前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成立的规范性依据主要是一些法规与规章;而事实依据包括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损失、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惠益以及损失与惠益之间的因果关系.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以“区域”为尺度,其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恒为区域利益与行为的“代言人”——政府;客体为区域供给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主要内容为补偿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按照协议的约定、围绕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持续供给活动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我国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下的主体功能区划研究

作为国家新的区域管理模式,主体功能区划的基本原则会深化不同区域之间利益的不平衡.笔者从产业、人口迁移和公共服务支出等三个层面对不平衡性产生的机理进行阐述,进而认为主体功能区划的顺利实施必须依赖于完备的区域间利益平衡机制,而生态补偿正是这些机制中的重要内容.生态补偿是诸多具有尺度性、区域性特征的政策、手段和方法的集合,针对不同主体其操作的原则和路径是不尽相同的.因此,笔者尝试性的针对主体功能区的特点,以平衡区域间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为目标,设计切实可行的主体功能区间的生态补偿实施路径.从区域和局地两个层面,以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为基础,构建区域生态补偿体系,最后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民族地区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思考

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实施生态补偿是保障民族地区生态建设的关键.自1999年国家实施退耕还林等生态补偿政策试点以来,民族地区退耕还林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面临补助年限偏短、补偿标准偏低、组织考核以及配套政策问题.因此,本文建议:促进民族地区主体功能区建设,实行分类管理,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完善退耕还林补偿政策,实施盯住粮价的浮动补贴机制;在直接补偿的基础上,转向以可持续能力补偿为主;除了国家补偿外,还应对民族地区生态建设实行区域之间、流域之间生态补偿.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研究

科学评价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目前大部分省、市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都是一套指标,相同标准,既忽略了各地区生态系统特征、资源环境本底、社会经济基础和人类活动形式的区域异质性,也尚未体现其在国土空间开发中特定的功能和定位.新时期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要求逐步形成主体功能明显的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区域的主体功能不同,发展的首要任务不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路径也不同,建立差异化、精准化、现代化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更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协调统一.从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区域分异客观规律和地域功能适宜性出发,构建包括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制度和生态文化五个维度,分区分类的主体功能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和标准体系,为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机制,推动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落地提供了补充和参考.最后,建议优化调整现有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制度,提高资源环境基础数据质量以及建立健全差异化配套政策体系.     

基于生态足迹法的生态适度人口研究——以皖江城市带为例

运用生态足迹分析法,对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主要9个城市进行生态适度人口的分析。计算得出所有城市中马鞍山和铜陵生态赤字水平相比其他几个城市比较高。通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数据,计算出生态适度人口,再运用MAPGIS对数据结果进行空间分布。研究表明:皖江城市带的生态赤字水平和适度人口水平分布基本上符合"一轴双核两翼"产业布局特点,"轴心"和"双核"城市的生态赤字较高,适度人口容量较小;"两翼"城市生态赤字较低,适度人口容量较大。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新探

目前我国学术界已形成通说的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有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鉴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效益或生态服务功能无法予以科学确定,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各类大规模开发行为的禁止或限制到底是为了"防止损害"还是"增进利益"难以界定,生态补偿的一般正当性理论在解释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上存在论证缺陷,难以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提供支撑。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是伴随我国主体功能区划战略的实施而出现的新兴事物,它实质上是土地用途管制下的行政补偿。行政补偿理论、土地发展权理论及特别牺牲理论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依据。     

四川限制开发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及配套政策探讨

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标准,四川限制开发区域划分为农业区和生态地区.农业地区的功能定位是:以提供农产品为首要任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使四川农业地区成为保障全省农产品供应与农业安全的主体区域,而四川生态地区的功能定位则应成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功能区的建设需要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人口政策、环境政策、应对气侯变化政策等7个方面的政策配套.     

