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释

先秦文献中,《禹贡》九州独有梁州,《尔雅》独有营州,《周礼·职方氏》独有并州,《容成氏》九州不同于任何传世文献,而较接近《职方氏》,简文九州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其南、北、西三方边地的四州与传世文献较为相合,而处于黄淮平原及山东半岛的五州则与传世文献差别较大。《容成氏》九州约形成于两周之际或春秋前期。     

《天问》简帛释证

运用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取上世纪以来大量出土的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释证《天问》原文及王逸章句。主要研究有：一、字义的释证，如利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郭店楚简》释证出“昆仑悬圃，其尻安在”，一句中的“尻”应作“居”讲，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作“尾闾”讲；二、文献的相互印证，如利用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有关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内容，与《天问》中的有关内容相互印证；三、文义的释证，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引书》对“受寿永多，夫何久长”一句的释证。     

“禹画九州”传说流变析论

传世文献《诗经》与出土文献《遂公盨》《叔夷钟》互证显现，“禹画九州”的传说自西周时代即已流行，而早在商代，就有以某一地方为中心或者坐标，将人们所能认识的区域延伸出去的成熟观念。“州”本义为水中小丘，“九州”本义极言其多，从西周到战国，“禹画九州”传说经历了“州”的空间范围被巨量扩展，“九”成为实指；禹平水土的足迹被一层层铺陈演绎地流变。流变是随着禹之子孙的迁徙流动，后人将自己生活空间拓展和地理知识提升的结果一层层附会至禹的身上造成的。     

九州是指哪些地方

九州是指哪些地方“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在民歌、民谣中常有九州之说，那么九州到底是指哪些地方呢？据《禹贡》记载，夏朝时的九州是冀州、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周官》和《逸周书·职方篇》记载，西周时，多了幽州、并州，而...     

从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容成氏》看夏商史迹

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容成氏》,是近年来所出战国楚简中性质较为特殊的一种。其中包含大量与上古历史传说相关的重要信息,值得研究者关注。本文根据简文记载,并结合传世文献的有关内容,就其中所涉夏商史迹的部分内容,略加疏证,并就某些要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禹与九州”诸问题辨析

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在《禹贡》等文献所记"九州"名称具体化之前,"九州"的地域范围基本指的就是先秦文献所说的"有夏之居",且"夏后"为"九州"的对音,由此可见,"禹画为九州"的传说应当略有一些较为可信的历史素材和依据,并非为周代人的凭空杜撰。再依据文献记载和田野考古资料进行考证得知,夏族早期活动中心位于河南嵩山南北,从而对姜亮夫先生早年阐发的"冀州即九州"说提出重大质疑。战国时期《禹贡》《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等文献中名称具体化的"九州"是以战国时期存在的几个大国、古国为基础,其和"禹画九州"的传说毫不相涉。关于"九州"的讨论,众多学者往往受前期研究的影响,先入为主进而得出结论,这种"走出疑古时代"错误理论误导下的盲目信古、复古,必然给中国古史研究造成一系列新的混乱,极不利于"禹画九州"传说之后诸多真实历史信息的科学揭发。     

《周易时论合编》的作者问题

本文根据《周易时论合编》本身所含材料及其他文献,证明《周易时论合编》一书为方孔、方以智父子二人合著,并且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由方以智的《图象几表》与方孔的《周易时论》拼合而成,事实上,全书自始至终都是方氏父子合著     

近代中日史学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辨析——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

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展开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证,二者在主要证据、结论、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上有明显差异。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价值,顾颉刚则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白鸟库吉的考证只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完全忽视地理性因素,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相对独立,没有较强的结论指向性。     

巫祀文献:商代之《书》篇及其性质述议

商代《书》类文献的性质可以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来讨论。就传世《商书》来看，其历史背景与主题同“殷革夏命”相关涉者居多。就《国语》《左传》所载，春秋时期《商书》已多见征引，则《商书》类部分篇章的主体部分当在西周时期已经有其蓝本，而其中晚出的痕迹则为流传改移所致。可以说，传世《商书》篇章中存古与改移处兼而有之。卜辞中之上帝，非至上神。商代的祖先崇拜实际上比上帝信仰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而祖灵同自然神灵之间又可相互转化，比较趋近于万物有灵的巫术理论。这些特点意味着我们不能径直称当时的典册为宗教文献。由卜辞所示，“册”“典”实为商代巫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使用者的角度看，属于巫典；就其职能而言，又属于祀典；总体上可以称之为巫祀文献。商末记事类刻辞和铭文的出现，展示了商末理性之光的萌芽；商代末期，巫祀文献中的理性因素有所凸显，同殷周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山海经》的性质与成书

