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背景下夫妻资源对农村女性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基于巢湖市居巢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对安徽居巢农村居民调查获得的数据,分析了外出务工背景下的夫妻资源对女性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出妇女比未外出妇女对丈夫分担家务的家务分工期望更高,且女性本人的收入和教育程度对家务分工期望有显著影响。外出务工经历与夫妻资源的交互作用表明,随着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约束作用减弱,外出务工经历增强外出妇女的夫妻教育资源对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效应,外出务工经历没有增强外出妇女的收入资源对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效应。     

家庭与市场：中国农村的非农就业模式探究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模式。随着农户家庭在集体农业的解体后成为重要的生产主体,部分农民从家庭农业中疏离而成为工薪阶层或者进入增长中的私营经济部门。本文的第一个模型采用logistic回归在个人层面估测已婚男性和女性在农业或者非农经济部门中就业的机会,第二个模型则探究在夫妇层面选择四种就业模式的可能性：夫妇双方,夫妇中的一方（丈夫或妻子）,或者没有任何一方从事非农职业。两个模型支持了教育水平对非农就业机会的正面作用。妇女的就业方式对于祖父母的支持效应和子女的付出效应更为敏感,但祖父母所起的作用受到本身年龄的制约。同时,男性的就业优势对家庭在职业上的性别分工并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模型结果也表明,家庭就业模式的形成是和市场层面的因素,如村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特征和劳动力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另外,东部和中部地区在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方面,相对于西部地区具备了一定的优势条件。     

工作权威层的性别差距及影响因素——监管权威的视角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09年的测试调查数据,分析了目前中国工作权威层性别差距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体制外工作权威层的性别差距要大于体制内;在控制人力资本变量的情况下,工作权威层的性别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提升;承担家庭责任是影响女性拥有工作权威的重要因素。     

转型社会下的多重复合性风险——三城市公众风险感知状况的调查分析

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公众的主观风险感知呈现地区差异和多重复合等特点,三重复合-高度不确定性风险、两重复合-中度不确定性风险和单重-低度不确定性风险三种结构的社会风险共存。研究发现,公众普遍对低不确定性的单重风险感知最高,对高不确定性的三重风险感知最低;教育水平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对高不确定性三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底层社会群体则对低不确定性单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从公众在三种感知结构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公众的风险感知包含了对转型社会多重风险并存、交互影响和交互作用的认识,即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风险投射。     

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年7省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既表现出对城市定居的向往,又呈现出一种矛盾和模糊性的心理状态。相对于人力资本而言,家庭因素、社会支持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加明显。农民工的定居决策主要受市场性、文化心理性和制度性三类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性因素正在成为显在的主因,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已经有所下降,但市场因素的根源仍然来自于制度性因素。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

本文结合制度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把阶级带回来”的观点。根据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在经验层面展示了其较之于其他分类法的优越性。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差序格局下的宗教信仰和信任——基于中国十城市的经验数据

目前学界对宗教与信任关系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基于中国1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分析了宗教信仰对社会化信任、一般化信任和差序格局结构中不同半径群体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宗教对信任尤其是社会化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宗教对信任的影响随着差序格局半径的增加而增加;3.宗教对信任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信仰效应而非组织效应,此发现部分解释了宗教与信任关系研究结论的矛盾性。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乡村中学生基督徒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基于甘肃W村的田野调查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一个基督徒较为集中的村庄的田野研究, 探讨了乡村中学生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同时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和科学文化而经历的文化冲突和由此引发的文化适应问题。研究发现,宗教风俗的冲突给中学生基督徒带来的文化冲突较为普遍,不过,中国人集体主义取向的应对模式,“人情”大于“神情”的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解这些冲突;对中学生基督徒来说,初中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学校主导的科学知识得到更多的认可,对宗教知识产生了疑问,随之信仰产生了分化。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对《南方周末》（1998～2007）汽车广告内容的分析

今日中国,拥有汽车已成为大多数城市家庭幸福生活的一种理想。在“汽车梦”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作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汽车广告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本文以《南方周末》（1998～2007）为例,对近十年的汽车广告内容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个体享乐性想象认同”和“社会参照性成功认同”是汽车广告用来建构“汽车梦”的两个重要的“认同策略”,其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汽车广告中的“功用策略”,对广告内容分析的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文章最后对“汽车梦”为什么在近十年得到极力建构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探讨,并对其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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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利用一项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问题。与以往基于“消费者行为研究”框架而采取“个体决策行为模型”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发展一个“社会行动模型”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个体在“风险社会”中面对一项新技术时的决策行动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下降;传统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决策行为是基于有限知识基础上的“有限理性选择”,大众媒体的影响、对“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城镇化背景下的家庭农业与乡土社会——对内蒙赤峰市农业经营形式的案例研究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农业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只有老人和妇女留守农村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将如何转型,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服务将如何实现?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无疑会促进农业生产服务的规模化,而规模化服务并不以土地的集中和小农经济的消亡为前提。乡土社会网络降低了农业规模化服务过程中的组织成本,在农村乡土社会面貌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生产服务的规模化,从而建立了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流动：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现代化的动力——基于中西部五省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5年初在中西部五省所展开的调查，本文主要探讨了农民大批进城工作的流动经历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的影响。分析发现：这种经历有助于推动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的现代化。而且，不同的流动经历所产生的这种影响的大小又有一定的区别。此外，流动这一单一因素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现代化转变的影响又是有限的，要完全实现这种转变还取决于其他多种因素。