基于生态功能区划的哈尔滨市生态旅游分区研究

生态功能区划作为科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手段,是指导产业布局、资源开发的重要依据。本文以哈尔滨市保护类、恢复类、建设类和开发类四类生态功能区为基础,根据四类生态功能区的不同服务功能和产业准入标准对哈尔滨市生态旅游进行分区,有助于推动哈尔滨市旅游与生态保护协调、健康发展。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视角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布局构想

根据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原则,按照主体功能区划分,对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进行合理布局,打造昌九先进制造业产业带、浙赣铁路沿线高新技术产业带、沿江临港生态产业带、环鄱阳湖生态农业产业带、环鄱阳湖生态旅游产业带,促进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生态化,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社会效益不断提高,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新型产业集聚区、城乡协调先行区和江西崛起带动区.     

公平视角下四川民族地区水电开发生态资源有偿使用研究

四川既是我国水电资源富集区,又是我国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态屏障区。在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政策指引下,四川民族地区发展水电产业、建立绿色能源基地,对全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文章以公平理论为指导,从公平视角出发探索包括社会公平、区域公平、代际公平的四川民族地区水电开发生态资源有偿使用之路。提出了建立公平、系统的四川民族地区水电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补偿制度,对建设生态屏障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     

生态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应用——以福建省九地市为例

基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五律协同"论,构建出一套适用于生态城市建设的综合评价模型,选取2015年福建省各地市的相关统计数据,利用线性加权法对福建省生态城市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和分析。为福建省协同提升城市生态化发展水平,提出了健全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机制、提升合作与协同发展能力、发挥地区产业布局与产业经济优势、发挥地区产业布局与产业经济优势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农村生态产业发展机制与政策建议——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

只注重工业和服务业而牺牲农业的发展是畸形的发展,农业可以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之一.浙江宁波通过推进高效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做强做大农业龙头企业、着力扩大农业循环经济等方法不断推进农村生态产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还需要化解制约因素,做到四个结合:即把农业生态产业发展与资源禀赋相结合,把农业生态产业发展与食品安全相结合,把农业生态产业的发展与农业科技相结合,把农业生态产业与加大投入相结合.     

建立民族地区生态资源产业的理论探讨

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宗旨 ,是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促进社会的进步。实践证明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资源开发仍然是我国民族地区的主要经济开发方式。依据生态经济模式 ,建立生态资源产业 ,是促进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关键。本文将从民族地区的特点出发 ,探讨生态资源、生态资源产业的概念 ,并对民族地区建立生态资源产业的调控机制进行设计     

山区乡村产业与生态协同振兴的关键领域及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的振兴,而山区乡村振兴则需依靠产业与生态协同振兴才得以实现.鉴于山区乡村肩负生态环境与(民族)传统文化"双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特殊使命,以及按现阶段山区乡村发展特点因地制宜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多功能发展、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为理论视角,以乡村产业与生态振兴为山区乡村振兴的"两大抓手",稳步推动山区乡村振兴的进程.为此,应以村民全面发展及生活富裕为山区乡村产业与生态协同振兴的目标导向;聚焦推进协同振兴的产业、生态、文化、人才和组织等关键领域;以乡村基层党组织嵌入为引领、以新型村级集体经济为立足点、以合理适度利用乡村资源为必要原则、以"生态+"为特色发展模式,推进山区乡村产业与生态的协同振兴.     

论长三角地区政府预防生态风险的机制完善

长期以来,政府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着"太平盛世""没有风险"的错觉.地区经济发展转型中存在着一定的失误、法律法规还有不健全之处、监管与执行不力所导致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生态风险有着难以被描述或监视的特性等等,这些都是长三角地区政府预防生态风险机制运行障碍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长三角生态一直没有看到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趋势,环境治理必须走出"高速公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旧思路,形成区域一盘棋的生态治理格局.同时,还要实现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等超越各自的局部利益的更为广泛的合作.这就是长三角生态风险预防机制完善的两大突破口.建立和健全政府规避生态风险的预防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区域生态安全合作,建立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二是建立区域内生态经济联系机制;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拓宽生态投资渠道;最后,完善法律法规,意识上和制度上保障风险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