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权利保障的策略

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和城市经营项目的发展以及征地行为不规范、现行征地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等造成耕地大量被占,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失地后,生活、就业、住房等问题难以解决,其结果是:一方面,农民权利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构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为此,应结合国内外经验和做法,采取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依法保障失地农民正当权益、改革土地征用制度等对策,建立起失地农民权利保障体系。     

中国城乡交错区农地转用利益分配格局演进与启示

从集体土地所有权补偿和农民集体成员权退出两个维度剖析中国城乡交错区农地转用利益分配格局的演进过程,发现现行征地补偿水平高于农地农用条件下的土地所有权价值;一定程度上讲,农民已经享有了退出集体的权利。征地制度边际创新的优势在于降低改革阻力,但边际创新一旦抛开地价增值规律,很容易激发地方政府及农民产生土地财政幻觉和地价增值幻觉。长远地看,解决城乡交错区农地转用矛盾与冲突的关键,并非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内涵、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程序等技术环节,需要深刻反思的是土地所有权界定、集体土地用途过度管制等底层制度安排。     

论我国土地征收和征购法律制度的构建

保护耕地不减少以确保粮食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是我国立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着非法批地和违法占地问题,而一些经营性用地搭公共利益便车也在加速造成耕地的不当减少。理论论证与立法实践都清楚地证明:把对非法征收土地的控制只寄希望于对公共利益的明确界定上,这一良好愿望短期很难实现。因此,在完善我国现有征地法律制度的同时,应建立非公利益用地征购制度,这样既能解决商业用地的现实需要,又可以尽可能地控制耕地的不当减少。     

土地征用中农民给付行政基本理论问题探析

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因国家征收而失去土地,面临生存危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长期连续的过程,远非一次性发放有限征地补偿款所能解决的。从政府来讲,必须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给付行政制度,并系统协调其与征地补偿制度的关系,确保行政损失补偿和给付行政两种制度协调发展。建立失地农民给付行政制度应遵循生存考虑、发展、自立自强与补充等基本原则,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作为指挥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充分发挥农民和开发商两个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保护农民和开发商等个体利益,实现公益和私益的双赢。     

明晰土地产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土地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其持续利用是实现人类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土地可持续利用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内容.但是,近些年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普遍滥用土地资源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城市占地规模过大、滥设开发区、违法批地用地等.造成中国土地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产权不清晰:一是国有土地所有者虚位造成各级政府都有权行使所有者权力;二是政府使用土地的收益大于成本造成使用土地资源的机会主义倾向严重;三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使农民无力保护耕地.因此,明晰土地产权是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必须重塑国有土地所有者主体,使土地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分开,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明晰农地的产权主体,真正赋予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只有对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实行变革,才能防止各级政府滥用土地,才能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公共利益原则下的土地征用制度改革

土地征用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基本的前提条件。改革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应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明确征地范围,坚持公共利益原则;制定《土地征用法》;改革补偿安置办法。     

耕地非农化过程中的政府调控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适度的耕地非农化不可避免.在这种趋势下,政府如何有效地调控耕地非农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在分析我国耕地非农化过程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应该从产权确定、完善征地制度以及加强宏观管理三方面进行调控.     

制度失范:一个土地冲突解释的新视角

因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关于土地冲突的缘起,既有的研究可以分为土地财政、 拆迁行为模式、 土地执法管理与生存道义等角度.在与已有解释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失范"概念,认为土地制度在"规则""权力"和"治理"三个层面的"失范"构成了土地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规则层面,土地制度日渐消解其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的公共性构建;在权力层面,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失当成为土地冲突的直接诱因;在治理层面,基层乡村治理机制无法及时回应农民对土地权利实现与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     

土地城镇化流转中政府参与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政府的土地政策虽然一直在改进,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起到了宏观调控的作用,发挥了个人或者集体所无法达到的效果,但是有些地方还是无法适应农民的需求,存在与民争利的现象。在土地流转市场上,政府应该明确公共利益需求,做到土地增值收益要更多地向农民倾斜,让农民有更多地选择权、自主权和参与权,让农民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降低城市经营成本与兼顾农民利益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在征用土地上与农民有着不同的利益及出发点,导致政府与农民在征地问题上产生矛盾。其主要原因是当前土地政策及实施中存在着一些缺陷,被征用土地补偿费用计算不科学,征地补偿费的发放不合理等。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引入市场机制,兼顾政府、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变一次性付征地补偿费为按土地承包期逐年领取(定租);变现金补偿或货币与留用地相结合的补偿方式为多种补偿方式。     