《山海经》是一部先有图册,后有文字的著作。商周时代的职方氏是《山海经图册》最早的绘制者,训方氏则是《山海经》释图性文字的最早著作者。从最初的来源、作用乃至具体的文字结构上看,《山海经》应该是一部由宫廷传播开来的具有地理性质的释图类著作。《山海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它大致属于先秦古籍。《山海经》所载大多为先秦时期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掌故或对天下地理的普遍认识,其中多有对于出铁之山的记载,同时充斥着大量的神仙方术、长生不死等思想,因此,《山海经》既非成书于夏代,也非秦汉以后的著作,其大致当是产生于商周至于春秋、战国时代。     

《通雅》价值探论

《通雅》在训诂学上,重倡“因声求义”,并有很好的实践。方法论上,眼光独到,超过前人甚至乾嘉学者,训诂理念亦与乾嘉学者相近。在音韵学上,方氏有明确的语音史观,于上古音、中古音均有研究。在词汇学上,方氏不但重视方言俗语,还确立了“词”的观念,而且方氏用考释法来研究汉语词汇。总之,《通雅》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学界对其评价甚高而研究甚少,这与其价值极不相称,当引起学界重视。     

《老子》校读举例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发现以后，人们对传世本《老子》文本产生了更多的怀疑。事实上，北大简本未必处处皆是，传世本也未必来得更晚。而更有甚者，即使二本乃至各本都没有异文之处，也不证明没有错误。问题的关键，首先是要对原文有正确的解读。传世本《老子》上、下经之各第一章，就是很好的例证。     

志学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一、最早的方志与志学思想 我国的方志的萌芽,当早在三千年前。《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杜注: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皆古书名”,孔颖达疏引《尚书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此春秋时期尚能见到的“九丘”,“丘、州”声近,疑即是后来传世的《禹贡》九州之书。古代对于方志,是很重视的,不只著于竹帛,甚至铸在铜鼎上,而且有所论     

清 华 简 《尹 诰》 献 疑

对清华简《尹诰》提出五项质疑:(一)与传世本《礼记·缁衣》所引《尹诰》文义不合太甚;(二)称呼混乱;(三)叙事内容与《尚书·汤誓》互相冲突;(四)"金玉"连用不应出于夏商之际;(五)与传世文献多有雷同,且夹杂后世语言。     

上海楚简《诗经》篇名的正字问题

上海楚简《孔子诗论》中的《诗经》篇名用字与《诗经》通行本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对《裳裳者华》等篇名的分析,指出通行本《诗经》的有关篇名用字为正字。在出土文献的整理中不宜轻易改动传世文献。     

《离骚》“三后”考辨

针对《楚辞·离骚》中有“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一句,采用了文献分析与史料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传世的文献和出土的文献两方面的证据．结果表明：“三后”是指楚国的三位先王,即老童、祝融、鬻熊,与三黄五帝或者三代的三位君主无关。     

《诗经》所载典礼仪式乐章考论

《诗经》中的典礼仪式乐歌 ,一指祭祖仪式乐歌 ,二指应用于燕乐、乡乐、大射诸礼中的乐歌。本文依据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诸种乐歌形态做了细致的分析 ,认为《诗经》的编排明显受到典礼仪式的影响 ,诗乐礼有先后之别而统一于仪式之中 ,典礼仪式具有宗教、伦理和艺术表现诸种功能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杂识

上海博物馆藏竹书《民之父母》篇中的“勿”应该读作“物”，从“言”从“午”从“又”的字应该释为“语”。论文还就《容成氏》篇的“密”字与古文字“审”进行形体上的比较分析，以期避免因二字字形相近而产生误识。     

由《说苑》引《诗》和上博简《孔子诗论》再看孔子诗学

为了重新认识孔子诗学理论,将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说苑》对比分析。分析认为,《说苑》引《诗》内容与传统理解中的孔子诗学理论相和,而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的解读虽然有其实用性、功利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从诗本身的意旨出发,揭示诗的文学艺术特质和诗人自身的情感抒发。从《孔子诗论》到《说苑》引《诗》,诗的教育功能与诗的艺术功能并重发展为偏重于对诗的教育功能阐发,对《诗》解释路径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     

安大简《诗经》的异序问题——兼论先秦文献文本的非稳定性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在风部次序、篇目次序、风部命名和章次顺序等方面，与传世文献如毛诗相比，出现了较多的文本差异。除二南文本状态相对稳定外，其余风部在次序、命名及所含篇目次序等方面皆有不同，尤其是在简本现存57首作品中，有17首出现了章次互异现象。一定程度上，这些互异现象可以修正我们对毛诗的惯常解读。同时，在《秦风·无衣》篇还出现了逸句“赠子以组，明月将逝”,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解析这些差异现象，不但可以丰富我们对《诗经》国风部分的认知，而且还可对安大简《诗经》的文献学价值做出合理而恰当的判断，同时又为进一步明晰先秦时期文献流传的非稳定状态提供了有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