对完善征地补偿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现行征地补偿法律制度中,征地范围超出公共目的,非公益用地存在范围任意扩大;补偿标准低,补偿款项经常拖欠;征地补偿客体欠缺,征地过程缺乏透明度,农民的参与权和救济权受到限制。原因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内涵不清,集体土地产权虚置;集体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尤其是处分权。制度完善的措施包括明确征地补偿的受偿主体,赋予农民完整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并实现补偿标准新的调整。     

近代铁路土地的征购及其实现——以萍乡铁路为例

近代铁路土地的征购,既是关系铁路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关乎地方社会稳定的棘手问题。土地的征购,涉及与地方社会的产权交易。为了获得铁路建设用地,路矿当局联合地方政府,在组织上,拉拢地方士绅组建征地机构,协调与沿线民众的关系,协助土地征购的实现;在交易原则上,尊重民间习惯法,维护民众利益,提高征地价格,吸引民众出让土地;在交易形式上,对个人和共有土地,分别采取收买与兑换的方式实施征购;在善后问题上,妥善安置失业佃农和业主,保持社会稳定。     

农村征地制度改革和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被征用的土地将越来越多,而我国目前征地制度存在很多问题:法律规定不完备,征地规模过大,侵害失地农民权益等等。改革征地制度、保护耕地、维护失地农民的权益,已经成为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农村建设用地征收中的收益分配与效率损失研究——兼评反对自由流转观点

城市建设用地紧张和中央政府对农用地的严格管控,使得征收农村建设用地成为地方政府获得增量土地的主要方式.现有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赋予地方政府垄断征收权和城市一级市场的垄断供给权,被征地农户因此只能获得较少的补偿,而城市土地使用者则要支付更高的土地出让价格.现有的制度安排降低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也减缓了农村建设用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速度,更不利于推进中国城镇化建设.政府只要做好土地用途规划、 加强使用过程监管、 维护好土地市场良好秩序,农村建设用地自由流转后不仅不会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而且能够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增加包括农民在内的全社会福利水平.     

又是一年春风吹--辽宁省农村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

2004年,中国政府采取了支农强农的重大措施: 首次对种粮的农民实行普遍的直接补贴:首次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首次在全国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首次制定并实施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规划;首次明确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清欠农民工工资和征地补偿款。     

农民劳动就业权益的缺失及保障

农民劳动就业权益,指农民在劳动就业方面应享有的权力和利益。目前农民劳动就业权益的缺失已成为普遍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农业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的;有土地产权和土地流转机制方面的;有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有政府行为和农民自身方面的。为保障农民劳动就业的权益,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国家政权建设与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变迁(1911-1935)

本文从国家政权建设视角探讨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的变迁。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通过政权更迭取得了承袭公有土地的合法性,并用法律规章明确划分出官产,以区别于私有产权。广州市政厅成立后,为了明确省、市政府在税收中的权限范围,提出“市产”之名,在市区范围的公有和共有性质的产业随之都被纳入“市产”的范围。通过铺底登记,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实现了对双重产权的管理。最后,政府通过设立土地局进行土地登记,以实现私有土地的产权确认,进而征收土地税。至此,现代国家政府与民众在土地事务上重新确立了契约关系,城市土地产权管理体系初步确立。     

农地征收中的财产和福利

从20世纪90年代起,被征地农民社会生活保障制度由点到面、从地方到中央,成为当下中国财产征收补偿制度中独具特色的制度安排.之所以会出现被征地农民社会生活保障制度,乃是由当下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所决定.但是,这样的制度并不是农地征收补偿的合理补偿机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无论是从效果还是制度的正当性,社会保障都无法担当起对被征收的财产进行补偿的重任,相反,还会弱化对农地的保护.解决征收补偿难题的关键,在于以市场的价值对被征收的土地进行补偿,从而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博弈论视角下的交通建设征地拆迁利益透视——基于广东H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对交通建设征地拆迁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各方利益主体参与利益博弈的基础,政府是基于其行政权,企业是基于其财权,村集体组织是基于其土地所有权,被征地拆迁农民是基于其土地使用权,探讨了征地拆迁各方利益主体形成利益关联体的过程,在这一关联体中充满了利益的统一和分歧,以期建立一整套长效机制解决因交通建设征地拆迁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两起征地案例的启示

基于对广西两个征地案例的研究,本文发现,农民维权抗争的实践逻辑,不能用现有的“日常反抗”、“法权抗争”和“规则模式”框架来解释。当地农民维权活动的一般性特征可称之为“理法抗争”,其行为理据、策略选择和目标制定都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具体表现为：对被征土地的“待价而沽”、积极运用“拖”的抗争策略、在集体行动中并用“理”与“法”的行动策略,不使事态失控,不与地方政府交恶。农民的“理法”抗争,既根植于乡土社会,也因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转变而导致的国家对稳定的刚性需求、地方追求经济绩效和维稳工作实践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促使农民在与地方政府争取拥有平等对话主体资质的抗争过程中形成某种“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